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客商與國家建設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客商群體以其獨特的貢獻使其擁有三個崇高的身份：革命商、愛國商、儒商。愛國是核心，也是最突出的特征。在不同時期，愛國有不同的表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外侮內辱、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愛國的根本表現就是革命；革命取得成功，愛國的表現主要是支持國家建設。作為商人，支持國家建設，核心是興辦實業，以實業興國，除此之外，愛國還體現在積極參政議政為國家建設出謀劃策、支持發展教育事業、興辦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積極支持公益建設、賑災救困等等。在這些方麵，客商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一、客商積校參政議政、為國家建設出謀劃策
政商結合的事業觀，是客商的重要特征。近代客商多是“紅頂商人”，近代客商領袖張弼士曾擔任清政府首任駐馬來西亞檳榔嶼副領事、新加坡總領事、中國通商銀行總董、太仆寺正卿、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戴頭品頂戴，後又任北洋政府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及南洋宣慰使、約法會議員、參議院參政、華僑聯合會名譽會長等，同張騫、盛宣懷、胡雪岩並稱清末著名“四大紅頂商人”。姚德勝得清廷誥授資政大夫候選道職銜、賞戴二品頂戴；張榕軒曾任清駐檳榔嶼副領事、花翎二品頂戴候補四品京堂，張耀軒花翎三品卿銜江西補用知府。現代客商領袖曾憲梓曾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國以來，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地方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客商有許多。目前比較著名的有：現任全國政協常委餘國春（1951-，廣東梅縣人，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國貨大王”、“裕華國貨”董事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有劉宇新（1940-，廣東興寧人，廣東省外商投資公會副會長、香港寶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梁亮勝（廣東梅縣人，絲寶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林光如（廣東梅縣人，香港星光集團董事局主席）等。現當代客商在參政議政方麵顯示了傑出的才能。尤其是海外客商，他們長期在海外開拓，視野開闊，對國際局勢有比較全麵而深刻的認識，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樣的參政意義重大，他們對政府的建議往往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事實也證明，當時客商的建議是積極有益的，為國家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建國以來，因參政議政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而被中央政府邀請參加國慶大典和國慶宴會的客商有：蕭雋英，客商僑領、民主人士，因對革命的貢獻，1949年應邀由香港赴北京參加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出席共和國成立大典；宋中銓(1905-1962)．