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文體的重要因素，陳建功在小說文體的創造性探索中，自然也在語言上下了相當大的氣力。建功的小說，從題材的采掘上是兩個方麵，即北京形形色色的市民和充滿北京民俗風味的生活畫麵，從他早期寫門頭溝煤礦生活的作品到近作“談天說地”係列，都可以歸入此類；另一方麵是寫知識分子生活的，《飄逝的花頭巾》即是。兩類題材的作品，在語言風格上也迥然相異，前者京腔京韻，後者充滿書卷氣。唯其如此，人們說建功在創作上有“兩把刷子”，即此之謂也。建功的近作《放生》、《耍叉》、《前科》，自然是屬於北京民俗生活的一類，因此語言上自然是迫求京腔京韻，而且比之“談天說地”的前五篇，似更地道些。建功生於廣西北海，少年進京，自然不是北京土著，可是他作品的語言，都是地道的京腔，且有其特點。這大概來自兩個方麵的努力，一是十年門頭溝的礦工生活打下了基礎，八十年代初成為北京專業作家後，又留心於北京語言的學習揣摩；另一方麵也來自他對北京民俗和北京語言有學術性的研究。這兩個方麵，使他的京腔既地道，又透著點學者味。這可叫說是建功小說語言的一個重要特點。建功的小說中，引用了不少北京的俚曲、歌謠，也用了不少北京的口語，諸如“鬧心”、“蹦達”、“操性”、“這撥兒”等詞語，還有像“你呀，想活到人家那境界，且哪！”之類的口浯，都是很有北京味的，既是北京的，也是陳建功的。不僅注重寫什麼，也注意怎麼寫，這種文體本的自覺和探求，在某種意義上標誌著一個作家在創作上走向成熟。陳建功近作中的文體自覺和文體上所作的銬擇與試驗，應該說是樁好事。我們有理由對建功的小說創作寄以厚望。
話說北京“新民辯小說”
八十年代初以來，也就是進入曆史新時期以來；北京的一批作家陸續寫出了一些反映北京市民生活、具有較濃的北京民俗風味的小說，有人稱之為“京味小說”，有人稱之為北京的“新民俗小說這些作品，以其濃厚的北京民俗風味，以其別具一格的藝術風貌，以其獨特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在廣大讀者中引起相當強烈的反響，被看作新時期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
在這方麵，有意進行探索並寫出一批影響較大的作品的要數鄧友梅。他從七十年代末發表了短箱小《話說兩然亭》、《雙貓圖》、《尋訪畫兒韓》等作品後，躭開始進行這種獨樹一幟的藝術探索；後來，中篇小說（那五》、《煙壺》《四海居軼話》、《李七的後人》等作品的相繼發表，表明這種藝術探索的成果日益見豐，其影響也日益擴大。除了鄧友梅外，劉心武在長篇小說（鍾鼓樓》的創作中也進行這種藝術探索；並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績。當然，劉心武在《鍾鼓樓》中所寫的北京鍾鼓樓附近一家大雜院的市民生活，是當代北京市民的生活，有別於鄧友梅的：作品大多是寫前清八旗子弟或梨園界、文物界的一些人物的曆史生活。北京另一位作家劉紹棠也致力於京味小說的創造，他的中篇小說《蒲柳人家》以及其運河係列小碎便是這方麵的代表作。但是劉組棠的作品寫的是京東農村的民俗生活，勾畫的是京東運河兩岸農村的民俗畫卷。與鄧友梅、劉心武的作品相比，別有一番藝術風貌。最近，讀到北京陳建功、趙大年兩位作家合著的長篇
小說《皇城根》。此作以老中醫金一趟的一生經曆及其家庭的悲歡離合為焦點，以“再造金丹”奇特的充滿傳奇色彩的命運為主線，表現了老北京人的傳統和新北京人的風尚，具有相當濃鬱的北京民俗風味，也是北京新民俗小說創作的一個新收獲。
北京的新民俗小說（即“京味小說”）由於出自不同作家之手，在選材和藝術表現手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藝術風格上，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總的看來，無論是鄧友梅、劉心武的作品，還是劉紹棠、陳建功、趙大年的新作，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可以淆出，他們都有共同的美學追求，即追求一種清明上河圖式的審美旨趣。