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加同誌在《血映關山》中，著重描寫的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麵的生活場景和畫麵：一是沈風、李卓等所創建的一支活躍在京郊冀東北一帶的抗日遊擊隊從組建到壯大的過程以及他們的戰鬥生活和光輝業績；一是革命聖地延安的生活風貌和革命浪潮中的潛流；一是從東北淪陷區流亡進關的革命青年沈風、周雲等人的故鄉遼河套地區以黃花崗子為中心的路南七十二牛錄、路北七十二崗子這一淪陷區人民的苦難和期待。作者善於把以上這三種生活場景和生活畫麵交錯起來描寫，構成一幅血映關山的抗日烽火圖，從一個獨特的側麵去表現曆時八載的悲壯的抗曰戰爭，也為描繪諸如沈風、周雲、柳亞雄、葉雨芳、李卓、孫占江等抗日誌士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創造了一個既有時代精神又有地方特色的典型環境。說實在，我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正是這些生活場景的描寫首先吸引住我。
沈風的遊擊隊，從奉地下黨上級指示精心組織北京第二監獄的劫獄鬥爭以組建遊擊隊，從孫占江的突然到來如虎添翼到葉雨芳進山參加遊擊隊，從轉戰京西一帶到整編為獨立團，以至挺進雲蒙山區和沈風的陣前壯烈犧牲，這支在黨領導下以東北流亡青年為骨千的抗日武裝的壯大友其艱苦的戰鬥曆程，是寫得相當有聲有色的，既有傳奇色彩（例如劫獄和孫占江出現等章節），又有濃厚的生活氣肩：和時代色彩（例如寫獨立團到去蒙山區的軍民關係以及戰鬥場麵的若幹章節），可以說是抗日武裝的—個縮影。作者不去寫抗日戰爭中我軍的千軍萬馬，也不去寫抗曰戰爭中的若幹有名的戰役，而是著墨於寫一支小小的遊擊隊（獨立團）的平凡而壯麗的戰鬥經曆，當然有他的精心構思。創作實踐證明，我們既需要像某些曆史長卷那祥用全景式的寫法去寫抗日戰爭的老戰場和著名戰役，寫八路軍、新四軍的千軍萬馬或者像台兒莊那種國民黨軍隊抗戰的有名戰役，但是，也的確需要像馬加在《血映關山》中這種以小見大，從一支遊擊隊（獨立團）的戰鬥經曆寫出整個抗日戰爭的烽火。而且這種寫法，不僅給作者提供了更大的藝術創造的空間，也往往能收到全景式作品難以收到的獨特的審美效應。
《血映關山）中用相當多的筆墨寫抗日戰爭時期聖地延安的生活風貌，也是相當動人且有時代氣息和藝術魅力的。七、八年前，我曾經訪問過延安，也曾從多部文學作品或電影電視作品中見到對作為革命聖地延安的多姿多彩的藝術描寫。老作家歐陽山的長篇小說《聖地》（《一代風流》之四）則用相當集中的筆墨寫抗戰時期的延安，並把它同重慶對比著寫，可以說是文學作品中寫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無論是我親眼所看到的改革開放年代的延安，還是從文藝作品中所看到的抗戰時期的延安，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麵容。因為不同的作家和藝術家從不同的角度寫延安，都會寫出延安的不同色彩，而一位匆匆訪問延安的訪問者（朝聖者）或遊客，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延安，自然也會得到不同的印象。馬加同誌當年曾在延安生活和戰鬥過，他對延安懷有深厚的革命情感。同時，由於他熟悉那段生活，也就有了比較獨特的表現角度。現在，我們從《血映關山》中看到的關於杭戰時期的延安生活風貌的描寫，是通過沈風、周雲、柳亞雄、葉雨芳等革命青年的眼光來寫的，筆墨雖然平實，卻充溢飽滿的感情，因此，無論是寫延安的日常生活，還是寫延安的“搶救運動”，都很有特色，也頗為動人。例如寫周雲通過長途跋涉輾轉來到革命聖地延安，進了陝北公學後，對延安生活和延安精神的一種親切的深刻的感受、，作者寫道：
周雲每次聽到有人唱《延安頌》，那高尤婉轉的歌聲總使他感到迷醉、沉思、振奮，激發一種崇高的情感，這聲音震動著延安的山穀，蔓延到延河兩岸，在他心靈的深處長時間波蕩著。周雲被《延安頌》的歌聲征服了。他醉了般的凝神諦聽著。他欣賞的，不是歌聲的強音，也不是它那美妙的旋律，而是它表現出來的延安生活強大的生命力。他從中獲得一種向上的力量，這就是延安精神。
