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文學作家思想轉型的曆史必然性 第一節嬗變前夜的躁動：後“五四“時期作家思想的抽樣分析
談到"五四"新文學作家思想的集體"左"轉，首先我們應該充分注意到他們的這種社會行為，並不是由外界壓力的驅使所造成的，而是由他們內在的思想動因所引發的。換一種說法，"五四"新文學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本身就客觀存在著一種思想"左"轉的潛在動能。
從曆史發展的宏觀角度來加以分析，晚清與"五四"時期的文學變革運動受西方現代人文精神的影響，在其逐漸地走出了古典主義的愚昧時代之後，都明確地表現出了啟迪民眾覺悟、傳播西方思想的高度社會使命感。中國近現代作家這種主觀上的思想傾向性，無疑是有所寄托的，他們是希望能夠像西方社會的現代轉型期那樣，以文化啟蒙的軟性浸透方式去開啟中國人的現代意識。隻要我們稍加回顧一下"五四"前後中國文壇上思想解放與個性解放社會呼聲的熱烈高漲，就不難發現中國作家無論是鍾情於何種表現風格或何種表現形式，他們的價值追求和精神渴望卻都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即：對於傳統文化群體理性意識的深刻反省，以及對於西方人的主體性價值觀的強烈認同。所以，從晚清文學改良運動"呼喚國魂開通民智"、"欲新一國之民"的文學主張，到"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以為必須'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的創作宗旨，其實際上所產生出來的客觀社會效果，也是思想文化方麵的意義明顯要大於文學本體方麵的意義。當然我們並不否認，無論是晚清的文學改良運動還是"五四"的新文學思潮，它們對於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啟動和新文學初期創作的繁榮，的確都曾做出過不可磨滅的巨大的曆史貢獻。
但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由於對思想文化啟蒙長期性的認識不足，"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與新的思想文化運動，都沒有延續多長時間便淪為沉寂，啟蒙者反抗叛逆的時代呐喊，也隨之轉變為悲憤淒涼的痛苦呻吟。為什麼中國新文化與新文學的思想啟蒙運動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便出現這種大起大落極不穩定的社會躁動現象呢？追根溯源，是因為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缺少一個像西方文藝複興運動那樣長達五百年之久的思想過渡期。再加上中國人急功近利的文化傳統的內在影響，錯誤地將思想啟蒙與社會革命混為一談，所以麵對苦難深重黑暗依舊的中國社會現狀，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還是"五四"新文學精英群體，他們很快便對自己所曾經信仰過的、以個性解放思想為核心內容的西方現代人文主義價值觀產生了懷疑與動搖。經曆了兩次思想啟蒙運動的魯迅，後來在總結"五四"文學革命失敗的曆史原因時，便以一個親曆者的身份，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當時內心的真實感受。他說："那時覺醒起來的知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即使尋找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卻更分明地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卻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隻剩下一片茫茫白地，於是隻好在風塵閎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他們的箜篌了。"對於魯迅的這段話，研究者多有引用且各有心解。但我個人則認為，魯迅這段頗為淒楚蒼涼的敘述話語中的"歌唱"，意思當然是指新文學創作中所反映出來的人文主義啟蒙意識，而"聽者"自然就是指思想愚昧不思醒悟的落後國民群體。當"五四"新文學的啟蒙主義並沒有取得原先主觀預想的實際效果時，放下"箜篌"也就暗示著新文學作家對其最初所選擇的西方人文主義價值理念的絕望和放棄。這決不是刻意的曲解或誇大其詞。"五四"新文學後期的創作實踐，已經十分明確地表現出了這種思想傾向性。比如魯迅的《彷徨》和《野草》、郭沫若的《星空》、聞一多的《死水》、葉聖陶的《倪煥之》、茅盾的《蝕》和《虹》、丁玲的《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男女主人公麵對苦難的現實人生所表現出來的困惑與焦慮，已不僅僅是新文學作家對於當時社會上所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精神苦悶的一種藝術描述，而是新文學作家群體借助並通過自己筆下所創造的藝術形象，真實而生動地展示他們本人靈魂深處內在的思想矛盾和情感磨難。誠如"五四"新文學另一位巨子郭沫若在其狂熱激情嚴重受挫後所哀鳴的那樣："我們內部的要求和外部的條件不能一致，我們失卻了路標。"從堅定地信仰西方人文主義的啟蒙精神到"失卻了路標"，"五四"知識分子精英群體思想理念的極不穩定性，就其本質意義而言，實際上已向社會發出了新文學價值觀正麵臨著重新選擇的暗示信號。由於受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政治一體化曆史進程的內在邏輯關係所規定，隨著席卷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迅猛崛起與發展，必然會導致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價值觀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全方位介入。而這種全新價值觀的及時介入，無疑是成功地拯救了當時正處在停滯狀態並失去了前進方向的新文學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