《清明上河圖》是北宋末年宮廷畫家張擇端的作品，它描繪了北宋京城汴京（即今河南開封市）市並繁榮的景象以及清明時節市民絡繹出城銷青掃墓的情景，是一長卷式的畫卷。《清明上河圖》的問世，表明人們的審美旨趣已由文人山水畫的高雅而轉向以市民生活為表現對象的世俗”。新時期北京一些作家在新民俗小說創作中所提出的“清明上河圖式”的審美追求，也即有意轉向世俗的審美旨趣。在這方麵，鄧友梅在其創作談《一點探索》中有較詳盡闡述。他寫道：“從《話說陶然亭》開始，我試探著寫‘民俗小說’。具體地說，就是用北京口語，寫北京人：的生活。寫他們的昨天和今天，也展望明天。北京是中國近幾百年來的都城，中國的曆史變遷牽動了北京城市麵貌、市民生活的變化。反過來，寫好了那京人和北京城市生活麵貌的變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個屆家的變化。我計劃寫一組中篇和短篇。分開來各自獨立，合起來則是一幅長卷風俗畫圖。”他又寫道：“小說的娛樂作用；首先在於它是一個審美的過程。生活的美是多方麵的；民風、習俗、人情、世相，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曆史觀的指導進行研究，皆有、美的因素可擷取、可提煉。藝術地再現社會生活時各種場景，開闊一下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眼界，為曆史教科書作點注腳和插閣，為民俗舉、風俗史提供一點研究資料，也會豐富小說的樣式和趣味，送是我的一點小小的試驗計劃、一點設想。這兩段話，大體上概括了京新民俗小說作者總的審費皆趣和藝術追求，可以看作是他們的藝術宣言。
北京京新民俗小說一方麵從宋元話本中汲取藝術養料，一方麵又師承著名作家老舍的京味小說，如長篇小說《駱駝祥子》等。我們之所以把這批作品稱之為新民俗小說；正是同宋元話本一，類的古代民俗小說相對而言。從寫法上看；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從宋元話本等古代民俗小說中脫胎出來的痕跡，又珂桫看到它們有意向老舍寫北京的那些老京味小說學習的努力，同時，又有從事北京新民俗小說創作的作家們自己的—些藝術無索—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新民俗小說時文體，或者可以這麼說，北京新民俗小說是新矣俗小說這種文體中的重要標本，而新民俗小說又是新時期小說文體演變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體。從文體上來考察，北京新民俗小說大致有以下一些特點。
首先；它們都很注意北京民風習俗、人情世相的描寫。這種描寫，既逭染氣氛，為人物活動創造一種典型的環境，以烘托人物性格，又通過這種播寫開掘古都的文化積澱，具有獨特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例如鄧友梅的作品對破落的八旗子弟的生括習俗、對文物鑒賞活動、對戲曲界人物的生活氛圉的描寫，都具有很濃的民俗風味，的確組成了一幅長卷風俗畫圖；劉心武的《鍾鼓樓》對北京大雜院生活氛圍的描寫，對北京小四合院建築特魚的描述，對薛家婚宴以及由此而引申開的生活場景的描寫，也都具有民-學的價值，也透著很濃的文化氣息；陳建功、趙大年的《皇城根》更多的是對北京當代市民生活的推寫，自然也是很引人入勝的。當然》也必規指出，成功的民俗推寫總是為寫人物艱務的，遊離於人物活動之外，為寫民俗而寫民俗，則很難說是成功的。我們上麵提到的一些作品，其民俗推寫大籌是為人物的活動而展開的，因而也都是成功的。
其次，我們還可以看到，北京新民俗小說在寫人物的命運時大都跌宕起伏，因此作品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情節比較豐富，作品的可讀性也都較強。這“點，正是從宋元話本中學來的。例如《那五》中寫破落的八旗子弟那五從貴族少爺成了“舍哥兒”，命運的跌宕起伏相當大，後來又寫他裝在“清音茶社”捧角兒到從茶社出來後被剝光衣脤差點成了乞丐，寫他當小報記者的各種騙術，寫他在家中的各種擺譜，都具有很濃的傳奇色彩，也就把一個硤落的貴族子弟寫得淋漓盡致。《皇城根》似乎更注意傳奇性的追求，在寫金一趟的“再造金丹”的繼承、製作和被盜、傳授等情節中，充滿撲朔迷離的傳奇色彩，因此，也就相當引人入勝。宋元話本原是說書人的底本，後來途文人加工而成為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為了吸引昕眾，它們必然追求一種傳奇性，北京新民俗小說注意在這一點上繼承宋元話本的藝術傳統，又加以改造，使之更接近生淨真實、更可信，這一點我以為是可取的。