周雲的這種感受，當然也是作者的感受，同時也是當年在延安戰鬥過生活過的千千萬萬革命者的感受，這種感受很容易喚起在延安生活過或訪問過延安的人們共鳴，而從這一點來理解延安精神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延安精神既表現為艱苦奮鬥，也表現為奮發向上，當然也表現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它是多側麵的。馬加同誌在這兒著重強調那種引人向上的延安精神，是對延安生活一種深刻的理解，是耐人尋味的。當然，（血映關山》中寫延安生活風貌，不止於對延安精神的體會和闡發，更重要的是通過各種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來表現那種引人向上的延安精神。諸如寫幾位東北流亡青年在延安的重逢，寫沈風與柳亞雄，周雲與葉雨芳兩對青年的愛情，寫大砭溝青年食堂的聚餐，寫在延河邊聽毛主席關於山和水的報告，寫桃林舞會等等，都充滿延安的生活佾趣和革命精神。作者正是以一種平實的筆調，白描的手法，從不易被人注意的平凡的日常生活畫麵中寫出延安的生活風貌和革命精神，並以此表現出時代精神的力這可以說是《血映關山》的一個重要的藝術特色。當然，馬加同誌寫延安，不隻是寫光明的積極的一麵，也寫到延安生活中的陰暗麵，他幾士是以實景的筆法，通過革命青年周雲的遭際來寫當年在延安由康生一手導演的“搶救運動”的。這些描寫，具有曆史記載性的文獻價值，也表現出馬加這位忠實於生活的現實主義作家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藝術勇氣。當然，讀了寫“搶救運動”始末的有關章節，給人們似乎留下更多深思的空白，於是給讀者更多的不是審美的愉悅，而是思想的啟迪，以便從曆史的失誤中找到避免再犯這種錯誤的正確方向。
如果說，《血映關山》中關於沈風遊擊隊的戰鬥曆程以及延安生活風貌的描寫具有獨特的認識意義和審美意義的話，那麼，作品中用相當多的篇幅和飽含遊子對故鄉的深厚情感所描寫的遼河套淪陷區生活畫麵，則具有更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更感人的藝術力量；就藝術描寫而言，這部分篇章筆觸似更細膩，更有藝術表現力。這大概是作者對遼河套的生活和人們風俗習尚熟悉和結合思鄉之情的緣故。在作者所精心描繪的一個個生活畫麵中，既有周雲的父母周二先生、周二娘、沈風的姥姥，也有於國昌、穀老五、小靈子等淪陷區群眾水深火熱生活處境的描寫，以及他們對在關內革命行列中的親人們和抗戰勝利期待的表現，同時，又有對像牛翻譯、包署長、包大牙這樣的漢奸投靠日寇狐假虎威坑害淪陷區人民種種罪行的揭露，以及對大德堂地主王誌興及其姨太太李率君無恥生活的描繪。在黃花崗子以至整個遼河套地區，一方麵是老百姓的苦難與期待，一方麵是漢奸以及與之相勾結的地主老財的荒淫與無恥，淪陷區生活圖景的描繪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沈風、周雲以及他們昀戰友們所從事的抗戰事業的莊嚴和神聖。作者在淪陷區生活圖景描寫方麵所花費的筆墨絕非閑筆，它可與沈風遊擊隊以及延安生活風貌的描寫相互呼應，具有一種內在的邏輯力量。這也許正是作者匠心獨運的表現。
從《血映關山》的選材角度及莫藝術構思，觸發了我關於長篇小說創作尤其是革命曆史題材長篇小說創作某些向題的聯想和思考。其一，史與文的關係。曆史小說，當然是以過去的生潔即曆史為題材，但它姓“文”不姓“史”，它應該是文學，而不是曆史，但是在曆史題材或革命曆史題材小說創作中，不少作家陷入“史”中不能自拔，對成堆的史料難以超越，因此寫出的作品，往往是“史”的演義，而不是曆史生活：的藝術再現。以表現抗日戰爭這段曆史為例，我讀到的不少作品就是這樣的。有部被人們譽為史詩型的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作品，長達三百餘萬言，從“九一八”寫到“八一五”，每個曆史事件從頭至尾演義一番，既非嚴肅的史書，又非革命回憶錄，更難說是小說。這種作品一而再地出現，並受到一些論者的稱道，是值得思考的。就我的閱讀經驗來說，讀這種數百萬言的重複、堆砌某些史料的所謂“全景式”的長—卷，真不如讀像馬加同誌的《血映關山》這種善於從某個角度切入，從一個側麵反映一個時代的真正的小說來得帶勁。因為像《血映關山》這樣的曆史小說，才真正具有其不可替代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其二，長篇小說是應該從總體上把握和反映生活，應該追求史詩的審美效應。別林斯基把長篇小說稱之為“我們時代的史詩”並認為它是“最廣泛的，包羅萬象的一類詩”，這無疑是對長篇小說文體審美特征的一準確的概括。我也曾根據別林斯基這一思想撰寫長文論述長篇小說的審美特征，並呼喚我們時代史詩的出現。