廣東梅縣人，客商領袖、愛國僑領，1951年8月，以印尼華僑首屆歸國國慶觀光團團長的身份參加國慶觀光和國慶大典，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劉宜應(1897-1971)，廣東梅縣人，印尼客商領袖，1951年以副團長身份率首屆印尼華僑回國觀光團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劉家祺(1898-1981)，廣東梅縣人，1951年應邀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黃光榮(1917-1992)，廣東豐順人，印尼客商領袖，1955年，應國家華僑事務委員會邀請，以代理副團長的身份率印尼國慶觀光團回國參加國慶慶典，受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邀請參加國慶宴會，並受到周總理的接見和敬酒；陳公木（1906-1986，廣東興寧人，香港客商領袖），1965年同李濟平一起應國務院邀請參加國慶觀光，並出席周總理主持的國慶宴會；黎子達1965年作為愛國華僑的代表，受到國務院的邀請回國參加國慶觀光，國慶之夜，周總理設宴招待四麵八方回來的華僑們，黎子達應邀出席並受到周總理的敬酒；1973年，黎子達先生再次應邀回國參加國慶，並應邀出席鄧小平副總理主持的國宴；1962年，香港客商謝淡秋被特邀參加13周年國慶，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謝應瑞（1913-1971，廣東梅縣人），印度客商領袖，1953年被推舉為“印巴華僑回國觀光團”副團長兼秘書長，回國觀光，並出席國慶典禮。1955年，周恩來總理第二次訪問印度，接見謝應瑞，並合影留念；餘連慶（1906-1986），廣東梅縣人。1957年應邀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劉耀曾(1901-1982)，廣東梅縣入，印尼客商領袖，1965年8月，應邀回國參加國慶觀禮；1986年加拿大客商領袖熊恒浩應中國國務院邀請出席北京國慶大典，受到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嘉勉。
客商的參政議政，對國家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是名垂史冊的重大創新。典型事例有以下幾個：（一）張弼士奏請設立商部和振興商務
近代客商領袖張弼±在1903年6月向光緒皇帝上呈一道奏折《張弼士侍郎奏陳振興商務條議》，奏折直言：“現時庫款支絀，財力困徽，其能籌集巨資，承辦一切者，惟仰賴於商；農、工、路、礦諸政必須歸並商部一部，否則事權不一，亦非商戰之利。”在幾千年“重農抑商”影響下的封建中國，張弼士提出“惟仰賴於商”，並建議設立“商部”，在當時不僅需要遠見，而且還需要勇氣。恰好當時的清政府由於受西方列強掠奪，各種戰爭賠款已使國庫空虛，光緒也急於尋求振興之策，所以當即降旨議複張弼士的奏陳，並於1903年9月7日（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下詔成立商部，內設保惠司、平均司、通藝司、會計司，欽命載振（慶親王奕勖長子）為商部尚書，欽命張弼士為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並補授太仆寺正卿。創刊於1 904年《東方雜誌》稱：“實業之有政策，以設商部始。”
1904年10月，張弼士獲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他又具折奏陳，提出振興商務的12條建議，這些建議不僅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參考意義，而且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也正如張弼士所言。例如：吸引海外投資：“嚐聞世之策商務者，莫不日招徠外洋華商振興農工路礦”；在策略上可“動之以祖宗廬慕之思，韻之以衣錦還鄉之樂”；然後“湊集華資，認真提倡，選擇要地，築路一段，開礦一區”。以沿海地區作為窗幾，“外埠華商，籍隸閩、粵者，十人而九，其擁厚資善經營者，指不勝屈”；所以“振興商務，尤非自閩廣等省人手不可”，然後“由南至北，逐步擴充”。朝廷采納了張弼士的建議，先後頒發《獎勵華商公司章程》、《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以種種優惠政策吸引海外華商投資。1905年，張弼士奉旨在南洋組建檳城中華總商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遊說海外華商“實業興邦、利不外溢”。作為當時華商首富的張弼士身體力行，除了在煙台創辦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還在廣東創辦廣州亞通機器織布廠、惠州福興玻璃廠、佛山裕興機器製磚廠、海豐平海福裕鹽業公司、華興銀礦、東興錫礦等實業公司，並與南洋華商張煜南兄弟合資興建潮汕鐵路。據史料記載：從1903年到1908年，在商部注冊的公司有265家，開礦達410處，民族工業的萌芽悄然勃發。張弼士的兩道奏折所起的作用，赫然留在曆史上。（二）胡文虎與福建地方建設
