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金邊。或許，一個又一個的城市。
5 歌唱裏的悲情台北
會在什麼樣的季節去到台北呢？會因什麼樣的緣由去到台北呢？我已經不止一次問過自己。
對我而言，那座城市很像是寫出來和唱出來的。它的大小和它的新舊絲毫引不起我的興趣，去台北的願望統統來自於文字、影像、歌聲給予的種種想象。那些想象是突發式的，片斷式的，夢幻式的。
台北。台北。台北。
每一次的想象都有著極大的不同，仿佛它就沒有固定的建築和街道樣式，也沒有常態的車流和人群。引起我想象的因由決定著我的情緒。我的情緒有著的變換使得拉出的場景不斷變換著結構和色彩。
應該是從瓊瑤的小說開始吧。高中的時候，一本接著一本地讀瓊瑤的小說，那些台灣的男男女女，去淡水玩耍，上陽明山戀愛。在雨中歡喜，在陽光下痛苦。那些情深深雨濛濛的故事就是好看，好看到我忘掉自己，仿佛就在故事當中，愛得死去活來。夢醒之後，我好想去台灣。
大學的宿舍裏。我們把一盤又一盤的磁帶插進一台雙卡錄音機，放出的是台灣校園歌曲——《踏浪》、《蘭花草》、《外婆的澎湖灣》、《蝸牛與黃鸝》、《南屏晚鍾》、《鄉間小路》……那個寫歌詞的葉佳修，又成了我的想象。我不僅想認識他，還想在台灣的大學裏念書，想和同學一起唱：“澎湖灣，澎湖灣，外婆的澎湖灣，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還有一位老船長。”
後來，開始聽流行歌了。鄧麗君的歌。童安格的歌。侯德健的歌。蘇芮的歌。羅大佑的歌。趙傳的歌。還知道這些歌唱者都戴著“台灣歌星”的帽子。他們的歌，深情、悲傷、纏綿、孤絕、善感，就在台北這個城市的縫隙中飄蕩，回旋，消散。和陽光、風聲、雨滴碰撞成關於台北的無盡想象。隻是，有一點令我奇怪，由歌聲想象的台北很少會是白天，大多是夜色越來越濃重的傍晚或是深夜。在那些種種夜色當中，會唱歌的年輕男女們，仿佛就是一邊唱歌一邊悲傷著。他們的聲音和表情讓台北充滿了淡淡的憂鬱和無盡的煩惱。當然，也就充滿了某種複雜的詩意。某種軟化城市硬度的詩意。台北，一直在歌聲中靜悄悄軟綿綿地躺著。又很像是一個裝滿喜怒哀樂的盒子，唯一的響動就是歌聲的碰撞。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別在異鄉哭泣。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夢是唯一行李。輕輕回來，不吵醒往事，就當我不曾遠離……街道冷清，心事卻擁擠，每一個角落都有回憶。”
這是台灣孟庭葦小姐的歌。輕柔，緩慢，傷感。因為歌詞的緣故，我總是以為台北經常細雨紛飛，飛出似真似幻，半夢半醒的旅程。好像所有的街景都籠罩著一層霧水輕覆的朦朧，那是多麼讓人心醉，或許是心碎的一個去處呀！
“點一根煙，喝一杯酒，能醉多久？醒來後依然是我。”
這是童安格的歌。我想，他一定是“走在忠孝東路”上，走進了某個叫做“悲情城市”的酒吧，在一張經過炭化處理的木頭桌子邊坐下，開始飲酒。酒桌上搭著一塊暗綠和暗紅交錯出來的格子棉布，他的另一隻手，沒有酒杯，輕輕放在棉布的格子之間，指尖流淌著孤獨。
“什麼時候，蛙鳴蟬聲都成了記憶？什麼時候，故鄉變得如此的擁擠？高樓大廈到處聳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氣。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
這是蘇芮的歌。這是唱新甸溪的歌，但誰能保證置身台北的台灣人心底就沒有這樣的叩問。高樓大廈，七彩霓虹不也一樣在圍困我們對自然的親近？這是一段更能讓我的想象接近現代台北的歌聲。
是的，因為歌聲，我可以想象一座城池。因為歌聲，我不停地想象著一座叫做台北的城市。一些會唱歌的人名給了我對台北足夠的聯想和向往。鄧麗君、趙傳、羅大佑、侯德健、蔡琴、潘美辰等等等等。