再次，在語言上，北京新民俗小說的作者大都注意“用北京口語，寫北京人的生活”，在語言上有北京味；這就是“京味小說”之所以具有“京味”的一個重要原因。當京味”的來源尚有種種，例如寫北京的風俗、風物等等，但用北京口語來寫，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麵。老舍在他的幾十年創作生涯中，一直注意用北京口語來寫作，成了語言大師，他的小說也成了地道的“京味小說”。北京新民俗小說的作者們主要是在語言上向老
舍學習的，他們的作品中很注意運用北京的方言、口語，且把它們規範化；同時，不僅注意采用那些舊的方言，也注意采集近十多年來新產生的方言口語，也就是一種新鮮的活的口語，更能表現今天北京人的生活，這在《皇城根》中表現得再為突出。
最後，我想指出，北京新民俗大都具有很濃的文化色彩，具有較高的審美品格，同時，它們又注意可讀性和通俗性，因此達到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較好的統一，取得雅俗共賞的審美效應，這應該說是一種較高的美學境界。
1992年9月
我看近年來的小說創作
文學是否能走出低穀？對於個問題的回答，由於觀察的角度不同，將有不同的答案。我不想籠統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想為大家提供小說創作方麵的點滴情況，供大家在考察這一問題時作參考。
一是新寫實小說的崛起和發展。搞新寫實的小說家大致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吸取現代派的藝術養料，兼容別的藝術流派，形成一種新的創作流派，如北京的二劉（劉震雲、劉恒），武漢方方、池莉即是這方麵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近年來在讀者中有較大的影響，盡管還有令人不夠滿意的地方，他們的創作是值得肯定的。他們的作品，尤其是在平民意識、客觀的敘事態度以及還原生活等方麵更進一步發揚了現實主義精神，而在藝術上又更具有個性，因此受到讀者的歡迎是很自然的事。另一些被稱為新寫實的小說家，他們原來是搞新潮小說的，他們發現新潮小說與讀者的疏離，於是在向現實主義靠攏，他們的作品中既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又運用了相當多現代派的手法，具有濃厚的現代色彩，江蘇青年作家葉兆言、蘇童等即是這方麵的代表。上麵所說的由兩個方麵組成的新寫實小說作家群，他們的創作在近年來的小說創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加之，他們都是青年作家，具有很大的創作潛力。因此，在考察近年來小說創作態勢時，新寫實小說是不可忽視的。
二是文化小說的新的發展。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中，文化小說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較高的審美品格。陸文夫的小說，尤其是寫食文化的《美食家》，鄧友梅寫北京的新民俗小說，馮驥才的寫天津的民俗小說，汪曾祺、林斤瀾的新筆記體小說，都是文化小說中的隹品。1985年的文化尋根派崛起，也有過一些寫地域文化的作品，例如韓少功寫楚文化的（爸爸爸》等，李杭育寫吳越文化的“葛川江係列”，賈平凹寫陝南文化的“商州係列”，這都是一些有影響的作品。但文化尋根派似乎旗號亮得迕早過急：，而創作上成果不大，很快就偃旗息鼓了。進年來的文化中說似更佳意在現實生活變革的播寫中去開掘各種文化積澱，把鳳俗描寫：與變革的現實生活》寫結合起來，在動態中寫各種民俗和文化。這方麵，濟南軍區青年作家周失薪初蘇州青牟女作家範小青的創作值得注意。周大新的係知中短篇《豫西南有個小盆地》、長篇水說處女作《走出盆地》以及新近發表的申篇小說（左朱雀，右白虎》，範小青的中篇小說《顧氏傳人》、《清唱》等以及長篇小說（褲播巷風流記》等，都是這種動態寫風俗挖掘文化積澱的小說、是值得注意的。