現代著名客商領袖胡文虎是福建永定人，他對家鄉故土懷有深厚的感情，始終關心著祖國和家鄉的建設。除捐巨款支持教育文化體育事業、積極支持抗日戰爭外，抗日戰爭期間，胡文虎還是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華僑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慶出席參政會議，受到蔣介石接見，提出許多有關抗日救國的建議。對於福建，他更加關心。早在30年代，他就出資8萬元在福建修築閩西公路，並投資港幣20萬元興辦福州自來水公司。1933年蔣光鼐主政福建時，致力於地方的改革與建設，組織“福建省建設委員會”，胡文虎應聘為該委員會委員，在社會建設尤其醫藥衛生方麵積極提供意見，並在《星州日報：》開辟“新福建”專刊，借以推動福建省建設計劃的實施。抗戰勝利後，為了建設家鄉，胡文虎於1946年秋在新加坡發起組織“福建經濟建設服務有限公司”，親自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準備經營金融、交通、工業、礦產以及茶葉、水果等土特產。該公司總資本初步定為國幣300億元，計劃在東南亞募股200億元，在國內募股100億元，他自己率先承擔10億元。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忙於打內戰，胡文虎的回國投資活動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僑胞的愛國熱情受到嚴重打擊，整個投資建設計劃終告失敗。（三）蟻光炎在抗戰期間提出“開發西南”的建議
泰國著名僑領、客商領袖蟻光炎抗戰爆發後在曼穀創辦《中國日報》，宣傳抗日。1939年5月，作為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華僑代表的蟻光炎冒險回國，輾轉奔波於廣東、香港、重慶等地，除向國內國共兩黨有關方麵報告僑情、捐款慰勞抗日軍民、謀劃救濟家鄉受難同胞和接洽溝通僑彙外，還提出“加強抗戰，開發西南”的主張，並在雲南邊境興建墾殖場，捐款抗日軍費2萬元，同時號召華僑投資西南大後方，受到國內的重視和僑胞們的響應。其實，作為海外知名人士，蟻光炎的主張同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是一致的，對於克服當時有關抗戰的急進和消極思想有積極的作用。（四）羅桂祥與《中國城市（商業）改革大綱》
現代客商領袖、世界“維他奶之父”羅桂祥(1910-1995)，廣東梅縣人，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末，他將一份事關中國城市商業改革的建議書《中國城市（商業）改革大綱》上書中央領導人，在此後大陸十幾年的商業改革中，《大綱》中提出的改革建議基本上都得到了實施和落實。
二、客商與國民教育事業
客家人曆來崇文重教，有悠久的教育傳統。這種良好的教育傳統，對於興盛於黃河流域的中國傳統文化南及到五嶺地區，並得到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西通誌·輿地略·風俗》中載有清劉鐸言：“自永嘉東遷，衣冠避地，風氣漸開”，“衣冠所萃，文氣儒術為盛，閻閻力役，吟詠不輟”。可見，五嶺地區以至於南中國後期的文化繁榮，與客家人南遷是不可分割的。宋代王象之的《輿地紀勝》載，南宋紹興年間，“閩人方漸知梅州，嚐謂‘梅人無植產，持以為生者，讀書．．事耳”。梅州，清朝時曾叫嘉應州，現有“世界客都”的美譽。據《嘉應州誌》載：“士喜讀書，多舌耕，雖窮困至老，不肯輟業，近年應試者萬餘人……文風極度盛。蓋其驗也。”乾隆十三年，河北通州人王之正來梅做知州，在州衙門前立一“人文秀區”牌坊。乾隆年間，吳鴻撰寫的《重修鎮平學記》碑文說：“嘉應之為州也，人物為嶺南之冠。”自唐代起，進士及第者就達76人；“自宋以來，代產偉人”；到清代，欽點翰林16人，欽賜翰林6人，清代舉人621人，明清兩代合計秀才3 679人，有著述行世的達96人。僅梅縣，據《嘉應州誌》和《梅縣教育誌》記載：清代，梅縣經鄉試考取舉人的有621人，內有解元15人，其中文解元10人，武解元5入。他們是黃伯龍、熊曜、李象斌、曾輝元、房殿魁。而經會試考取進士的有90人，其中武進士有22人。由此可見，梅州到了明清兩代，是眾建賢才，士林中佼佼者比比皆是，如眾所周知的宋湘、黃遵憲、溫仲和、丘逢甲、胡曦、羅幼山等。