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2日
③關於中統在清華的組織：中統在清華，梅貽琦、吳澤霖、沈履、葉企孫、戴世光等人是領導核心。梅貽琦總其全權。在北平由國民黨市黨部內情報組（中統係統）直接領導。他們有什麼黑“指示”或布置什麼反動活動都是經過這個組來執行。有事請示彙報也是和情報組聯係。清華方麵是由沈履和戴世光到市黨部去請示彙報。在南京中統的機構中，也有分歧和爭奪。1946年底起，偽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極力擴充他自己的勢力，他通過北平市偽教育局（局）長王××抓北平市的各大中學校，有些黑“指示”是通過這個王局長聯係和布置的。因此北平市的中統組織在清華方麵無形中成了雙重領導。北平市偽教育局要清華的中統組織推薦教授和教員到大中學校去，擴張這一派在大中學校的反動勢力。他們雖有派係分歧，主要目的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監視和鎮壓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學生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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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6日
④關於葉企孫
1．葉是否中統分子問題：1946年—1948年，“中統”在清華的主要負責人是校長梅貽琦，葉企孫是理學院（院）長，一向梅貽琦因事外出，總是由葉企孫代行校長職務，即在抗日戰爭前後都是這樣做的。直到解放後，還是沿襲過去慣例由葉擔任過一個時期的校務委員會主席。當時偽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是反動組織“中統”頭字（子）陳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與葉企孫關係相同於梅與朱的關係，因此，我認為朱家驊不可能不拉葉參加這個反動組織。至於葉是否確係中統分子，我不了解。
在清華反動組織“中統”骨幹分子的分工上，據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負責職工方麵的工作，戴世光負責學生方麵的，吳澤霖負責教師方麵的。沈履在一次談話中還說到過葉在校內監視進步教師的一些活動。
2．在清華的“應變委員會”：
1948年底，解放戰爭迫近北京西郊時，“中統”反動組織見蔣匪幫的大勢已去，曾召集它的成員組織“應變委員會”，先後召開過兩次會。第一次是計劃遷校。當時曾打算派李繼侗去昆明，沈履去成都分別聯係校址問題。擬派吳景超去南京找偽行政院秘書長蔣孟（夢）麟聯係遷校經費問題等。同時還通知學校訂購儀器、設備的外國廠商，暫緩將物資發運北京等活動。後因解放戰爭進展神速，他們的遷校幻想破滅，即召開第二次會布置潛伏下來，由各院、係於解放後仍抓住領導權不放，企圖幫蔣匪卷土重來，實現他們繼續統治清華的罪惡陰謀。第一次會是由梅貽琦主持的；第二次會是梅貽琦逃跑前在城內騎河樓清華同學會由梅貽琦召集葉企孫、吳澤霖、沈履等3人共同策劃後，由葉、吳、沈三人回校在工字廳召集、由沈履傳達的。
根據上述情況，所以我認為葉是中統反動組織中的一員，而且是比較重要的。
至於沈履與我所談葉在校內監視教師進步活動的情況，是當時在談到有些教師拒絕接受善後救濟總署的救濟糧時，沈說，葉企孫正在注視著這些教師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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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21日
這是一組令人啼笑皆非的揭發材料。翁文灝、馮友蘭等皆名重一時，如果他們揭發出葉企孫在國民黨時期的“特務行為”，哪怕是一星半點，對專案組也是突破性的收獲。但這些真正的知識分子在特殊時期並沒有失去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做人的良知，盡管他們自己或許也正陷囹圄，朝不保夕，但他們仍屹立在自己的道德壕塹裏，為後人留下了一世清明的身影。而後一種人，盡管信口雌黃，為葉企孫戴上了“中統”特務的帽子，但專案組辦案人員明白，以他們當時的身份和地位，是難知葉企孫這樣高端人物的端底的。令人笑翻的是戴世光先生，他的筆鋒一轉，將“中國統計學會”與“中統”“混”為一談，真有侯寶林先生“關公戰秦瓊”的相聲效果，讓人忍俊不禁。這些從蒼茫曆史中飛出的笑聲，舒緩了閱讀這些曆史資料時的悲涼與沉鬱，一代清華人的魂靈由此浮現，清晰可辨……
清華是有靈魂的。
二
鑒於內查外調均無確鑿的證據，呂正操專案組隻得將葉企孫釋放。但因之前就有“國民黨CC特務”的罪名扣在葉企孫頭上，他也曾因此鋃鐺入獄，如今反倒無罪釋放，似乎不好向北大交代，於是和當年熊大縝案的相似情景重現，“懸案”的命運也同樣降臨在葉企孫頭上。我們可以從下麵這份材料中讀出那個時代的況味—即使是葉企孫這樣為中華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教育家，同樣會被這樣的一紙疑罪擱置起來，從而完成一個從拋棄到再拋棄直至完全被拋棄的過程。
關於葉企孫專案交接上的幾個問題
葉企孫，原北大物理係教授。於1968年因審查呂正操專案被捕，最近，呂正操專案組幾次來人，持周總理的批件，要將葉交回北大，我們表示堅決照辦。