三是近年來小說家文體意識的覺醒和強化、以及小說評論中文體評論和文體研究的進展，也可以看作是近年來小說創作新的進展。文體是研究怎麼寫的，這不是可有可無的事，近些年來，無論是小說家，還是小說評論家，都注意到文體方麵的事，這是件好事，這對於繁榮小說創作，提髙小說創作質量是會有好處的。
以上所說的關於小說創作三個方麵的情況表明，近幾年來小說創作總的說來處於低穀狀態，但不是沒有成績可言，而且我以為，由於一些中青年作家正在默默無聞地耕耘，走出低穀，迎來一個新的繁榮期是指日可待的。
1992年1月
時代的投影曆史的回聲
閩南地區小說創作巡禮
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的廈門、漳州、泉州三市，俗稱閩南地區。這大概由於它們具有獨特的閩南方言、相同的曆史經曆和相近的風俗習尚之故。改革開放以來，廈門建成經濟特區，漳、泉、夏三市於是成為改革開放窗口的又一個“金三角”，這種曆史的際遇與時代的特色，又使閩南地區在改革開放年代具有獨特的魅力。閩南是我的故鄉，千絲萬縷的鄉情使我關注著故鄉的一切，包括文學發展的態勢。
閩南地區同福建全省，一樣，散文、詩歌創作成績比較顯著，而小說創作卻是一個弱項；新時期文學開始以來，尤其是近幾年來，由於各亦麵的重視，特別是（廈門文學》所起的重要作用，閩南地區小說創傷有了長足的進步，推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並初步形成了作者的梯隊，但創作水平同先進地區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對此，我們必須有個清醒的認識。二有了這一認識，才能對閩南地區的小說創作的發展態勢做出正確的描述，對其已經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做出正確的評估。
新時期十條年來，閩南地區小說創作在長篇方麵雖然也顯示了實績，諳如傅子玖的《陳蒹庚》、李樹砥的《李光地》、洪永宏的《海因》、陳福郎的《浪跡夫涯》、杜成維的《海上緝私隊》、瀟琴的《袈裟情緣》、洪泓的《金戈碧血》等等，或以其題材的獨特，或以其濃鬱的閩南特色，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應該說，十餘年來
閩南地區小說創作的實績M多地還是體現在中、短篇小說創作方麵。無論是在閩南地區辛勤耕転、不倦探索的各種年齡層次的作家，還是在外地工作而心係故鄉的閩南籍作家（如在京的許謀清），他們的創作大致表現出以下幾個特色：
首先，他們熱衷於南地區獨特的民俗風僧的描寫，致為於開掘蘊藏在這種民俗風情內《的文化軹澱和傳達出上個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撞擊的某些曆史的回聲，當然，他們也注意環顧如今改革開放的社會現實，並寫出曆史與現賣的交叉與碰撞。這部分作品的出現，預示著閩南鄉土小說的挺生。在這方麵，中年作家莊東賢、陸昭瑋、許謀清，青年作家青禾、丹嫌等做出下板突出的貢獻。閩南地區的先民是一千蘭百多年前初唐時期豫南地區的移民，因此，這個地區保留較多中原文化的遺跡，閩南的民俗可以看作是中原文論的一種活化石；另一方麵，近幾百年來，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百五十餘年來，以廈門為中心的閩南地區一直是中外貿易的港口和文化交流的窗口如今文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金三免這種曆史與現實的特點，吸引了一部分作家對閩南民俗這個富礦進行開掘。莊東賢、陸賄環是這方麵的先行者，莊東賢的短篇小說《香客嬸》等，陸昭蛘的中篇小說《雙鐲》、《細||碧》等，都率先引起人們的注意。近年來，許謀清的“海土係列”更是以其濃厚的鄉情和閩南民俗特色引起人們的注意。蔡海濱指出“《海土》要著力把握的是閩南這塊‘海味十足的土地的個性，是這塊土地特定虜史、文化、經橋、社會心理所造就的獨特的人生，和開放以來，在商品經濟、現代意識衝擊下，令人眩目的深刻變化對“海土係列”的這神評論我以為是得當的。此外，青禾寫薌江、薌城的一些小說；丹婭的一些閩南味頗濃的民俗小說或女性小說，還有張力作：品中的一部分，例如其近作《阿鈴阿鈴》等，也都奉現出比較的的地區特色和濃厚的閩南味、