據不完全統計，至清末，現梅州下轄的各縣學校情況如下：梅縣有書院8個、義學7個，社學11個；興寧有書院5個、義學1個、社學1個；五華縣有書院3個；大埔有書院4個、學官4個、義學3個、社學8個；豐順縣有書院1個、義學3個；平遠縣有書院2個；蕉嶺縣有書院1個。曾在嘉應州傳教20餘年的法國籍天主教神甫賴裏查斯在1901年出版的《客法詞典》自序說：“在嘉應州，這個不到三四十萬（人）的州，都有祠堂，那是祭祀祖先的所在，而那個祠堂，也就是學校，全境有六七百個村落，就有六七百個祠堂，也就有六七百個學校，這真是一個全不虛假的事實。不但全國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與它相比較。就是較之歐美各國，也毫不遜色。”另據江西的《長汀縣誌》載，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汀州府城區內，就有新羅書院、森玉書院、紫陽書院、龍山書院、廣陵書院、觀文書院、臥龍書院、正音書院等十幾家，其中有些是鄉族自己創辦的書院，如森玉書院、龍山書院等。每個家族對有培養前途，尤其是有資格參加考試的族中子弟，都給予重點扶持或資助。如寧化池氏家族規定：“禦製有日：從今不薄讀書人，況宗族乎。自後凡人泮者，眾公太及本房公太，各賀銀叁兩，補廩者，各賀銀貳兩，出貢拔貢者，各賀銀捌兩；中舉者，各賀銀貳拾兩；中進士者，各賀銀參拾兩；中鼎甲者，各賀銀伍拾兩。永為定例。”
客居地大多是山區，經濟發展一直比較落後，而教育如此發達，教育經費從何而來？據專家研究，主要有四種途徑：．一是族姓祖田、廟會和族中店鋪租金等收入。如宋宋進上、民族英雄蔡蒙吉（1244-1277）在梅州期間，曾捐私人土地創辦鬆源堡“義學”（古代免費的公共教育場所，鄉間的稱“義學”，城市的稱“社學”）；近代愛國誌士、教育家丘逢甲，1906年冬，就利用“族田”收入作為創辦員山、城東兩間丘氏家族“創兆學堂”的創辦和教學費用。前述的法國神甫賴裏查斯在《客法詞典》自序中也寫道：“為什麼梅縣的教育會這樣的發達呢？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它的環境所促進，因為這地方，山多田少，糧食不夠，男子必須出外謀生（主要是經商——作者注），而學習謀生技能，自必先知書識字；況其祖先原由北方遷來者，皆為門戶清高的人物，都存有讀書為貴的觀念，因此，他們便極力想法設立學堂。他們的祠堂都有許多公產，並將公產的收入用來辦學，學生大抵免費，所以雖屬乞兒子弟，亦有讀書求學的地方．而不致成為文盲，此即所謂教育機會均等者是也。”二是學生繳費。這一部分不是主要的，隻是在特殊情況下，如抗日戰爭期間，1940年，梅縣的公立學校也這樣做，如興寧縣1936年，據縣府第三科統計，全縣教育經費249 069元，學雜費收入占55%以上，其中縣立一中學費收入竟占總收入的75%。民國前期學費收銀元，如五華縣，1935年前，中小學每期每生分別收銀元5元和3元。1936年開始收紙幣，中小學生分別收費紙幣8元和5元。當時學費除富裕子弟外，大多數貧困學生是可以免除的。三是由海內外客商捐助。這是最主要的。公學由官方向富商募集，私立學校由董事會向海內外殷商和熱心人士募捐。據民國初年的統計，梅州地區學校辦學經費大多數是客商捐獻的。以廣東梅縣為例，民國時期，有關客商興學辦校的盛況，1940年梅縣版報紙曾有這樣的記述：“私人捐資興學約在百萬元以上，中小學各占其半。捐款的主要（可說是全部）來源為南洋華僑樂助，派員往南洋募捐，成為最有效最流行的籌集學校經費的辦法，每次籌集的結果，多的數10萬元，少的數萬元不等（如私立國光中學募得20餘萬元，私立肇基學校募得7萬餘元）。有的學校刊印捐冊托人在外代勞，亦可得巨款。此外捐款的形式尚有多種，如認繳月捐、年捐，按期寄交學校，或負責墊償每學期不敷經費等”。由省府、縣府撥款或酌情補助。這部分主要是公立學校，數額是很少的。可以肯定，客居地傳統和現代教育的經費主要是客商捐贈的。
客商興學辦校，很早就開始，據史料記載：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馬來西亞客商葉邁帆（歸善秋長牛郎徑人）捐銀千餘兩，重修擴建挺秀書院（今象山中學）。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知府羅含章和各屬富紳共捐得15 000兩，增建豐湖書院校舍30多間，將其中130兩分給當商生息，作為增加豐湖書院經費。乾隆四年（1739年），因考上科舉的人數寥寥，歸善知縣陳哲聽從鄉紳建議，將學宮門改複原位，挖深並疏通門前的池塘，建回瀾閣，並在閣的左邊建回瀾書院，後改為觀瀾書院。如五華縣，光緒二十年（1894年），安流鎮客商古海帆、李星樓等捐資並發動社會人士創建三江書院，並置學田、店鋪，每年可收租穀約80石作為書院常年辦學經費。