在交接中尚有幾個具體問題：
一、葉是作為CC特務被捕的，並在中央專案組寫的逮捕報告上肯定了葉是熊大縝加入CC的介紹人，在天津親自領導熊大縝參與“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策反呂正操的活動等。經過一年多的關押審查，據呂正操專案組的同誌說，葉是否CC特務，至今還不能落實定案，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我們接手審查後存在兩種可能：一是證據不足，不能定特務，則與原逮捕報告相違背，不好交代。為便於日後查考起見，應有呂正操專案組就現在審查葉的情況寫出簡單文字材料留存為宜。
二、葉自逮捕後就是一個在押犯，回來後問題不算清，是按繼續服刑監外審查還是按“查無實據”釋放審查？其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應如何解決？在交接時也應定下來。
這些問題，在幾次接談中我們都已向呂正操專案組來的同誌當麵提出過。答複是：
材料不好寫，可在交接時當麵介紹些情況，待遇問題由北大按實際情況解決。不知這樣做行不行？
1969年11月10日
葉企孫再回北大時，由於交接時的懸疑，致使他的身份認定更加複雜和撲朔迷離。北大有關方麵對葉企孫作出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決定。這樣，雖然專案審查結束了，無邊的刑期卻開始了。在北大，“葉企孫是國民黨CC特務”之類的話始終掛在某些人的嘴邊上，它成了一堵牆，橫亙在葉企孫的周圍，屏蔽隔絕著人們與他的正常交往。
一個完全可以稱為抗日英雄的人，卻被那個時代成功地誣陷為曆史的罪人。而且不僅如此，人們還懷疑他，唾棄他。葉企孫多年學人楷模和道德榜樣的形象在這炭墨樣的謊言流布中漸漸消退、淹沒直至完全消失……
這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當我們的原子熱核武器研製成功，衛星上天，電子技術、地震預報、氣象預測、國防工業等領域突飛猛進時，我們隻知高點而不知起始，隻知高潮而不知起源，隻知成功而不知成因，隻知學生而不知老師的原因。因為曆史遺忘了一個名字。
在諸多重要學科的肇始，都離不開葉企孫的名字。
這就是為什麼當筆者初見錢偉長先生，表示不知葉企孫先生為何人時，他拍案而起的原因。在一個有著悠久尊師重教傳統的國度裏，僅知閃閃發光的學生，而不知學生的老師為何人，就像沒有根須的大樹，沒有源頭的河流，沒有來曆的民族，沒有曆史的國度。這是一種數典忘祖的行為，他能不著急嗎？
然而，這一切都是那段曆史造成的。
餘下來的日子，葉企孫被監視。他原來在鏡春園的教授房子被沒收了，教授待遇取消了，每月隻有50元的工資，工友也被遣返了，他住進了一間又黑又破的房子。在北大這所著名的高等學府裏，他再次失去了自由，每天過著囚犯般的生活。
這時的葉銘漢已經去了“五七幹校”，從叔父被抓到釋放，他都不在身邊。他唯一知道的是叔父被抓後，工友曾去幹校向他報信，他隻能勸慰工友，並讓工友將叔父換洗的衣服準備好，送到學校有關部門，然後再轉交給叔父。等他再見到叔父，已是1972年春天的事了。
盡管被限製自由，還是會有人造訪。
不久，葉企孫就聽到了陳寅恪在廣州去世的消息，還有饒毓泰、翦伯讚、沈廼璋等人因不堪批鬥羞辱而自殺的傳聞。在一連串噩耗的最後，是他寄望最大的學生趙九章自殺的消息。
1967年，趙九章所在單位中國科學院的“造反派”開始揪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首當其衝。揪鬥當天，趙九章還在辦公室準備衛星軌道研究會議的有關材料，不想一群紅衛兵突然闖進，不由分說便把他五花大綁，戴上3尺高的紙帽子。他剛欲分辯，還未張口，一記耳光劈麵而來，瞬間，趙九章的耳朵什麼也聽不見了。
他和老師葉企孫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段耳朵失聰的。
趙九章是將新中國引入“空間時代”的第一人。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趙九章立即指出“這是空間探測的裏程碑”，並向領導積極建議籌組這項巨大的科研項目。1958年1月一個名為“518”的科研集體在中科院誕生了，組長是錢學森，常務副組長就是趙九章。盡管“518”後來因故下馬，趙九章卻不失時機地將自己領導的地球物理所研究重心轉移到了空間探測上來，他讓所內的第一研究室專門負責該項工作，並調來錢驥擔任該室的領導，後來又在第一研究室的基礎上擴大成立了二部，共有一、四、六、八、十共5個研究室，這樣就從根本上加強了空間研究技術的力量。在趙九章的領導下，這個研究集體研製出諸多火箭和衛星腔體中的各種儀器設備，進行了宇宙線、電離層的探測，解決了真空、低溫、高溫條件下衛星環境模擬實驗的一係列問題。這些項目就是火箭、衛星的五髒六腑，缺失一個哪怕是頂不起眼的小零件，也會導致衛星上不了天、火箭飛不遠這樣的後果。
在“大躍進”年代，幾乎所有人都頭腦發熱，熱盼中國衛星上天時，趙九章卻保持了一個科學家應有的冷靜，他向有關部門建議說：“發射人造衛星的條件尚未成熟，建議從探空火箭搞起……”
1964年12月27日，當他看到我國火箭技術已具備發射人造衛星的能力時，又第一個寫信給周總理，正式建議研製人造衛星。他說：“……由於人造衛星和洲際導彈有密切關係，它的發射可以配合洲際導彈的發展，本身可以為國防服務，並帶動我國尖端科學技術。我特向中央領導提出這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