是的，一個小島，一座小島北部的城市，竟然有那麼多的歌聲唱著生命的覺醒和愛恨的感悟。如果這裏的人群沒有那種深深刻在心底的悲情，就一定不會有那麼千轉百回，蕩氣回腸的歌唱吐露生命的秘密。帶著這樣的認識，我來到台灣。我來到台北。
想象台北的時候，總是和歌聲有關。這樣的想象會使台北莫名其妙地帶上某種故事意味和多了一些人間煙火。我常常以為，台北的人都有著藝術化的人生，有更多的喜怒哀樂，尤其是更多的戀愛和失戀。最能感染我的是他們對愛情的感悟能力和表達能力。那是生活在台北的人的幸福，也是他們的不幸。
我是在冬季來到台北的。我的行李在穿過中正機場窄小候機廳的時候，除了多年積攢的夢幻之外，是一隻100公分高的紅色旅行箱，裏麵裝著我自認為很配雨景的衣服和一把紅色的雨傘。
可是，台北給我的不是雨天，更不是雨景渲染的絲絲縷縷惆悵。那是暖暖的冬日。陽光照亮的街道、行人和車流沒有在我心裏的歌中，而是在一個真實的城市裏。我的目光擦過寬闊潔淨的街道，竟然無法遇見一個熟悉的音符。透過淡淡的薄霧，我從一棵又一棵的綠樹和一朵又一朵的紅花上，看見了台北的美麗。那是一種帶著略微孤獨和憂鬱意味的美，又好似從五顏六色的花瓣間升起的複雜氣息。
參觀從士林官邸開始。那是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台北的居所，取“士子之多如林”之意。鮮花、草地、樹木、亭台樓閣，如今隻是一處留存著某種歲月的場景。
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我跟隨著一位帶著班裏的小學生來參觀的老師，聽他那台灣味十足的講解。比方說，一個毫不起眼的帽架，在他指給孩子們看的時候是這樣的話：“大家看喔，皇帝下班回來就把帽子放在這個架子上麵，很方便的。”這樣的表述在我們的教育體係中是不允許的，校長會認為這個老師在用一個常識性的錯誤誤人子弟。
中正紀念堂。那為了莊嚴而讓我們爬酸雙腿的樓梯之上，是蔣介石的坐姿銅像。是守衛銅像的衛兵們形式感極強的換崗儀式。那應該是我見過的一場最為有序的時間之舞。為一個孤獨而感傷的在天之靈定時開演的慰藉之舞。
國父紀念館。孫中山先生的供奉之地。參觀的人不多。卻一點不少國父的尊嚴。館前是開滿鮮花的廣場，猶如某種思想和主張的常開不敗。
台北處處是可看之地。我的目光跟隨導遊小姐的講解和手指進入台北的各種角度。我已經置身於真實的台北，不須太多想象的台北。……可是，那些歌聲留在大陸的歌唱者們哪裏去了。我怎麼也看不見他們唱出的種種事情。
似乎，他們都和我的旅行沒有關聯。
有關聯的是一幅油畫。蔣介石總統手裏拄著拐杖，和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站在海邊，他憂鬱的麵容泄露著心裏的悲情。我們知道，大海的另一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的這一邊，是他落荒而逃的一個孤島。這個孤島依然是中國。
有關聯的是幾份繁體中文的報紙。那幾天，報上說蔣方良女士去世了。又說，鄧麗君的媽媽去世了，老人想和自己的女兒合葬。我記得的幾行鉛字最為悲情，蔣方良女士的親屬痛言自己就是再活一世也未見得可以品完蔣方良女士心中那麼多的苦水。
真實的麵對是多麼的陌生。高樓是陌生的。街景是陌生的。聽來的故事是陌生的。這樣的一個台北，從未在我的猜想中出現。它的景象沒有一絲與我的想象重合。即使是台北金寶山上鄧麗君的紀念公園，也在我的想象之外。隻有，隻有那在天邊晚霞燃燒的空曠之中響起的歌聲，讓我仿佛飛越了台北,又俯瞰了台北。
就在那一刻，我確定無疑——台北，不論它有多少車輪碾過寬闊的街道，不論它有多少鮮花裝點整齊的街角，不論它有多少政界的紛爭測試著民心，不論它有多少時尚遮蓋著心事……台北，它就是不能從那種扭結著挫折、漂泊、堅守、自慰、喜悅、瘋狂、成功和失敗等等生命經驗的籠罩中解脫。它，永遠是一座悲情之城。
有影像為證。有文字為證。有歌聲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