客商對近現代中國國民教育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客商不僅是近現代海外華文教育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也是國內現代教育的先導者和積極推動者
1．近現代客商捐資在國內興辦現代學校
由於客商們四海為商，很早就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他們將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文化帶回家鄉，促進近現代文明在中國的落後山區率先發育，教育是最突出的體現。在科舉考試尚壟斷中國教育的時候，客商就已經在家鄉——粵東閩西山區大力創辦現代新式學校教育了。在以後的五十多年間，客商僅在梅州就創辦了各種中小學校幾百間，從幼兒園一直辦到大學，在當時經濟社會發展落後的粵東山區完成了從幼兒園教育到大學本科教育的完整學校教育體係建設，這在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當時，一大批知名學者在這兒任教過，也培養了一大批國家建設需要的高端人才。梅州，建國後僅兩院院士就有近20個，國共兩黨的將軍就有幾百個，任過大學校長的就有470多人。這是近現代客商推動現代教育為國家建設作出傑出貢獻的有力證明。
在光緒十六年（1890年），僅梅縣一縣的新式學校就有25所，這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我們知道，1898年，康有為才向清政府奏請“廢科舉、辦學校”，7月，光緒帝下詔，將各省書院“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民間祠廟……一律改為學堂”。但是，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廢科舉、辦學校”實際上廢止了。中國的現代教育開始於1903年的“癸卯學製”，該學製分為大、中、小學三段和蒙養（幼兒園）、初小、高小、中學、大學預科、大學、通儒院七級。客商在家鄉辦新式學校，要早“癸卯學製”的製訂十多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梅縣南L]潘姓客商潘立齋、潘祥初、潘植我、潘君勉集資創辦安仁小學；同年，五華縣客商捐款興建五華縣縣立…中。
“癸卯學製”頒行後，客居地的客商更加積極興學辦校。以梅州地區為例，當時嘉應州的海內外客商與黃遵憲、溫仲和等鄉賢，於1903年組織興學會議所，積極籌建師範學校，組織嘉應教育會，以推動各地原有的書院、社學、義學改設小學、中學。一時間，中、小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光緒三十年（1904年），大埔籍旅日客商何定球、何展鵬、何季武一起創辦了樂群中學（今大埔中學）；1906年，大埔籍客商創辦湖山官學（現虎山中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梅縣雁洋旅印尼華僑丘燮亭捐資1.8萬銀元，興建丙村三堡學堂；宣統年間，大埔籍馬來西亞客商領袖戴欣然捐資3萬銀元建造崇和小學，後又在潮州、汕頭等地捐資興建學堂10間；豐順縣旅泰國華僑徐明楷捐資創辦振東中學。梅縣鬆口中學，1908年起，張耀軒、張榕軒、丘元榮等人捐助30 000元為建校經費，其常年辦學經費亦主要由客商捐助。
1910年，姚德勝回國定居，在家鄉興新學，育人才，創設了當時教學條件一流的芝蘭小學：新式兩層校舍，有圖書館、運動場、花園、果園、膳堂和宿舍；教職員待遇優厚。這所小學的圖書館，訂購中外各種報紙雜誌，使師生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新思想和新理念，開風氣之先。接著，姚德勝倡議把平遠中學由原來交通不便利、偏僻的老縣城仁居遷到新縣城大柘。他為此獨資五萬多銀元捐建平遠中學的新校舍、兩萬多銀元購置校產作辦學經費。新校舍的建築麵積達五千餘平方米。豐體建築采用鋼筋、麻石等材料，美觀大氣。他的家人還按照他的囑咐，把鄰近校舍的家產芝蘭齋一幢，捐贈給學校。為了紀念他，平遠中學校董會在1915年做出決定，以姚德勝的誕辰陰曆九月十八定為該校的校慶日。除了大力支持家鄉的教育事業，姚德勝還熱心捐助梅州其他地區的學校，如梅縣東山中學，蕉嶺中學等。“八·一三”淞滬戰役中第一個為國捐軀的國民黨將領黃梅興將軍（國民政府追授黃梅興為陸軍中將）以及在此戰中捐軀的另一位將軍——姚子青將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追授姚子青為陸軍少將）都是平遠中學畢業的。