其次，更多的閩南小說家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特區建設以來，在這塊土地上急劇變化、令人眼花繚亂的現實生活，力圖描繪出生活變革的軌跡和人們在改革年代的各種心態，在他們的作品中留下變革時代的投影。在這方麵，廈門青年作家張力、漳州青年作家楊少衡、海迪等人的作品值得注意。我最近補讀了張力七、八年前發的一些作品，諸如中篇小說《海灣上的草原》等，作品所展示的廈門特區建設出去的時代麵貌和一批城市青年的複雜心態、還有那祖獷的文風，很是耳目一新，因此盡管這些作品還存在犖構鬆歡，敘賽手段單一等藝術缺憾，我還是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揚少衡是位社會責任華比輯強的青年作家，他早期廣些寫於部子弟和插隊知青生活的作品，都曾以一個小的角度老反映時代的改革大潮，具有較高的社會認識價值。他的作品中，像中篇小說《彗星岱爾曼》、短篇小說《雙聲填》、《禪曲》、《黑崗海拔1022》等都極清晰地留下改革時代昀投影，而他的近作《浴池之役》、《愉悅》、《多發地聲》，則注意從心理這一較深的層次反映在改革大潮申各色人等的精上的變化。海迪的作品則太都注意寫改革時代人們的各種心態，從躁動不安到價值觀念的改變等等，也給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第三，閩南作家在小說創作中除了展示各自的藝術個性，表現串多姿多彩的藝術追求外，大都有一個共同的追求，那就是一種濃濃的的閩南味。這種‘閩南味’究竟是什麼，也舉以吊幾句話說清楚，這種“閩南味”，一方麵表稃在語事方麵，陸昭環、許謀清等主張用閩南方言寫小說，他們的藝術實踐已取得某些成果，那就是從語言上給人，種“閩南味”；另一方兩也許是
更重賽的方麵，是作家的藝術氣質及其營構的藝術世界中具有閩南味，這也許有點玄，我想用女作家丹婭的作品來說明我這種藝術感受，也許就不那麼玄了。丹婭是個典型的閩南姑娘，她的“柔婉纖細”，她的“靈秀”，她的“夠淨單純”，固然在她的散文中表規得更鮮明，在她為數不多的小說中也成了一個鮮明的藝術特色。她的成名作《蘭溪水清清》以及1987年發在《福建女學》上的《那頭是吾家》、《玉著岩》篇什都較鮮明地表現出這種“閩南眛”，它們除狀板寫景纖細柔婉外，吏重要的是富於抒情性和浪漫氣息。丹婭的作品，很能表現出閩南小說家家思維藝術化的長處和過於藝術化難以‘發現、挖掘現實生活內在的矛盾和衝突因而缺乏力度和份量的短處。當然：丹婭的小說也有過“變奏”，發在《十月》上的中篇小說《變奏》和近期發在《廈門文學》上的寫女大學生求職的、小說又發生在皮季》，都可著袢是丹婭小說創作中的“變奏”，這兩篇作品；都較智接她切入瑰實生活；表現現賣生活中的矛盾，一改那種柔婉蘊藉的文風，但揭示生活的矛盾又似非丹婭的長處，封為她太善良且太柔弱了。我之所以用這麼多篇幅來談論卉婭的小說，是因為我認為解剖一下丹婭小說創作，不僅可以比較具體地把握閩南小說家作品的“閩南味”，也可以從中窺視到小說家創作中的長處和短處、
在閩南地區小說創作中最活躍最引人注意的當然是一批新時期文學大體采取同一前進步伐的中、青年作家，：他們的創作大多開始於八十年代初期，有了近十年的“創齡”，寫也了數十萬字的作品，有的作品引起了省內外的注意。他們當然是閩南小說家中的中堅。除了上文提到衲莊東賢、陸昭環、許謀清、青禾、海迪、楊少衡、張力、林丹婭等外；在這批傘堅力量中；還有閻欣寧、鄭啟五、王偉偉、陳耕、唐敏等，他們的創作收獲甚豐，且各有特色，值得注意。其中，尤其是閻欣寧的軍旅小說已經引起相當廣泛的社會反響，更值得注意。閻欣寧雖非閩南人，卻長期戰鬥在閩南，從部隊轉業後，又在《廈門文學》工作，他的取材於軍旅生活的小隊i然有閩南小說創作發展聯係在一起。欣寧創作甚豐，其中尤以其近作係列短篇“三槍”（《槍聖》、《槍族》和《槍隊》）更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因而反響也更加強烈。對於“三槍”，雷達指出：”閻欣寧由軍人須臾不離的槍入手，突出軍人的心靈和軍營的真實，不失為一種明智的目光。”因此，盡管它們還存在一些藝術缺陷，雷達仍以“思給閻欣寧的這組小說較高評價，看作軍事文學在近期的新收獲”相讚許。我是同意雷達對“三槍”，的這一分析和評價的。值得指出的是，“三槍”不僅是軍事文學在近期的新收獲，也是閩南地區小說創作在埃期的重要收獲。
