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聲集 附錄篇
《馬凱集》自序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出生在山西省興縣八路軍的一個醫院裏。為了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父母給我起名為“凱”，後來才知道唐人宋之問有詩雲：“聞道凱旋乘騎入，看君走馬見芳菲。”出生後不久，我被寄養在老鄉家中。老鄉待人很好，但畢竟太窮，每天隻能吃些黑棗麵做的糊糊，我渾身發青，死活難辨，有人甚至勸老鄉把我扔到野外算了。但好心的老鄉輾轉找到了我父母。一歲多我又重新回到父母身邊，不久便迎來了祖國的解放，也算是生還逢時吧！
一九五三年入西安市西北保育小學就讀，一九五五年隨父母來到北京繼續讀小學。一九五九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五年高中畢業後，因病未參加高考，留在北京四中任教，直至一九七○年底。十一年在四中的學習、工作，對我一生的成長起了奠基的作用。勤奮、進取、嚴謹、樸實的四中傳統，潛移默化地感染著我、培育著我。她不僅給了我較為紮實的基礎知識，更為重要的是給了我獲取和掌握知識的獨立能力。
一九七一年開始，下放到北京市郊區的“五七”幹校勞動。平沙丘、修水渠、插稻秧、割小麥、起豬圈、拉糞車，整整幹了兩年。一九七三年由幹校調到北京市西城區委黨校任教，以教哲學、政治經濟學為主，直至一九七九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在幹校和黨校的九年，可以說是讀書、思考的九年。麵對文化大革命呈現出的種種疑雲，我們幾個四中至交，曾擬定了“時代、使命、準備”的讀書、研究大綱。那時真有點像列寧對一九○五年俄國革命失敗後所描繪的那樣：千百萬人驟然從長夢中覺醒過來，一下子碰到許多極其重要的問題，他們是不能在這個高峰上長久地支持下去的，不免要停頓一下，不免要回轉去複習基本問題，不免要經過一番新的準備工作，好“消化”那些極其豐富的教訓。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產生“重新估計一切價值”，從頭研究各種基本問題，重新注意理論、注意基本常識和初步知識的趨向。大家拚命地讀書、思考，有時通宵達旦地討論，找尋思想武器，試圖解開一個又一個疑團。記得，當大家讀到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寫的“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的時候，似乎一下子透過層層浮雲，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悖謬所在。在這期間，我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要著作，並教授過《反杜林論》、《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部分）等。特別是，大約有一年之久，幾乎每天晚飯後要用一兩個小時逐段逐節讀《資本論》一至三卷。當時，一個突出的感覺是：自己深深被馬克思的邏輯和方法征服了。這一個時期，哲學、政治經濟學方麵的讀書和教學，對後來的研究和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九七九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係，在徐禾、衛興華、吳樹青諸導師門下當研究生。入學不久，便要求確立畢業論文的研究方向。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處於崩潰邊緣的我國經濟正在百業待興。與此相應的，經濟理論也正在撥亂反正。在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重新確立的前提下，一些曾被視為資本主義東西的“商品”、“利潤”等被正了名。全國都在探索振興經濟之路，“計劃與市場”問題、價值規律作用問題成了討論的熱點。當時我感到，無論是宏觀調節還是微觀搞活，無論是計劃調節還是市場調節，價格都是“結合部”。同幾位至交多次商量，研究方向確定為“社會主義價格問題”。沒想到，這次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的確定，竟決定了我此後研究和工作的方向。在研究生三年學習期間，我一下子深深地鑽進“價格”之中，學什麼課程，都同研究價格緊密聯係在一起。在《資本論》課程中，側重研究《資本論》中的商品、價值、貨幣、價格、成本、利潤、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與價格有關的一係列論述；在經濟思想史的課程中，研究人類揭開價格之謎的認識史；在蘇聯東歐經濟理論的課程中，則側重研究其價格調整或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在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課程中，仍然側重研究不同市場條件下價格形成和運動變化的問題等等。畢業前，順利通過了題為《計劃價格形成的因素分析》的碩士論文答辯。這篇論文，力圖揭示當時仍占主體的計劃價格的本質及形成、運動的規律，針對長期以來我國計劃價格管理主觀意誌強又比較僵死的問題，說明計劃價格也應當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並受貨幣流通規律、供求規律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其他規律的支配，應當變單一的固定計劃價格形式為固定計劃價格和浮動計劃價格相結合的價格形式。這種對社會主義價格形成和運動的認識程度，是與當時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成熟程度以及價格改革的實際進程相適應的。從方法論上，可以明顯地看出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的烙印。
一九八二年研究生畢業後，雖然經過小的曲折，但最終如願以償，被分配到國家物價局物價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參加了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的理論價格測算和價格改革規劃方案設計工作。“雙渠價格”曾作為理論價格的一種方案進行過試算。
