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該書出版當年，香港三聯書店應讀者要求，在港翻印發行；英籍華人、著名女作家韓素音決定譯成英文向世界推薦；日本研究兵法經商的權威大橋武夫與李世俊以書蹭答，交換翻譯出版權；一九八五年初，國家經委將該書定為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現代化研修班教材，聘請李世俊為授課教師……李世俊一直念念不忘使他得以成長的部隊，念念不忘已經轉業和尚未轉業的戰友們的苦惱和需求。他對記者說，他準備與軍內有關部門聯係一下，配合幹部轉業，待軍隊院校右機關培訓幹部時，向他們提供一些教學資料。
他是我們這支軍隊的光榮兒子。他始終以一腔赤子心腸，一磚一石地為軍人走向經濟管理的自由王國鋪設著橋梁。
這裏依然是戰場
一九八五年六月，當李世俊象個聽從號令的戰士那樣提出為部隊舉辦培訓班的時候，當他在講台上談笑風生、揮灑自如地演講的時候，人們一定以為他正在春風得意之時。不。他所領導的雲興公司正麵臨傾家蕩產的威脅，作為總經理，李世俊正站在監獄的大門口。
他們剛剛發生了被騙二百萬元的“手表款事件”。一九八五年三月，昆明市手表廠和雲南開遠市百貨站為繁榮邊疆貿易，滿足前線供應，委托雲興公司購買三萬隻原裝“東方”表。這項貿易經雲南省商業廳批準，由開遠市和昆明手表廠出款一百六十四萬元，雲興公司出款八十萬元，通過深圳市兩個商業單位向福建省某縣東福公司購買手表。一切手續完備。可是，當買方三家按合同抵達福建提貨時，發現東福公司僅有樣品表六十隻，款項已被挪作他用。東福公司經理在拖延交貨日期之際，因其他犯罪行為被捕收監；當初出麵擔保的該縣工商管理局長也被拘留；於是，二百三十四萬元巨款滯留福建，聽候發落。雲興公司蒙受巨大的直接損失，也危及到國家經濟利益，成為昆明市最大的經濟案件。與這起詐騙案直接相關的貿易本身是否合法？雲興公司是否有非法行為或直接責任？福建省公安部門立案調查，昆明市紀委也在調査。此時正值全國嚴厲打擊經濟犯罪的高潮，前幾年一夜間拱出地皮的五顏六色的“公司”，有不少因參與犯罪被查封，被解散。理所當然地，雲興公司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中心。“雲興”本來就是靠社會集資辦起來的，省內外的股東們紛紛來人來電探聽虛實。李世俊是昆明市勞動模範，工人文化宮大廳裏陳列著他的大照片。有人隔三插五跑去“偵察”，看他的照片是否還掛著……
五月底，李世俊正奔走於甫方八省之間談判業務，中途收到福建急電，隻好中斷預定活動，急奔福建處理事變。這天，他求見東福公司所在縣政府領導。對方回話說，沒空。他們當天要陪同一位從中央機關來的客人觀光。李世俊一反常態，大發其火，吼道：“我不管你是哪裏來的客人，你們有時間陪人遊山玩水，為什麼沒有時間過問二百萬國家財產的命運？如果今天不談，我就去告你們……”對方急忙過來安撫，答應連夜會談。
晚飯後，李世俊獨步海邊，麵對台灣海峽萬頃波濤，不禁心潮翻滾，思緒萬端。雖然他堅信自己政治上、經濟上絕無不良動機，生意是合法的，但公司畢竟蒙受重創，他有不可推卸的失誤之責，處以瀆職罪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一旦公司破產，他的命運則更為不妙。
李世俊請纓出任雲興公司總經理之初，一次他給某培訓班講課，聽眾問他：“如果你創辦雲興，成功，下一步作何打算？”他說：“如果成功，我把自己的體會再寫一本書。”又問：“如果失敗呢？”答日：“如果公司破產、倒閉，我跳樓自殺！”
軍中無戲言。他確有此準備。常聽說外國資本家因產業倒閉而自殺，透過事情的表麵意義，李世俊看到了一種內在的聯係。資本家跳樓，是因為企業的成敗與其個人命運緊緊相聯。在我國，雖然企業非私人所有，但一個以國家為己任的企業家，也應有這樣的責任感。如同打仗一樣，人在陣地在，誓與陣地共存亡。