民國建立後，孫中山先生倡導發展現代教育事業，客商在家鄉興學辦校更是蔚然成風。1913年，客商丘燮亭、謝逸橋、葉子彬等人捐資創辦廣東名校梅縣東山中學，僅丘燮亭一人就捐贈大洋近萬元。1914年，興寧縣興民中學由肖惠長至南洋向客商領袖張耀軒等募得大洋4 000多元建校。1921年，該校校舍不夠用，肖惠長、羅又山二人又到香港和南洋募捐得大洋2 100多元，其中港商陳瑞山獨捐1 500元，用以添建教室3座，宿舍樓十間、圖書館1間。20年代初，蕉嶺華僑吳德馨捐巨款興建三圳公學(40年代初擴建為晉元中學)。當時梅縣新辦的溪南中學、西洋中學、學藝中學、隆文中學、水白中學、佘江中學、梅江中學等學校幾乎全是由客商資助建校費和辦學經費。1925年，由旅泰豐順籍客商集資大洋4 000多元興建縣立豐良中學教學樓。1928年，蕉嶺籍客商吳遝青在新界捐資興建錦全學校。1930年，吳鴦青又在蕉嶺中學捐建2間寬敞的“耮青、香初教室”和“清亭教室”。1928年和1932年，五華籍馬來西亞客商李桂和先後捐資3 000元和6 000元，興建五華縣縣立一中宿舍，另外五華縣三間重點中學華城中學、水寨中學、安流中學均是李桂和先生創辦的。1930年，馬來西亞客商黃子鬆(1881-1975)，廣東揭西人，回鄉捐獻1 000洋元，創辦連城博文小學。1937年，客商潘氏家族又將梅縣安仁小學升辦為初中，形成幼兒園、小學、初中的教育體係，教育經費基本上由潘氏家族資助。1939年9月，福建永定客商在永定具下洋中川村興辦僑育中學。1941年，客商李潔之給興寧一中新陂分校捐助7 000元用於擴建校舍，接著，他又給興寧四中（現新陂中學）捐贈《古今圖書集成》一部。1942年，興寧縣寧西中學遭風災，客商劉既漂捐1 000元建校費。1946年，寧南中學由旅泰客商劉佛鬆、劉柏春、劉梓正等捐1 935萬元，建大禮堂1座；旅越興寧籍客商共捐390萬元，建宿舍四座。興寧縣其他如梅興中學、寧東中學（現石馬中學）、羅崗中學、水車中學、寧西中學、泥陂中心小學等學校，都得到客商的捐建校黃和資助。
民國年間，紫金縣龍窩高坑旅越南客商黃建中和黃金蘭捐款建“越僑堂”（紫金中學）教室和教師宿舍。抗戰後，黃金蘭出麵向越南的龍窩片客商及華僑集資建起龍窩“三高學校”（現龍窩鎮政府所在地）和援建琴江中學4個教室、1個禮堂和校門。
民國初期，廣東的新式學校教育當時是全國最先進的。1909年，廣東的新式學堂有1 694所，學生86 473人。而差不多同期，1911年，梅縣僅小學就有200餘所，幾年後，增至500所。發展速度遠超於全省、全國。到40年代末，梅縣有三十四所中學，普及中學教育為全國之冠。民國初年，廣東的教育經費每年不到30萬元，而民國初年，客商領袖姚德勝一次捐資10萬銀元創建平遠中學，相當於當時全省教育經費的三分之一多。1916年，朱慶瀾任廣東省長，教育經費才增至88萬元，教育經費最高的年度是1921年，陳獨秀應陳炯明的邀請，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在廣東厲行教育改革，教育經費驟增至150多萬元。此時是民國時廣東教育最興盛的時期，公立高等專科學校有三所：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農業專科學校、法政學校等；私立高等學校有兩所：法政、公醫；中學有省立14間、縣立36間、私立13間，小學幾千問。[7] 1924年，客商熊幼霖、丘元榮、楊溢券、李其珪、龔子宏、林師萬、陳南康、潘敬亭、羅運延、李秀英等捐資創辦嘉應大學，這是廣東第一所地方大學。後又創辦南華學院。
抗日戰爭前夕，客商領袖胡文虎捐350萬港幣，準備10年內在中國興建1 000所小學，爭取每縣辦一所，以實現在國內普及教育和掃除文盲的夙願。後因戰爭爆發，學校隻建了一部分，但他仍將建校餘款200萬元港幣存人香港中國銀行，指定為戰後建校之款項，後來全部認購了“抗日救國公債”，計劃抗戰勝利後兌換成現款，繼續興辦小學。可是戰後由於國民黨政府貪汙腐敗，通貨惡性膨脹，這200萬元公債已因貨幣貶值而變成一堆廢紙。加上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時局動蕩，胡文虎興辦小學的計劃落空，成為終生憾事。