正當我想充分利用國家物價研究所和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的得天獨厚的條件，潛心研究價格理論時，幾位至友對我進行了“診斷”，勸我投身於實際的經濟運行中去，增加一些“實感”。經過同“理論偏好”的“痛苦”鬥爭，我“下海”了。一九八三年到西城區人民政府工作，先是當計委主任，後又當副區長分管經濟工作，廣泛接觸了一個地區的計劃、財政、稅收、物資、物價、勞動、工商行政管理以及集體經濟等工作。一九八五年又調到北京市經濟體製改革辦公室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參加了首都經濟發展戰略的研討工作，在各方麵的支持下，綜合財政、稅收、金融、投資等多方情況，研究、提出了首都建設資金的戰略及具體政策措施，在首都的經濟發展和建設事業中已顯成效。這一年，正是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製定後，全麵推進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第一年，全國邁出了放開豬肉等鮮活副食品價格以及完全放開計劃外生產資料價格的步伐。我有幸被借調到國家物價局，參加了整個出台方案的調查、測算、研究的具體工作，從中了解了問題的提出、方案的多次變化和原因以及最後決策的全過程，開始真正懂得一些社會主義價格形成、運行和管理的實際特點，感受到了價格矛盾的交錯、尖銳和複雜。
一九八六年三月，我又調任北京市物價局局長至今。在物價工作的第一線，在各種矛盾的“焦點”上，廣泛接觸了農產品、重工產品、輕工產品等價格以及多種服務收費，天天同代表各種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解決了一批棘手的價格矛盾，又冒出一批新的價格矛盾。消費者要求穩價，生產者、經營者又要求漲價；一些人責備物價局是“漲價局”，一些人責備物價局是“壓價局”等等。短短的兩年半時間，我飽嚐了物價工作的“酸、甜、苦、辣”，但也逐步品出了中國物價問題之“味”。本文集收入的關於價格改革勢在必行、關於價格改革的約束條件和地位作用、關於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和方式途徑、關於價格改革中的物價上升和通貨膨脹、關於價格改革中的收入補償、關於價格改革中的觀念更新等等問題的文章，或許能反映出其味之一斑吧！
六年來，在實際經濟運行的海洋裏遊泳，一個重要的體會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從基層做起，在第一線操作，這對我繼續從事價格理論研究已經並且還將繼續發生重要的影響。社會主義價格形成和運行的實踐不斷提出許多新的問題，需要人們去不斷探索。我並不認為本文集的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完備的，但我相信它能反映出一個真誠的探索者的足跡。
最後，我還想說明的是，如果說近十年來，我之所以能在學業、理論研究和工作上有所長進，這裏也凝結著我的妻子袁忠秀的心血。這不單是說，為了支持我的學習和工作，她擔負了不算輕的家務，使我無後顧之憂地不斷奮進，而且是說，過去作為一個深受學生們熱愛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教師，現在作為一家理論刊物的編輯，她在學業切磋、理論探討以及文字潤色上也常常能助我一臂之力。
一九八八年七月寫於北京
《改革：參與和思考》自序
《馬凱集》一九九一年出版至今已十年了。書中選編了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寫的十八篇經濟理論文章。記得是在一九九九年，熱心的黑龍江教育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提出，希望我在《馬凱集》的基礎上補充九十年代的文章後再出版一部文集。盛情難卻，我允諾了。但由於公務纏身，兩年過去了，一直未兌現。後來，忙裏抽空，斷斷續續，幾經篩選，現在新的文集——《改革：參與和思考》總算脫稿了。與《馬凱集》比，原選入的八十年代文章減少了八篇，增補了九十年代的文章三十篇。《馬凱集》的“自序”寫到八十年代末，那麼，續“自序”就從九十年代寫起吧。
九十年代，是我國改革和發展史上極其不平凡的年代。這一時期，在經濟體製改革方麵，我們黨總結了前十多年改革的實踐，逐步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總體目標，各個領域、各個方麵的改革都取得突破性進展；在經濟發展方麵，我國經曆了“治理整頓”末期的經濟下滑、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出現的一度“經濟過熱”以及到一九九七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之後，又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在經濟理論方麵，與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相適應，我國經濟理論界空前活躍，改革與發展的理論不斷深化，在多方麵也取得重要突破。
在這不平凡的年代，我有幸始終置身於改革和發展的第一線，親身經曆和觀察了這一時期若幹重大改革方案和發展謀略的出台背景、決策過程、實施中的碰撞以及實際效果等，收獲甚大，感觸良多。這些收獲和感觸，有些記錄在這一時期寫的一些文章中，有些則尚未來得及或尚不具備條件整理成文。這次增選的文章，大體反映了九十年代自己工作、學習和認識變化發展的脈絡，或許從這個小小的方麵，也可以反射出我國改革和發展事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理論發展之一斑。十年的時間是短暫的，但實踐是豐富的。
一九八八年我離開了北京市物價局，調任國家物價局副局長，直至一九九二年。這四年，自己的工作從參與一個局部地區（北京市）的物價改革和管理工作，擴展到參與全國的物價改革和管理工作。當時分管價格綜合司、農產品價格司、輕紡產品價格司、涉外價格司、價格法規司，主要研究價格宏觀調控方麵的問題，重大農產品、輕紡產品價格形成機製和價格結構問題以及涉外價格政策問題等。按照一手抓“調”（即有計劃地調整不合理的價格，改善曆史遺留下來的扭曲價格結構），一手抓“放” （即有計劃地放開價格，逐步讓價格從政府部門回到市場裏去，在競爭中形成），價格改革不斷取得重大進展。通過“放”，使市場形成價格的比重進一步提高。一九九二年底與一九八八年比，全國政府定價的比重，在農產品收購價格總額中由百分之三十七下降到百分之十二點五，在工業品出廠價格總額中由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十八點七，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由百分之四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五點九。通過“調”，使主要農產品、原油、煤炭、運輸等基礎產品價格偏低的矛盾逐步緩解。記得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在國務院領導下，我們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提出並經批準組織實施了調整城市居民口糧價格的方案，解決了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糧食購銷價格倒掛的老大難問題，為取消糧票、放開糧食銷價創造了條件。那時，人們無論是經濟承受能力還是心理承受能力都還較低，“談價色變”，但在國務院領導下，各地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共同努力，糧價改革方案實施相當順利，當時有一家報紙鬥大字的標題是“糧價改革，天動地不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