但是，長篇小說創作發展的態勢以及我的長篇小說閱讀經驗又在提醒我，把長篇小說僅僅看成是史詩是不全麵的，如果盲目地追求史詩的審美效應，呼喚史詩的出現，呼喚出來的往往是一些徒具史詩規楔而缺乏史詩審美效應的作品。因此，是否可以這麼認為，史詩是長篇小說的審美品格之一，而並非全部；長篇小說f從整體上表現生活，但並非要求長篇小說都寫成“全景式”表現生活的長卷。長篇小說的寫法和審美品格應該是多樣的，它既受題材的製約，也受作家藝術氣質和生活經驗的影響。判斷一部長篇小說的藝術質量，不應隻從痦否具備史詩的規模和史詩品格上去衡童，而應該有多樣的藝未尺度。像對馬加同誌的這部作品，就難以用史詩的尺度去衡量它。隻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客觀地評價一部作品的藝術價值，並發現其藝術獨創性，認識其藝術價值。
讓我們把話題拉回來，再談談《血映關山》中的人物形象創造的得失。看得出來，作者所著力刻畫的人物形象是四個東北流亡青年，也即沈風、周雲、柳亞雄和葉雨芳的形象，這四個人物也都寫得相當鮮活，具有相當鮮明的個性。沈風是個知識分子出身的軍事幹部，他在故鄉遼河套拉起過抗日的隊伍，打過黃花崗子地主王誌興大德堂的響窯，後來被迫流亡進關內，同他的戀人柳亞雄一起在北平後海一座寧靜的小屋子裏坐關，做黨的地下工作；“七七”事變後，他在地下競的領導下，打開北平第二監獄，救出李卓及其他“政治犯”組織起一支遊擊隊，轉戰於平西一帶。作者著重寫了他到延安彙報工作，爭取派工農幹部到遊擊隊加強政治工作，後改編為獨立團以及最後他在同進行掃蕩的日寇戰鬥中陣亡沉睡在雲蒙山區，背倚長城，麵向著遼闊的關東平原。”這麼兩個情節，把沈風豪放的性格和陽剛之氣比較充分地展示出來。沈風是個粗中有細、剛中有柔的人物，通過戰鬥曆程的展示，這位為民族、為故鄉父老歲親流完最後一滴血的抗日民族英雄的形象較立體地矗立在讀者的麵前。但又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由於作者的筆力不夠集中，未能用更酣暢的筆墨展示他的內心世界，因此沈風這個人物形象不夠豐滿，讓人感到不滿足。周雲是同沈風對比著寫的，這個身上還有相當濃厚的浪漫情調的青年知訴分子，像當年千萬革命青年一樣，從追隨革命到參加革命隊伍，從向往延安到曆盡艱辛奔赴延安，又從延安出發奔向全國各地的抗日戰場經受磨練，周雲在陝北公學學習
結束後曾到晉察冀參加過戰鬥，但後來又在延安經受“搶救運動”的血與火的考驗。作為一個熱愛文學、富於革命熱情、耽於幻想的革命青年，周雲走過相當曲折艱難的革命道路。周雲的生活道路在那個時代具有典型意義。作者既把他作為作品的線索人物又把他作為重點人物形象著力刻畫的，他的成長過程也做了較充分的展示。同沈風比起來，作者在周雲身上用的筆墨似乎細膩些，注入的感情也更充盈些。但是，在周雲身上所用的筆墨似仍是線型的描寫，缺乏橫向的展開，因此缺乏深度，讀後仍然感到不滿足。柳亞雄與葉雨芳兩個女性的形象，葉雨芳似寫得更充分些，給人留下的印象也更深刻一些。除了沈、周、柳、葉四個青年外，我以為，孫占江的形象也是值得注意的。這是一個值得用筆墨充分展示的另一類投身抗日戰爭的英雄人物，他身上可能有一些草莽氣和傳奇色彩，但是這個人物如果寫好也是很有審美價值的，可惜作者在他身上用的筆墨太少了，他的形象似未能完成。在作品中，作者用素描的筆墨側寫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的領導形象，也給人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成仿吾的形象也寫得不錯。但這些人物形象，也僅僅是淡淡的素描而已。在淪陷區遼河套的不多人物中，地主王誌興的形象值得注意，這個大德堂的花花公子和在日本人侵占東北後逐漸破落的地主，一方麵站在農民的對立麵，仍然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另一方麵也受盡了諸如包大牙、牛翻譯之類的大小漢奸的氣，他的性格相當複雜，作者注意寫他性格的複雜性，人物形象也就比較立體比較鮮明了。可惜的是，作者在寫淪陷區人民時，用的筆墨雖然不少，但由於筆墨分散，能站立在讀者眼前的形象似不多。
順便提一句，（血映關山》的語言是樸素平實的，作者善於用白描寫法，睜靜道來，自有其獨特的韻味。但是由於筆墨過於平
實，缺乏色彩感，由於在關鍵處不能潑墨，筆墨不夠酣暢，讀之難以掀起讀者胸中的波瀾，這也是一個令人感到不滿足之處。
1991年國慶前夕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