福建籍馬來西亞客商領袖胡子春光緒年間回鄉創辦福建永定師範學堂、中川猶興學校等。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胡子春在縣城獨資創辦福建“永定師範學堂”，學製一年，當年，招生百餘人。民國二年（1913年）該校改稱“永定師範講習所”，校址設縣城文昌祠。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福建平和縣大溪籍旅印尼客商僑領遊鳳超女士與其弟遊範吾回鄉創辦“商業專科學校”。遊鳳超自任校長，管理學校。校址設火溪鄉太聯村，以民房為校舍，聘請教師7人。當年招生30人，多為僑屬子弟。每年春秋兩季招生，學製三年。至1950年，先後招5班，在校學生130人。辦學經費由客商募集。設語文、珠算、會計、馬來西亞語、家禮、商業和中藥等課程。1949年畢業12人，多被港、澳和海外商僑聘用。1950年停辦。
2．客商創辦的現代民辦大學典範之一——南華學院
1924年，梅州籍海內外客商黃墨村、廖道傳、熊幼霖、丘元榮、楊溢券等同基督教會牧師汲平如一起創辦嘉應大學，這是廣東第一所地方大學，也是國內最早的一批僑辦大學。由於經費不足，嘉應大學1927年停辦。雖然隻開辦了四年，但當時·一批知名學者在校任教，比如著名詩人丘複(1874-1950，號荷生，福建上杭人，舉人，南社詩人)1925年曾任嘉應大學教授。嘉應大學1949年在海內外客商的支持下又複辦半年。1985年，梅州市人民政府會同海內外客商領袖曾憲梓、田家炳等再次複辦嘉應大學，後與嘉應師專、嘉應教育學院合並，形成今天的嘉應學院。
客商1939年創辦的南華學院，是當時海內外民辦大學的典範之一。
南華學院創設於香港，發展於梅縣。學院於1938年秋始創於香港，10月在香港招生開學。11月，由香港遷至九龍城獅子石道上課。
南華學院創辦人鍾魯齋（1899-1956，廣東梅縣三鄉人）與其同學曾友豪博士在香港創辦起南華學院後，就籌謀在教育發達的梅縣僑鄉設校，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亦有國入辦大學應設於國內的規定。1939年夏，鍾魯齋赴南洋印尼椰城、爪哇等地發動華僑籌資辦學，宣傳華僑教育之改進，闡述在梅設立大學之必要，立即得到印尼雅加達中華商會會長兼籌賑會主席客商領袖丘元榮及廣大客商的大力支持。當時，該校（指港校）加聘了華僑界知名人士傅可英、丘問穀、廖楚詹等人為校董。1939年8月，鍾魯齋由印尼返港，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令與9月將原設香港的南華學院遷來梅縣，正式招生開學，學生除來自廣東外，還有江西、福建的學生。1941年4月，學院改聘校董會，推舉胡文虎、丘元榮為正副董事長，南華學院形成了以著名僑領和客商領袖為核心的校董會。後港方大學部迂回梅縣，與梅縣正校合並，當時全校師生共有200餘人。
南華學院的創辦及在梅設校，當時曾引起梅縣當局及嶺東社會各界人士的極大關注，也得到廣大華僑、港澳同胞的鼎力協助和支持。在港開辦初期，客商丘元榮、龔子宏、丘公冶、陳篳霖、丘季平等就曾捐出一批巨款支持辦學。在梅設校前後，院長鍾魯齋同教務主任彭精一（梅縣石扇人，曾任梅縣縣長）赴南洋各埠募捐。僑居印尼的丘元榮、丘問穀、黃銀妹；新加坡的胡文虎、楊溢戎、林師萬、黃仿僑、伍慶鴻；緬甸仰光的龔子宏、李其桂、朱慶堂；馬來亞怡保的潘敬亭、梁鼉南、陳南康、王振東、陳鼎義、夏萬秋、利展麟、葉其淵、張儀軒、張漢秀、李桂和、羅運亭、梁黃金娣；吉隆坡馬六甲的巫柏覲、鄭道南、張昆靈、陳豐星、廖利棠、熊舉賢；芙蓉埠的蔡熾三、古幼亭、李順清、張子良、劉桂三、李棠盛、吳炳安、丘玉舫；旅居香港的陳篳霖、方養秋等一大批旅外鄉親及眷屬共捐資（國民政府發行的紙幣時稱“國幣”）達100多萬元，資助辦學經費和興建校舍。胡文虎、丘元榮、龔子宏、楊溢忒、潘敬亭還各另捐2萬元，丘公冶捐1萬元，林翊球捐2 000元作為該校常年費。在僑胞的資助下，南華學院陸續建起教學樓、科學樓、圖書館和學生宿舍等設施。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南華學院由梅縣遷設汕頭，時香港九龍原址及梅縣校址則設立附屬中學，各有學生400多人；學院遷往汕頭後，學生增至500多人。
南華學院的教學實行導師製，對學生注重文化知識和思想修養的教育。開辦之初，設理工科與商科。理工科分設心理學、地理、數學、物理、化學、地質、建築工程學七個係；商科分設商學、經濟兩個係。後增設文科文史係、商科會計係。為辦好學校，1941年4月，鍾魯齋同副董事長丘元榮由香港飛抵重慶，將辦學計劃麵陳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是年9月，按教育部令，改新定學係，設文史、數理、化學、商學、會計五個係。遷往汕頭辦校後，該院分設文、商、農三科。文科分文學、史學兩個係；商科設商學係；農科設農業經濟係。
