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價值觀與20世紀中國文學運動之間錯綜複雜的結盟關係，我個人始終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曆史必然性。如果我們從時間概念的角度來做一分析，1926年前後，中國新文學運動出現了一種帶有普遍性質的嬗變，十分值得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與深刻思考：當時那些具有時代象征意義的新文學代表性作家，他們在逐步放棄了先前的思想信仰並開始自我深刻反省時，幾乎都對文學崇高而神聖的思想啟蒙使命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十分明顯的"五四"精神自我矛盾的思想裂變現象）。與此同時，在急功近利傳統文化觀念的支配之下，他們對於文學本質與功能的認知態度，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非理性的情感偏執--即：從文學"決定論"走向了文學"無用論"。比如，一向被研究者所認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後，仍然堅定地廝守著人文主義啟蒙精神的文學巨人魯迅，此時卻主動放棄了對文學創作的原有激情（事實已經證明，1926年以後，魯迅基本上脫離了文學創作的具體實踐，其主要精力基本轉向了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鬥爭），憤然發力向社會大聲疾呼道："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隻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又如，先前一直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井一再聲明將藝術視為是生命惟一的郭沫若，此時也逃離了象牙之塔的藝術宮殿（無獨有偶，郭沫若也是從這個時候起終止了他對繆斯的青睞，目的明確地加入了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政治鬥爭。他40年代的曆史劇創作，也多是出自於政治鬥爭的實際需要，而並非是出自於真正自覺的藝術追求），並公開改變了以前對於文學的神聖信念，他斬釘截鐵地認為："要解決人類的痛苦，那不是姑息的手段可以成功的。"使用文學的方式根本不可能發生任何效率，最終隻能"用武力來從事解決"。眾所周知，魯迅與郭沫若的人生觀和藝術觀，一直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但是到1926年前後，他們對於文學功用的認識以及對於中國社會前途命運的思考，卻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應該說，他們對於文學自主意識的全然放棄，是因為他們已清醒地意識到了文學缺乏改造社會現實的直接效應。而他們對於政治革命和武力崇拜的自覺認同，則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反映出了他們對於"五四"人文主義啟蒙精神的潛在否定。在這一特定的曆史時期裏，幾乎"五四"新文學的所有重要作家，都朦朦朧朧地意識到了"無產階級"這一新生社會政治力量的出現與存在，他們在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具體實例的感召下，紛紛由衷地表達了自己對於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理解和向往。不僅魯迅與郭沫若反複地在他們的文章裏闡述了見解相同的上述觀念，茅盾也在此時對"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主張發生了質疑，他強調"在我們這時代，中產階級快要走完了他們的曆史的路程，新鮮的無產階級精神將開辟一個新時代，我們的文學者應該認明了他們的新使命，好好地負荷起來。"而詩人氣質頗濃、個性意識極強的鬱達夫，雖然對中國社會現狀大為不滿，但他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預測則更為大膽而直率："我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抬頭，是絕對承認的。所以將來的天下，是無產階級的天下，將來的文學，也必然是無產階級的文學。"無論以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理解程度如何，但是他們所自覺萌生的這種內在思想情感的傾向性，其本身就已經向世人表明了他們有對此深表認同的主觀要求。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魯迅、郭沫若、茅盾、鬱達夫等人在"五四"中國文壇上，客觀存在著一種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和精神號召力。他們思想的急劇變化，必然會波及到整個新文學陣營，井使之迅速轉變成為一種新文學作家的社會群體行為。否則僅僅憑著"創造社"與"太陽社"的幾個熱血青年，運用從國外販來的一些抽象理論概念在那裏盡情地加以鼓吹，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決不可能"自此就成了中國文學的主潮"。對此我們不必加以懷疑。
第五章 新文學作家思想轉型的曆史必然性 第一節嬗變前夜的躁動：後“五四“時期作家思想的抽樣分析（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