李世俊的家裏至今沒買“彩電”和冰箱。他並非沒有這筆錢。他對妻子說：，"從中央到地方，誰都承認改革是要冒風險的。這風險也可能就落在我頭上。我一旦有事，你一個人的工資要養活姑娘和兒子是不夠的，有了彩電和冰箱也得賣掉，那就淒慘了。不如留下這幾千塊錢，細水長流。難怪，他本來對音樂並不在行，卻十分喜愛《十麵埋伏》這支古曲，他喜愛那金戈鐵馬馳騁疆場的氣勢和悲壯色彩；他不愛看電影，對《代理市長》和《野鵝敢死隊》倒格外垂青。
走向總經理的寶座，猶如掛甲出征，他義無反顧。在現代化管理的理性思維之中，他攙進了中華民族的忠烈氣節。他從創辦雲興公司之日始，就是把它當作一場戰爭來打的。
阜在七十年代初，當深圳還是寶安縣的一個普通邊境小鎮的時候，雲南省在它附近的平湖地方買下了二百畝荒山，作為出口牲畜加藤轉運基地。不曾想，幾年之後，深圳在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大潮之下，一躍而成為經濟改革的大舞台、最繁華的口岸，企業家們趨之若鶩。於是，平湖也成了身價百倍的黃金地皮。雲南省決心耷這裏做一篇好文章。然而幾經開發，均未成功。它太荒涼；而深圳強手如林，想靠這二百畝荒山立足，談何容易。
這是一九八四年九月，正是李世俊從經濟管理師資培訓班結業之時，也是他的著作《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脫手之日。他上書請纓，要求承擔開發平湖的使命。著作盡管暢銷，紙上得來終覺淺，他亟須一塊實驗基地，一個施展抱負的舞台。他要求獲得“組閣”、決策權，創辦一個公司。
九月的一天，李世俊帶領著公司最初的八名成員出發了。這八名成員中，有四名複員兵，而且都是李世俊當連長的那個連隊的。他們背著背包，完全象當年野營那樣開進了平湖。這時，擺在他們麵前的隻有幾間破牛棚，拴著六頭瘦牛，塘裏有幾條漏網之魚。放下背包，他們就脫光了膀子，掃淨牛糞、蛛網，架床，糊窗戶I拉上毛巾繩，然後就埋灶架鍋炒菜……端起飯碗，幾個複員兵打量著新家，說：還不錯，條件比預想的好多了。另外幾位卻耷拉著腦袋，不說話。
李世俊觀察、琢磨了兩天，之後召集了公司的第一次會議。他說：“大家到深圳來，是想幹一番事業。看到這個樣子，可能很失望。今天我給大家交個底：要幹事業，必須有個起點，有個根據地。平湖就是我們的起點，就是我們打入深圳、香港的跳板。隻要我們把平湖的底子打好，遲早有一天會進入深圳，反過身來又可以到昆明建立基地。這就形成了以平湖為中心，以深圳為前哨，以昆明為後方的三足鼎立之勢，我們的公司將立於不敗之地。”
孫子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其次伐兵，再次攻城。”上兵伐謀一以正確的，戰略決策製勝，乃用兵之上乘，亦即經營之首義。李世俊一行從昆明出發時，有一個朦朧的目標，即到深圳去經商。商業，大家都在搞。此時“雲興”從上級主管部門得到的五十萬元投資，隻有三十萬元在手，靠三十萬元要在深圳經商是沒有資格競爭的。李世俊和同事們針對我國多數企業專業性過強、應變能力較弱的缺陷，依據現代經營管理學強調多角經營的觀點和自身的地區優勢，決定把“雲興”辦成一個“立體化、多層次，以知識蜜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領頭，包括科技、教育、建築、商業在內的多產業、跨地區綜合經濟實體”。創辦頭一年，他們即在平湖成立了工業公司，修起了一千五百平方米的廠房和一千平方米的宿舍樓；在昆明成立了新技術開發公司、精細化工公司、室內裝修公司和商業服務部。
