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幹瘦的身體和腸胃個人主義的嘔吐特征有著極大的內在關聯。 由於嘔吐，吃下的東西隻有很少的一部分化作了營養以供他的動作所 驅遣（比如魯迅的本地語調最終和傳統語調有了某種同一性就是明顯 證據）；但在他做出的所有動作中，嘔吐本身卻占據了絕大半。最終的 結局是尷尬的：嘔吐本身導致了新的饑餓，需要新的“拿來”——既 然本土的食品已根本不可食用，而嘔吐導致了新一輪的嘔吐。我不知 道魯迅在怎樣忍受這一連串充滿腥味的動作帶來的痛苦，而詳細描摹 忍受和嘔吐的過程也不是本人的本事所能及；但魯迅的文字作為嘔吐 物組成的龐大建築群卻給了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嘔吐的凝固形式，隻要 我們走進去，就能看見它、聽見它。
魯迅的嘔吐是相當深刻的，因為嘔吐把他的痛苦、絕望、憤怒給 全部捎帶出來了，也將腸胃的拿來主義重新進行了論證。如果最初提 出腸胃的拿來主義隻是作為對解決倫理主義的躲閃性和痛苦的可能方 案的“大膽假設”，嘔吐毋寧就是對它的“小心求證”了。小心求證的 最終結果是：拿來主義是不可能的。不僅中國的腸胃已經集體性地虛 弱到了不能承受外來食品的程度，腸胃的個人主義也不能成為通達它 的道路。魯迅的深刻就在這裏，他為未來的中國從腸胃（不管它是一 個詞根還是物態意義上的東西）的角度算了一卦：時至今日，我們真 的有拿來豐義嗎？我們真的已經擁有了一副野蠻的胃口？魯迅肯定預 見到了，這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無法回答好的問題，也是直到今天我 們必須要麵對和解決的巨大問題。一方麵，沒有腸胃的拿來主義，我 們的身體和思想肯定會過度虛弱；另一方麵，有了拿來主義就肯定不 會虛弱了嗎？
尾聲 我不說他想聽的
我們的確可以為魯迅給出許多不同的身份，他是如此複雜以至於 我們不得不這樣做：黑暗隱士、無物之陣上的戰士、病夫、懷疑主義 分子、人間偉人、罵人者、虛無主義者、絕望者、斜視者、瞪眼者、腸 胃問題的研究者、為白天施割禮者、次生生活的持有者、漂泊者、踹 擊者、空白時光的艱苦填充者、各種比喻性人生理論的背叛者、各種 小矮人的抨擊者、流水賬的記錄者、掙紮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它 們都是魯迅，但它們都不單獨構成魯迅。每一種身份都遵循著自己的 行進路線，都有自己確定的方向；所到之處，每一種身份也都留下了 各自的遺跡和嘔吐物。無論魯迅以何種身份、何種方式，也無論他到 達什麼地方，都有無數的瘋狗歡迎他的到來；而在他離開時，也有無 數的看門狗狂吠著歡送他——猶如法國的小偷作家熱內曾經遇到過的 情形。種種不同的身份穿過了重重迷霧，在灰暗、曲折的迷宮甚至是 找不到敵手的無物之陣上突破了各種各樣的圍追堵截後，終於在距離 迷宮和無物之陣五英尺的野地上相遇了：身份和身份彙聚在一起，方 向和方向相逢、問好和點頭。它們互相從對方身上看見了自己的麵孔， 認出了自己的血液，發現了支撐它們跳動的同一顆心髒和那些不同的 原因。