學院院長鍾魯齋，早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教育係，1928年赴美留學，獲美國土丹佛大學教育學博士。回國後曆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上海滬江大學文學係主任兼教授，福建廈門大學、廣東襄勤大學、中山大學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等校教授，是我國現代著名教育家。
學院教務主任兼數理係教授李鬆生，校務委員、總務主任盧輝蓀（梅縣桃堯人），訓育主任兼商學係教授古源祥、數理係主任兼教授古文捷（梅縣三鄉人，曾任華南聯合大學副校長），專任文史係教授李涵穀、商學係教授饒士彝、數理學係教授熊素村，兼任數學教授李時可（1891-1946，梅縣鬆口洋坑村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廣東省立工業專科學校數學係教授、嶺南大學教授）、專任社會學的謝健弘(1908-2001，廣東梅縣人，曾任廣東法商學院院務主任委員、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校務委員會委員、曆史係教授）、任會計學的黃開華等人，都是當時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還有任教國文科的楊徽五，則是前清名儒，清末梅縣最早留日師範生。
1949年冬，南華學院由汕頭複遷回梅縣。1950年春，校董會改組，學院改名南華大學，由董事會聘任黃文博（梅縣隆文人）為校長，推舉時任廣東省興梅區行政公署專員盧偉良（梅縣大坪人）為董事長，增聘潘允中（興寧人）為副校長。設文學院、商學院和農學院。1951年，南華大學改辦南華財經專科學校。（二）客商是國家教育事業發展持續不斷的積極支持者
客商不僅是海外華文教育的開啟者和推動者，也是現代國民教育發展的積極推動者，更是國家教育事業發展持續不斷的積極支持者。曆代客商領袖在高舉“實業救國”和“實業興國”大旗的同時，都高度強調“教育是興國之本”，“中國的希望在教育”（現代客商領袖田家炳語），捐款捐物，大力支持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
以張弼士為代表的近代客商群體出巨資在廣東各地創辦學校或捐資支持民族教育事業。1915年，張弼士為香港大學捐資15萬銀元，設立“張弼士獎學金”。今天，“張弼士獎學金”依然澤被中華學子。2005年1月，香港大學與張弼士家鄉——廣東梅州的嘉應學院達成協議，利用“張弼士獎學金”為嘉應學院培養博士，加強學科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1916年，
郭秉文(1880-1969)中國近代教育家，字鴻聲。江蘇江浦人。1896年畢業於上海清心書院。1908年赴美國留學，獲伍斯特大學理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博士學位。1914年回國。1915年起曆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校長和東南大學校長。以民主與科學精神治校。其辦學方針為：(1)通才與專才平衡，正科重通才教育，專修科重專才教育，兩者互相調劑，相輔相成。(2)人文與科學平衡。(3)學術與事功平衡。加強文理科學術研究，促進科學進步；注重工農商科專業教育，推動經濟發展。(4)師資與設備平衡。在大量羅致名師的同時，不斷增添設備，興建科學館、氣象台等，逐步改善辦學條件。(5)國內與國際平衡，在國內各大學多方搜羅人才，“寓師資於大學”；在國外廣求知識於世界，邀請學者杜威、羅素等來校講學。在辦學措施上，提出“嚴格甄審，寧缺毋濫”的招生原則，入學考試兼采心理測驗。強調師範生必須出類拔萃，除應具有普通大學生的基本素質外，還須具備兩種修養，即教材教法的精研與器識抱負的培養。重視品德教育，注意培養學生自覺、自治的良好風尚。主張男女平等，與北大同時招收女生，提倡學術自由，鼓勵實驗研究，發揚科學精神，將南高、東大辦成全國著名高等學府。1925年赴美國擔任芝加哥大學哈裏斯基金學院講座，任中華教育促進會會長。次年發起組織華美協進社，任社長。自1923年起連續三屆當選為世界教育會議副會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晚年創立中美文化協會，從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動。著有《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