與此同時，他們還以驚人的膽略籌劃著“南方八省經濟管理培訓中心”，並以此作為打入深圳的突破口。這是李世俊審時度勢投下的一枚關鍵性的棋子。他看到，深圳市各行各業均已有人捷足先登，目前深圳乃至全國最需要、最薄弱的是經濟人才的開發。我國目前已有的經濟管理培訓中心，有美國模式、西歐模式、日本模式、加拿大模式……還沒有一個是真正中國模式的。而在這個領域，李世俊以他《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一書的廣泛影響而獨具優勢。
果然，李世俊這一設想得到了南方八省諸多企業和部門的重視和支持，紛紛投資參加聯營一深圳市政府一眼看出此舉之高明和可望收到的重大社會效益，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地區劃出一千五百平方米地皮，並投資一百萬予以扶持。於是，“雲興”在創辦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成為雲南省第一家進入深圳市區的企業。緊接著，國家經委在二十八家同類“中心”內，唯獨選中這一個，代表國家與香港合資經營，並出資八十萬。香港企業管理專業協會主席、東亞銀行總裁李國寶先生欣然合作，投資三十萬，參加經營……
“五事七計以道為首，知己知彼因敵製勝”，這是李世俊在著作中概括的孫子兵法的精髓。“五事”即決定戰爭勝負的五要素中第一是“道”；“七計”即判斷交戰雙方誰勝誰負的七條標準中第一條是“主孰有道”。李世俊自信“雲興”的經營戰略和方針是“得道”的，故而“多助”。目前，雖然出師未捷而麵臨滅頂之禍，但這隻不過是疏忽、失誤而已，絕不意味著失敗。這就象打撲克一樣，打法正確、技術高明的一方開始時也可能輸，因為還有牌好牌壞的機遇在起作用。但這種機遇出現的概率對雙方是對等的，因此，打的時間越長，高明的一方獲勝的機會就越多，最後必定壓倒對方。
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說過：戰爭是充滿偶然性的領域。……要想不斷地戰勝意外事件，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這種茫茫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於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
李世俊是在沒有槍聲卻同樣嚴竣的經濟之戰中經受這種考驗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二日，李世俊在本公司的形勢分析會上，報告他麵對手表款事件的尻重打擊所采取的態度和方針。他當著公司六七十名成員說：“如果我進了監獄，希望隻有兩條：第一，你們一定要把公司繼續辦下去；第二，經常給我送點稿紙，我想借此機會靜下心來把一本書寫完。”他說：“老山前線的戰士為了保住陣地，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們也是一樣！”
受騙的二百多萬元中，有開遠市百貨站一百二十萬元。他們出於對“雲興”的信任，沒簽合同就付了款。如果這筆款得不到償還，百貨站經理將有被彈劾的危險；再者，前線已預定了這批手表，不能在客戶麵前失信。為此，李世俊大膽地決定：從公司的建築資金中借出一百二十萬元，通過其他渠道另外訂購一萬五千隻手表交付開遠市百貨站，從而把全部經濟損失轉嫁到自己頭上，寧可在一旦遭受彈劾時罪名更重，也要信守商業道德，維護公司信譽；以後，再設法籌資補足建築資金。
雲南省和昆明市黨政機關經過調査，確認雲興公司的經營活動完全合法。市政府致函福建方麵，希望協助追回經濟損失；市長和市委副書記先後同李世俊談話，勉勵他堅持改革，繼續前進。明明“雲興”的錢被騙了，市長卻說：我再給你一筆錢！這就象一個高明的統帥，當部將失利之時仍能看到他必勝的前景，不是槍斃他，而是再交他一支生力軍，讓他奪回陣地。