身份與身份以及方向與方向的彙聚和相逢最終給了魯迅失敗者的 身份。失敗者是魯迅在空無的時空中通過自己的行動對自己各種可能 的身份的精辟總結——當然也是迫不得已的、辛酸的和值得人們感慨 與同情的總結——仿佛魯迅的所有身份都在等待著這一定型，盡管失 敗者肯定不是魯迅最終想要的身份。林語堂說過，中國人一提到大名 鼎鼎的蘇東坡都禁不住要會心一笑。（林語堂《蘇東坡傳》）現在我們 也可以說，中國的讀書人一提到魯迅都會心情沉重。從終極意義上看， 蘇東坡也稱得上是一個失敗者，但他的失敗者身份和魯迅的並不相同。 這取決於失敗被看到的方式，魯迅的失敗被看到的方式和別的失敗者 遇到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蘇東坡在慘遭政治打擊和多次被流放的漫長旅途中處處題壁留詩， 他把整個旅途用於審美、抒發感慨，並在強作歡顏中預支了人生的終 點和大限。他用一種寬厚的、樂觀的心態對待失敗，最終將自己的失 敗視作成功。在逝世前不久（那時他還在流放的途中）．蘇東坡還以略 帶興離采烈或自嘲的語氣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 三個地方正是蘇軾的流放地，並且一次比一次更遠。事實上，也正是 通過這種方式，蘇軾的失敗被我們如此這般地看見了。他給我們留下 了“會心一笑”。魯迅也多次遭到了流放，但他的流放從最根本的角度 看和政治權力無幹，而是他的懷疑主義癖好使得他在各種身份、各種 主義和信仰之間進行自我放逐。紹興、南京、東京、北京、廈門、廣 州、上海是魯迅自我放逐的漂泊地，個人主義、進化論、對人民大眾 的信仰等是魯迅在長期的流放途中暫時的歇腳地和“悅來客棧”。在流 放過程中，他戰鬥著，也對各種價值和信仰進行了習慣性地“背叛”。 到頭來，他卻沒有蘇東坡那種強打精神的樂觀。蘇東坡說：“誰道人間 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魯迅則說：“一個也不 寬恕。”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流放和漂泊命運的總結。而我們也 正足從這種隱秘的方式中“看到”了魯迅的失敗和他的失敗者身份。
“一個也不寬恕”是魯迅留下的沉痛遺言，它表明了魯迅是在絕對 的悲觀、痛苦和兩手空空之際含恨離開人世的。和許多別的人的意見 相反，我更傾向於桕信，“一個也不寬恕”與其說表明了無物之陣上的 偉大戰士的偉大戰鬥成果，毋寧說透露了“這樣一個戰士”從長年的 征戰中獲得的對戰鬥的廣泛虛無感和失落感。因為“～個也不寬恕”標 識了戰鬥對象的極度無聊。卡爾·克勞斯說：“我和我的公眾彼此都十 分理解：它聽不見我說的，我不說它想聽見的。”“一個也不寬恕”也 有這樣的麵孔，無法被魯迅饒恕的對象根本就不在乎魯迅寬恕不寬恕 他們。事情的殘酷、悲哀甚至可笑就在這裏，在習慣性地對信仰的“背 叛”中，懷疑主義者魯迅最終絕望地發現，臨死前他能抓住的惟—— 根救命稻草就是堅決不寬恕。從終極的意義上看，一個也不寬恕有著 強烈色厲內荏的性質，在看似的有力中透露出的恰好是虛弱；也正是 從這裏，魯迅對自己的失敗者身份和失敗本身進行了確認。因為常識 告訴我們，一個成功者是不會含恨離開人世的，魯迅的失敗者身份也 可以幾經轉換被我們以如此這般的方式所看到。
魯迅的失敗和卡夫卡的失敗有著某種可比性。如果說卡夫卡終其 …生都在向一個更高的法庭投遞有關自己無罪的辯護狀，魯迅的一生 則都在尋找自己可以立足的信仰帳篷如果說卡夫卡因為膽小和缺乏 耐心，最終以自辯失敗而結束，魯迅則是通過對戰鬥和批判的嗜好， 一次次拋棄到手的信仰，以最後兩手空空而告終（“一個也不寬恕”除 外）；如果說失敗者卡夫卡最後恐怖到了隻有鑽進地洞的程度，魯迅 最終則是絕望到了一個也不寬恕的嚴重地步。如果卡夫卡的哲學就是 失敗哲學，因為失敗在他那裏早已是既成事實，他是那種一開始就看 見了自己終點的人，他的一生不過是在證明自己對終點的假定和預 設；魯迅的哲學其實是關於成功的哲學，因為他的目的是要在一邊努 力有趣地填充空白人生，一邊還要努力地改造國民性，以被“曆史”和 “意義”所挑選與追認。他渴望成功，他對自己命運的失敗大限是逐步 覺察和慢慢承認與體認的，但魯迅對自己失敗者身份的承認始終有著 含糊其辭的一麵。這同樣也由“一個也不寬恕”這樣的句式和這樣的 句式中包含的強烈語調給表達出來了。
