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歌創作現存1400多首，它們深入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風俗，記錄了杜甫畢生的人生經曆，是唐代詩歌最著名的成就。後人稱他為“詩聖”，而他的詩被稱作“詩史”。
長安陷落後，他北上投奔唐肅宗，但半路被惡人所俘，後來冒死從長安逃回鳳翔找到唐肅宗，在他麾下受任左拾遺。不久因房案直諫忤旨，幾近一死。公元758年5月，外貶華州司功參軍。而此時的杜甫看到社會的腐敗和官場的黑暗，他本想做官，解救正在水深火熱中的黎明百姓，可是命運卻這般殘酷。麵對生靈塗炭的情景，他無力以還，隻能借筆來抒寫那些可憐百姓的悲痛和自己的無奈。他對現實有了更加客觀的認識，先後寫出了《春望》、《悲陳陶》、《北征》、《羌村》、“三吏”、“三別”等傳世名作。這一時刻流傳下來的詩歌約有200多首。
戰爭時期的著作在杜甫的人生中占了比較重的分量，所以這一時期寫的事比較多，他主要寫出了當時社會的腐敗和百姓的悲苦。所作的詩有《兵車行》、《又上後園山腳》、《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歲暮》等，還有《前出塞》和《後出塞》兩首詩，詩中，他以一個戰士的自白描述了無數烈士的不幸命運，歌頌了戰士的英勇壯烈，又批判了君王的驕橫跋扈。在“三吏”、“三別”中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大敵當前，他卻無力解救，隻能看著人民受苦受難。
杜甫一生中創作了大量詩歌，短篇有《有感》、《洗兵馬》、《麗人行》、《三絕句》、《病橘》、《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長篇有《往在》、《夔州書懷》、《遣懷》、《草堂》，內容都比較注重情感與事實，抒情色彩極為濃烈。
杜甫也有很多詩歌是詠自然。詩歌對象的題材廣闊、人景相融。有代表作《劍門》、《春望》。後來經過長時間的漂泊，在心靈得到慰息之時作了《屏跡》、《為農》、《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後遊》、《春夜喜雨》等詩，詩中，詩人對世界萬物有著細膩的體察，表達了詩人熱愛田園生活的情懷。
杜甫思友念親的詩大部分情深義重、柔情素裹。在外懷念妻子創作了深情的《月夜》，而《月夜憶舍弟》則是懷念其同父異母的弟弟。他和摯友李白分別後曾多次在詩中提到了李白，寫李白的詩有15首之多，體現了他和李白深厚的友誼。
杜甫的其他詩作還有《哀江頭》、《羌村三首》、《北征》、《春宿左省》、《洗兵馬》、《贈衛八處士》、《新安吏》、《新婚別》、《石壕吏》、《垂老別》、《佳人》、《城西陂泛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都是曆史名作。
公元770年冬，杜甫死於長沙到嶽陽的船上，而在這之前的詩作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八首》、《登高》、《又呈吳郎》等430多首，有絕句、律詩，也有長篇排律，大部分寫的是補貶之後幾經奔波至嶽陽、長沙、衡陽、耒陽之間，但生活依然無所憑依，那段時間，他很多時間都是寄居在破船上。詩中的杜甫心力交瘁，苦無所托，卻依然心係蒼生，其中“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便描述了他此時的心情。
深邃思想耀千古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具有“沉鬱”的色彩，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麵貌和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而他的構作思想和寫作模式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麵貌，其取材廣泛、寓意深刻，在精深博大的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精神資源。他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氣概一直啟迪著後人，尤其是《三絕句》、《病橘》、《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堂》、《遣懷》等詩集描述了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憂國憂民情懷，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輾轉流離的悲痛、對生活生靈塗炭的憤慨、對物源衰竭的痛惜，而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
事實上，杜甫也並不完全是一個滿麵風霜、整日飽含憂憤的人，他也同樣有自己狂放不羈的一麵，我們從《飲中八仙歌》這首名作中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衝天豪氣。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他所表現出來的非凡風格。而正是這些特點，讓後人深刻地記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