事件發生不久，昆明市五華區委一位書記要決定是否繼續支持“雲興”，他問市紀委派駐“雲興”的調査組組長：“出事後，公司領導班子的精神狀態怎麼樣？”組長說：“很鎮定，很堅強。”書記說：“隻要班子精神不垮，這個公司是不會垮的。”
談到“精神不垮”，李世俊說：“這與我作為一個軍人所經受的鍛煉很有關係。”
的確，當他麵對台灣海峽的波濤鎮定自勵的時候，當他在公司大會上布置“後事”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想到軍人所特有的臨危不懼、堅忍不拔的意誌力。當年大比武時，有一次李世俊帶領全班全副武裝奔襲三公裏，而後憑借一條繩索攀登絕壁。巨大的體力消耗，使他在攀登的最後時刻支持不住了，一倒手，身體就往下滑。觀眾們都為他捏一把汗。突然，隻見他頭一偏，用牙齒死死咬住繩子，借這股咬勁兒，趁機換手，再咬，再換手……終於攀上了頂峰。一位首長看到了這一幕，激動地說：“有這樣的班長，這支部隊一定能打惡仗！”
秀才遇著兵
李世俊告訴我，他們的公司是由“三種人”組成的。一種是複員、轉業軍人，一種是知識分子。這兩種人大體各占一半。從另一角度說，他們又大多是第三種人一一熟人。他說，熟人，在這裏指誌同道合者，這在一個企業創辦之初是很重要的。
同李世俊一起接受采訪的公司副總經理趙安然就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他主持的一個研究項目曾獲全國首屆微機運用成果展覽會一等獎和省科技成果獎，在雲南頗有名氣。他同李世俊又是“熟人”一一親兄弟。由於早年家庭的異變，兄弟不同姓，直到李世俊參軍前夕才相識，但一拍即合。那時李世俊喜愛政治，趙安然喜歡哲學，都是不甘沉淪的青年思想者；如今一個長於管理，一個長於技術，相得益彰。
趙安然說：“老話講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在我們公司卻講得清。現在的兵已經不是魯夫莽漢了。開始時我對他們也有些偏見，事實很快證明，他們有許多長處是我們所不具備的，在我們公司裏，他們都很有作為。”
同時接受采訪的還有雲興昆明分公司黨支部書記洪軍。他就是個複員兵。小夥子儀表堂堂，曾在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扮演一排長。他辭去鐵路公安部門的優越職位，放棄了在兩部電視劇中擔任主角的機會，誌願加入“雲興”的行列。他說：“這裏有一個引人奮發和創造的工作環境。或者說，是李總（人們這樣稱呼李世俊）有意創造了這樣一個環境。在這裏更能發揮人的才幹和潛力。”
大概正由於有這樣的環境和氣氛，雲興公司吸引了一大批人才。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春城晚報》登出雲興公司向社會招聘人才的廣告之後，三天之內，應聘者上千人，其中有科技人員五百餘名。報名地點排成數十米長龍，交通堵塞。最後的受聘者中間，有六人獲過省以上科技成果獎。
這是一批目光適大而又埋頭苦幹的人，是一批具有知識分子的嚴謹而又具有軍人膽魄的人。因此，創辦一年來，這支不足二百人的隊伍實現利潤一百多萬，達到了國內較高的經營水平。就在“手表款事件”攪得昆明滿城風雨的時候，他們研製成功羧聚陶瓷粘固劑（簡稱牙晈），填補了我國補牙材料的一項空白，省經委、科委頒布予一九八五年科技成果獎，並追加投資支持成批生產。另一成果一一三種不同型號的“標準溫度計”通過國家計量科學研究院鑒定，決定作為優質儀表向國外推薦。“雲興”的裝修公司完成了昆明市百貨大樓裝修工程，受到好評。中國國際貿易公司看中了這支隊伍，選定他們作為援外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