有趣的是，魯迅的失敗是以他在人們（尤其是小魯迅們）眼中的 成功來最終達成的。多年來，無論是哪種形式的魯迅研究，最後基本 上都把魯迅塑造成r一個成功者。這裏的偏差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魯 迅的失敗是全方位的。作為一個普通人，他在填充空白歲月的過程中 時時都充滿了痛苦和絕望一魯迅之所以接受叔本華和尼采的痛苦的、 悲觀的個人主義，而不是像五四一代（比如胡適）那樣去接受文藝複 興時期樂觀的人本個人主義，原因是深刻的。在對信仰的追逐中，他 是一個屢教不改的“叛變”分子；他的最大理想是改變國民性，可是 國民性並沒有因為有了他而產生絲毫改變。最明顯的例證：文化大革 命中，盡管魯迅的著作和“毛選”幾乎有著相等的神聖地位，但魯迅 的批判鋒芒和個人主義對整個文革如果不說有推波助瀾的“功績”（即 使有，責任也不在他），起碼也沒有減輕一點文革的殘酷性。他並沒有 讓文革中人懂得什麼叫獨立思考、什麼叫有尊嚴的個人、什麼叫特立 獨行和真正的革命——種魯迅式的革命。這意味著，失敗的魯迅在 死後繼續在失敗。他有著天才般的文學創造能力——這至少有《野草》 作證，但他並沒有留下多少像樣的作品，其大量文字隻是時過境遷之 後讀來讓人不大舒服的雜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抵抗這種廣泛的失敗感，為了緩衝這種 失敗感給他帶來的痛苦，魯迅被迫發明了對他自己有效的“闡釋學循 環”。仰仗它，魯迅令人辛酸地不斷模糊自己痛苦、失敗的原因與結果 的界限，為的是給自己找到一個出氣的閥門。對於像魯迅這樣始終清 醒的人，正如我們看到的，“闡釋學循環”並沒有多少實際用處。
盡管失敗是人類的根本主題——因為從終極的意義上看這個世界 並不存在什麼成功者，但我們中國人從來都不習慣談論失敗，也從來 沒有人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為弱者和失敗者發明一種安慰性的有關失 敗的哲學。我們隻有關於成功的哲學、強人的哲學，盡管每一個有智 力的清醒之士都知道成功從來就是虛妄。魯迅也說過，我們從來就沒 有為失敗者鼓掌的習慣，我們如花的掌聲總是獻給那些虛擬的勝利者 的——不管這個勝利者以怎樣的方式取得了“勝利”。而我們之所以大 力歌頌魯迅，不正是把他也當成勝利者了嗎？為此，眾多的小魯迅們 挖空心思發明了一種特殊的辯證法：即使麵對失敗，他們也有本事本 著一分為二的基本原則把它轉渡為成功。魯迅享受到的正是這種待遇， 雖然他早已通過阿Q的精神勝利法批判過這一劣根性。魯迅的看法並 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即使是應用於魯迅本人。
