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儒學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如果從頭看到尾，創立它的孔子，並非是後世的那個道德宗師，他其實是很講究務實的，在一方麵，他以道德的追求為最高標準，另一方麵，他其實是以社會現實為考量，教人做事。從子貢贖人的故事，到以直報怨的勸誡，再到“鄉願德之賊也”之類的論點，相對於後世儒家發展到“禮在理先”、再到更後世一味地教人謙和、退後卻從不明白地厘定個人權利“講禮不講理”的純鄉願社會，儒家的起點，其實是“先講理，後講禮”的。
孔子之後，儒家發展一千多年，到了另一段曆史中的宋朝，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利益開始更大程度地引導人們的欲望，商業發展，階級開始變得混亂時，社會需要一套更加明確的規範，甚至於需要一套更加精細的枷鎖，去告訴別人，你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你的位置在哪裏，你能追求的東西在哪裏。在當時，這樣子來確立一個國家，本身確實是最合理的。
理學，其哲學中心便是理、天理，一億個人組成一個國家，以怎樣的方式，這個國家最和諧穩定，這是就天理，而即便在後世，人們也知道大我與小我的分歧，個人與國家的分歧，要從小我至大我，個人肆無忌憚的欲望，就必須被壓製和引導。
人的本身，乏善可陳，他也是可能性無限的動物。但僅以社會構成而論，最堅固的社會是什麼呢？印度的種姓製度有著最為嚴格的階級，但是數千年來，他們國家連一個說得出的起義都沒有，何其牢固。儒家在厘定規矩的同時，實際上保留了人們往上走的路，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夠脫穎而出，甚至希望在“某一天”，天下大同、人人如龍。也是因此，中國在那幾千年間，創立了最為輝煌的文明，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靜死寂。
而對於大儒來說，創立一個學問，有他們本身高深的內涵在內，求的是知己。那時候講學問，有個願打願挨的準則，你願意學，我才告訴你，你不懂，那多半是你愚鈍。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是一種聖賢追求的最高狀態，所謂人欲，並非欲望，而是私欲。他們探討的是一個國家怎樣能夠達到最理想的狀態，其中當然也有種種苛刻之處。但作為普通民眾或是平頭百姓，未必能夠明白“為什麼”，那好，我告訴你怎麼做就行了。
到最後，框框條條剩下了，道理上理解的人，卻並不多。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能理解的，我告訴你道理，你理解不了，那我告訴你怎麼做就行了。
理學的條條框框，從來就不是一種人性或學術上的退後，在學術上，它是一次飛躍性的進步。條條框框越多，它確實讓人們失去了某些血性，可草原上的漢子茹毛飲血，最有血性，誰願意去當呢？自理學之後，儒家真正找到了一條貫穿始終的靈魂和基因密碼，以至於此後數朝，朝代更迭，儒學卻始終不滅，因為不用儒家，就沒法治國。
及至王陽明的心學，其核心是“知行合一”，這同樣是作為聖人的最高追求，是對於善、正心誠意這些概念的最高追求，但相對來說，用作治國，他沒有“存天理滅人欲”來得有意義，這隻是個人追求的最高境界。隻能算是純學術發展。當然，在後世它甚至被曲解成“我們要如實麵對自己的私欲”“殺伐果斷直麵本心”，則是最為滑稽的一件事了。
王陽明之後，最後的一個大儒是曾國藩，他的學說重修身待人，由於當時的世界環境，也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隻是一場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不久便至，儒學被推倒在泥坑之中，他的學說，則隻影響了包括毛公、蔣公在內的一大批上層領導人。而所謂聖人、君子到底有多高呢，從曾國藩的一件事裏就可以看出：他曾經效仿曾參，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如此每天堅持，持續了一個月，最終導致耳鳴、眼蒙，在自我反省中吐血暈倒，因為思慮過甚。而這種嚴格三省吾身的準則，也是到他老年才能夠達到。
及至工業革命開始，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究其根由，在於科技的發展使得一個人可以使出幾十人幾百人的力量，可以創造以往幾十幾百人的生產力。而在之前的社會，無論如何，一個人，就是當一個人用的。儒家也好，種姓製度也好，都是屬於這種前提下的人治，如果沒有科技的推進，它們幾乎可以永遠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