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世紀文學的精神生態和資源危機
大家知道，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我們在談論文學的時候，會涉及到文學的物質基礎及其思想文化背景，涉及到現在文學的生產機製和運行模式等方麵的變化，但我著重要談的還是當下文學的精神資源，當下中國作家的精神狀態，以及進入新世紀以來創作上的一些重要變化和創作中的重要缺失。這些問題都屬於精神生態的範疇。
一、直麵當代文學的不和諧音
最近，有記者問我對德國漢學家顧彬的“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等言論的看法，還有的問我對於網上流行的“中國文學已經死亡”、“中國作家已經死亡”、“中國評論家已經死亡”、“中國文學理論已經死亡”、“中國教授已經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這被稱為“垃圾論”和“死亡論”。顧彬的話後來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還是清楚的。問題都提得非常尖銳。我覺得下一個“悼詞性”的整體否定的結論也許比較容易，而我更欣賞的是一種分析的態度，一種能就具體問題提出真知灼見的批評態度。我希望盡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國文學品性的基礎上去下結論不遲。其實這些激烈的言辭裏不無合理的成分和某些嚴酷的真實，也涉及到了當前中國文學麵臨的危機問題。去年七月，我發表過一篇叫《當前文學創作症候分析》的文章，談的也是問題和危機：比如，生命寫作、靈魂寫作的缺失，正麵精神價值弘揚的缺失，精神超越性的弱化，原創性的缺失等等。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不能簡單地說中國文學已經死亡了，或者隻剩幾個詩人值得一提。比如，說《狼圖騰》是宣揚法西斯主義，有沒有道理呢？有一點道理，但失之簡單化了。這本書的文化宣言部分破綻較多。我曾寫過《〈狼圖騰〉的再評價與文化分析》，批評得也非常尖銳，認為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還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如果沒有上帝，人啊，是什麼都可能做的。”指出滑向極端的危害性。因為書中認為中國的人種狼血太少了，羊血太多了，如果改換一下血液配方，讓狼血多一點，轉換成狼文化，中國人就厲害了，這當然是錯的。但是，細讀文本，又不能不承認，在生態層麵和形象層麵，它對“文革”期間的瞎指揮，粗暴的行政幹涉對草原的破壞，人與大自然關係的思考，以及狼的團隊精神和狡黠凶頑的野性方麵的精彩描繪，富於原創性，能帶來一些震驚化和陌生化的效果。這也是它吸引很多讀者包括外國讀者的原因。今天我們講精神生態，也並不是要下個什麼樣的結論，而是分析今天中國文學所麵臨的問題。近來文壇上比較熱鬧，出了不少花邊新聞，什麼裸誦、乞討、梨花體之類，讓人看了遺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國作家還是心存神聖的，在自尊地、艱苦地、大膽地探索著，辛勤地創作著，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收獲。
我特別注意到，胡總書記報告中指出，麵對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大潮，如何找準我國文化發展的方位，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的軟實力，“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這才是站在世界和全球的高度上看問題，不是那種老是局囿在國內的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那就要追問我們文學的國際形象怎麼樣，國家的文學魅力怎麼樣，以一種新的標尺來要求。事實也是這樣。比如今天一個微妙的變化是，很多中國作家不再將世界文學簡單視為西方文學，那種與西方文學潛在的隔閡甚至對立心態正在發生改變，向著共生共融方向行進，也把自己視為世界文學的一分子了。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是文學如何在建設和諧文化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我們曾經講了多少年的鬥爭哲學、非此即彼，現在提出和諧理念，是多麼巨大的變化！對於這個劃時代的理念我們必須要認真地學習和領會。什麼叫和諧？我理解，和諧不是絕對地同一，不是統一律，不是“同”而不和。如果隻存在一種聲音，那不叫和諧，和諧強調的是和而不同，不同的音調才能組成美妙的音樂。一個調好了音的琴和弦，顯得很寧靜，其實有內在的緊張性和不同力量在一個更高程度上的調和，如果不和諧，弓可能折了，弦可能斷了。看不見的內在和諧，比表麵上的和諧更重要。對於追求政治理想上的和諧、社會觀上的和諧，大家是一致的，在這一背景下，文學家如何處理他的創作，政治家的政治與文學家的政治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對作家來說，如何在和諧理念的大背景下，處理悲劇意識、處理苦難意識、處理貧富懸殊題材，如何大膽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可能都是需要深入思索的新課題。事實上，為了和諧，更要敢於直麵差異和矛盾，直麵不和諧音，大力克服它才是通向和諧之途。
二、市場的力量與文學的分化
新世紀以來，我們的社會環境、經濟生活、價值取向、審美精神確實發生了很深刻的變化，特別是加入世貿以後，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等各方麵都有縱深的發展。在七八年前，我們談論私人小汽車，還隻是夢，離我們很遙遠，七八年後，小汽車在一些大城市裏急劇膨脹，有的都開始限製了，私人住宅問題也一樣。現在我國互聯網的注冊數達一個多億，手機注冊近四個億，石油消耗居世界第二位，這些都反映了經濟高速發展。“神六”上天，我們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有載人能力的航天國家，這都是我們感到非常自豪的。但也要看到精神層麵的生態中存在的逆人文態勢：貧富懸殊，能源短缺，生態破壞，環境汙染，真情缺失，友愛難求，誠信危機，貞操淡薄，貪汙腐敗，懷疑永恒的種種現象同時存在。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複雜語境。我們必須看到生態的兩個方麵，好的和壞的。如果隻看到一個方麵，那作為文學家就沒有把我們所處時代的生態環境研究透徹。
在這個複雜的曆史語境下，就出現了我要談論的“新世紀文學”。為什麼不叫“新時期文學”呢？我覺得該換一換了。這絕不是玩新術語，這個名字其實是曆史給的，是時間給的，是文學自身的發展需要給的。我們叫新時期文學已經叫了三十年了，跟現代文學史一樣長了，就像一個人，小時候你可以叫他的小名，等他長大了，結婚了，你若還叫他小名就會別扭，並失去新鮮感。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新世紀文學”和之前的文學是不一樣的。
必須看到，“新世紀文學”的出現是有一個準備期的，忽略了這個就不科學了。這個準備期大約是從1993年開始的。它是一種市場經濟比較充分條件下的文學。現當代文學一百多年了，如果用不盡科學但接近事實的說法來看，它經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文學，還經曆了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階級鬥爭的文學以及八十年代的計劃經濟時代的文學。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至今，進入了一個以較充分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文學時代。簡單地說，進入市場後，精神的東西變成了商品，文學寫作越來越技術化了，文學也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這還涉及到今天我們作家的生存狀態。如今的文壇早已是三分天下：純文學刊物，市場化出版，網絡傳播。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文壇了。最近我看到作家“富豪榜”，不知熱衷此道的人想說明什麼。恐怕隻能說明，作家隊伍也在貧富分化。但別忘了，文學有自己的標準，最有錢的不一定是最優秀的，發行量最大的不見得是最有價值的。最近易中天講“三國”、於丹講《論語》、劉心武講“紅樓”、閆崇年講“清史”，都很火，這一方麵說明了文學和文化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出市場價值的厲害，把文學娛樂化、通俗化、人情化、實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