魯迅的深刻和魯迅最吸引人的地方，並不僅僅是他那些極少數的 優秀作品，更在於他對失敗和失敗者身份深入骨髓的體驗。如果一定 要說魯迅是“民族魂”，那也是因為魯迅身上濃縮了一個失敗的民族之 所以失敗和構成這種失敗的精華性因素。如果一定要稱魯迅為人類的 思想家（一如錢理群先生所認為的）．那也是因為魯迅對人類最終失敗 這個最偉大主題的深刻體認。魯迅是失敗中的失敗。他的出現，是造 物主為了警醒老不爭氣的中國人的有意結果。它將魯迅挑選出來，讓 他擔負起這一角色正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標誌。魯迅也很 好地完成了這一任務。這一切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象征。可是很遺憾，習 慣於從象征（或用言語織體編織傳說）出發去思考國計民生的中國人 卻沒有把魯迅當作失敗的象征來看待。 後記
本書寫於1999年10月至2000年2月，曆時5個月。我記得結稿 那天剛好是2000年的元宵節。那時我剛從上海到北京工作，人生地不 熟，寫作本書正好給了我解決寂寞的機會。
本書曾受蕭元先生的邀請，原打算在他主編的《芙蓉》雜誌上全 文連載，但終於沒能成功。原因很多，此處就不講了。但我仍然要感 謝蕭元先生對這本書的激賞。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在聽到別人的讚譽 後同樣非常高興，也願意把這種讚譽弄假成真。王曉明先生看了我給 他寄去的一章後曾給我寫過一封長信，作為魯迅研究領域內成績卓著 的專家，他在信中對我作了誠懇的批評。我感謝他的真誠，盡管我一 直在堅持自己的觀點。
本書寫成後，在我的朋友楊鬆林的幫助下曾複印了50冊，準備送 給一些朋友。但3年過去了，當年的50冊還有一大半堆放在我的書房 裏。因為我聽看過這本書的一位朋友說，她對這本書的印象是“不知 所雲”，我覺得這種說法刺激了我，盡管我對這位朋友表示了抱歉。我 對自己的文字從來沒有自戀心理，但我有義務對它負責。如果有人認 為它“不知所雲”，我就沒有必要把它送給人看。好在也有人認為我的 表述還是清晰的。
受研究旨趣的限製，如今我已遠離了魯迅，但他仍然在我腦海中 不時閃現，他是中國讀書人無法抹去的記憶，他的價值不證自明。我 要再一次表明我的態度：我對魯迅沒有偏見，我要檢討的與其說是魯 迅，不如說是魯迅的廣泛影響所造成的後果。我認為這種後果值得分 析。在這些後果當中，有一部分責任屬於魯迅，但更多的屬於魯迅的 後人（即我等）。檢討這些後果，就是檢討我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的生活。 與許多同行一樣，我也認為，隻有有反省能力的人才可能活得堅實、清 醒和愉快。感謝魯迅，他給了我這方麵一個難得的機會。
詩人柏樺在為詩集《往事》所寫的序言中，提到過一位名叫愛德 蒙·哈羅古爾的人。此人是一個小職員，退休時他向上司告別：“我要 走了，但我不時會來看你。”上司有感於他的厚意，就向他背誦了一句 很有名的詩，為他送行：“走了，就死了一點點。”此人大為驚訝，就 問他的上司，您知道這是誰的詩嗎？上司說，可能是中世紀行吟詩人 ××的佳句吧。愛德蒙·啥羅古爾激動地說，不，先生，那是我的詩， 但從來都沒有人知道。柏樺認為這個故事和這句詩能說明我們時代的 很多問題。我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字所享受的待遇往時代身上扯，因為 那毫無意義，同時也會誇大某些事實，但我仍然同意柏樺的暗示和他 講這個故事的潛台詞：我們的文字就要離我們而去了，這也是一種 “走”，所以它也“就死了一點點”。
2003年1月1 1日，北京豐益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