在瀏覽閩南地區小說創作的備種新收獲時，我不僅為上麵所說的一批有勢力也有相當經驗的中青年作家的收獲感到欣慰，更為一批旬出茅廬的閩南小說創作新秀的出手不凡感到驚喜。我所說的新秀包括來自漳州的眼科女醫生賴妙寬，廈門木竽一年級學生俞帆，來自軍營的女兵陳慧民，來自平和山區的小學教師何也等人，當然，也包括何光喜、沙封、今聲等等。他們大都很年輕，也隻有幾年的“創齡”，但他們出手不凡，他們的一些處女作被轉栽，引起人們的法意，也可以說引起全國性的反響。因此，閩南小說創作崛起的希望從幕種程度來說正是寄托在這一批更年輕的作者身上。在這批年輕作者中，賴妙寬年齡稍長，“創齡”也較長一些，我讀過她的短篇小講《天賜》、《皮鞋》，感到她的筆就像她手中的手術刀一樣銳利，她用手術刀來解除患者的病痛，又用她的筆來解剖現實生活，其冷竣與深刻，不亞於相當出名的一批被稱為“新寫實主義”代表的作家。最近，又讀到她的刊發於（廈門文學》後被《小說月報》選載的中篇小說《共同的故鄉》，更驚喜發現她的進步和成熟，此作不僅選材角度新，敘述手段老到，且主題的蘊含是深刻而又豐富。俞帆是位不滿二十歲的大學生，但他的短篇小說（閹貓紀事》、《永遠的水仙》在《福建文學》刊出後，相繼被《小說月報》選載，這在閩南文壇來說，無異於是樁爆炸性的新聞和喜事。讀俞帆這兩篇作品和另一短篇《聚會》，發現他雖然語言有較重的書卷氣，但其老到卻讓人難以相信他還是個大學生，而其作品的取材角度和主題開掘文大大超過他的生活閱曆。陳慧民和俞帆差不多同樣年轉，佰她從去年起，相繼在《解放軍文藝》發表《動物小世界》和《老少相知》、《鴿子眼》等小說二題，一下子引起軍，內外評論家的注意。《動物小世界》磕《人民文學》作為“信人佳作選”於今年第1期選載，這是少見的。此作以她的充滿軍營生活情趣的眼光刻畫了幾個鮮活的女兵形象，的確出手不凡。《老少相知》和《鴿子眼》雖然評價不一，但那字裏行間的生活請趣和行文的自由灑脫，卻是值得稱道的。值得指出的是：賴妙寬、俞帆、陳慧民等一批閩南文壇新秀，他們對生活的掘取，比前麵提到的那一批中青年作家，似更深沉，更注意整體性，也更富於現代意識，他們的文體意識一開始就比較強，這正是他們的大有希望之所在。讀了他們的一些作品，對閩南地區小說創作在不久的將來崛起，稱雄於全國文壇，我似更有信心了。
1991年7丹
可貴的突破重要的貢獻
喜讀徐光耀同誌的“我的喜劇”係列
有客自石家莊來，告我一消息：老作家徐光耀同誌近來練氣功，練得精神大振，記憶力大增，遂翻出一些各種年代親身經曆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來，寫成一短篇係列，名之曰“我的喜劇”。我與光耀同誌有一麵之緣，也讀過他的《小兵張嘎》等作品；1988年在京見麵，談得頗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感。聽到他的新作不斷問世，自然有興趣拜讀。於是先找來發在《人民文學》1990年第9期的（我的喜劇二題》（包括《我的第一個未婚妻》和《兩出大戲》），接著又讀到這個係列之二《緊鄰》（《河北文學》1990年第10期）和之四《千萌大隊》（《長城》1991年第1期），為光耀同誌老樹新花，年過花甲後在創作上又有？一個新的噴湧感到欣喜，遂寫了篇短文發在報紙上（見《光明日報》1991年4月13日第三版》，作為對光耀同棗創作上的新收獲的一個祝賀。但意猶未盡，加上最近讀到他的另一個短篇（布告》（《上海文學》1991年第5期），雖未標明“我的喜劇”係列，但讀後，斷定仍屬這個係列無疑。於是各種想法湧上筆端，又作此一篇長讀後感，以就正於光耀同誌及廣大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