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自來是個專心做學問的人。在日本占領天津時期，他不去就業，關在家裏閉門讀書、鑽研，這應該是愛國的表現。後來日本投降，中國軍隊進城了，他非常興奮地跑出家門，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國人的隊伍，還寫了文章，刊登在光複後的天津報紙上，裏麵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句子，於是後來也曾有人向他發難：你為什麼去歡迎國民黨的軍隊？因為那時候共產黨的軍隊接收的是東北的城市，天津是國民黨軍隊接收的。一個知識分子，在日據時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複以後去激動地迎接中國人的軍隊，他錯在什麼地方了呢？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日趨緩和與正常化發展，傳媒也開始正麵宣傳國民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對日抗戰，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當年“迎王師”的心情了吧？
但上麵提到的那種情況，也確實說明，在中國，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懂學問，卻不諳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 紅樓夢研究 》的政治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周先生還不怎麼緊張，因為他跟俞先生的觀點自來不同。俞先生對《 紅樓夢 》大體是當作純美的東西來欣賞、品味，周先生大體來說注重揭示《 紅樓夢 》的曆史與家族背景。他的《 新證 》裏篇幅最大、收羅資料最全的就是《 史料稽年 》。現在有充分的證據說明，《 新證 》一出，毛澤東看到後就是喜歡的，這部書成為他的“枕邊書”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讓把其中的《 史料稽年 》部分印成線裝大字本，以便隨時翻閱。周恩來總理肯定是知道這一點的。“文革”時中央係統的文化人全給送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並宣布他們將永遠在農村裏落戶，周汝昌先生當然也去了，卻在僅僅去了一年以後，忽然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一紙調令，獨將他一人調回北京“備用”。這對周先生本人來說自然是個喜劇，對我們後人，特別是現在和以後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個啟示：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個人命運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來左右的。
把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難理解，當批評俞平伯的事情發展成為批判和清算胡適的時候，周汝昌為什麼會緊張了。現在某些年輕人查到報紙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適的文章，就大驚小怪起來。現在和以後的年輕人應該懂得，在當時中國內地的政治情勢下，如果認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觀點相同，屬於“一類貨色”，那麼，你就是想寫文章“參加批判”、“劃清界限”，也未必還讓你發表出來。當時周汝昌為什麼要寫那類文章呢？原來，是毛澤東發了話，要保護周汝昌。怎麼個保護法呢？一是派他當時的愛將（ 帶頭批判俞平伯的“兩個小人物”之一 ）李希凡到醫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訴他他們將發表一篇批評《 新證 》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樣，屬於“同誌式的批評”。“同誌式”在當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說沒把你看成敵人或反動觀點的代表。這個安排說明政治家的水平確實高。因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動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學術觀點上並無什麼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盡人皆知，胡適連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給他，兩人的學術觀點關聯處很多，《 紅樓夢新證 》就是從《 紅樓夢考證 》發展來的嘛，怎麼能繞過去呢？繞不過，那就來個區別於批判俞平伯的“同誌式批評”。二是由《 人民日報 》總編輯鄧拓出麵，約周汝昌寫篇既批判胡適也自我批判的“劃界限”文章，保周“過關”。周寫了，改來改去難以達到要求，最後由報社加工，終於刊出。這件事反映了當時一個不懂政治的知識分子的“幸運”與尷尬，更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壓倒一切的社會特征，怎麼能據此得出周“忘恩負義”、“投機”的結論呢？拿這些事去攻擊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人品”，顯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別有用心。
你看，光是甲戌本這樣一個古本，就引出來這麼多的故事，真是書有書的命運，人有人的命運啊。
這個甲戌本，是不是曹雪芹親筆寫下的？或者，是不是脂硯齋親筆抄錄和寫下批語的？不是。這仍然是一個“過錄本”，就是根據最原始的本子再抄錄過的本子。當然，它“過手”的次數似乎不太多，應該是很接近最原始的那個母本的。那個母本上可能有曹雪芹的親筆字跡，也可能沒有，但肯定是脂硯齋本人的筆跡。說它是甲戌本，是因為這個本子上自己寫出了“甲戌抄閱再評”的字樣，但脂硯齋的批語，卻不完全是甲戌那一年所寫的。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過錄本上，出現了甲戌年以後的年代的少量批語，有的研究者就判斷這個本子是假的。其實這個現象是很容易解釋的：甲戌年脂硯齋整理好這樣一個本子以後，一直留著，到了若幹年後，還會翻看，偶然有了想法，就又寫在上麵，並且寫下時間。如果脂硯齋要造假，何必留下這樣的破綻呢？而且，曹雪芹寫書和脂硯齋批書都是寂寞之極的事情，毫無名、利可收，我們找不到任何造假的動機。
甲戌本雖然隻存下了十六回，但它最接近原始的母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筆原意，彌足珍貴。但是，我們讀古本《 紅樓夢 》，不能單讀甲戌本，它缺失的太多，又不連貫。
那麼，有沒有保留篇幅比較多的古本呢？有的。下麵會講到幾種：
二、蒙古王府本。這個本子現存於北京圖書館。據說是從一家沒落的蒙古王府收購來的，它叫《 石頭記 》，有一百二十回，而且有程偉元的序，乍看似乎是個通行本。但通過研究發現，它八十回後的四十回是根據程甲本抄配的，序也是抄來的，它的前八十回裏，又發現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也是從通行本裏抄來補齊的，但其餘的七十四回應該是從沒出現通行本以前的一種在貴族家庭間流傳的手抄本過錄的，屬於古本性質。
三、戚序本。這個本子很可貴，書名《 石頭記 》，有完整的八十回。它在清末民初以石印的方式流行，有多種印本，其中有正書局的影響最大，書前有一位署名戚蓼生的人寫的序。戚蓼生是個真實的名字，他是浙江德清人，跟他合作的書商叫狄楚青，他在書上印了“國初鈔本”四個字，有跟已經流行開的通行本叫陣的意思。它所依據的過錄本，經研究證明是一個保留了很多曹雪芹原筆原意的本子。
四、己卯本。它的全稱是《 乾隆己卯四閱評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這個己卯是乾隆二十四年，公曆一七五九年。甲戌本是脂硯齋的重評本，這個本子是四評本，可惜脂硯齋的初評本和三評本沒有流傳下來。
這個本子也不完整，但存下來的也不算很少，有完整的四十三回和兩個半回。它現存於北京圖書館。本子裏有“己卯冬月定本”的字樣。它也是個過錄本。有意思的是，研究者考證出它最早的收藏者是乾隆朝怡親王府的允祥的兒子弘皎。我在《 揭秘〈 紅樓夢 〉》上卷（一）裏講到乾隆四年的“弘皙逆案”，弘皙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兒子、弘皎的堂兄，允祥是康熙的第十三個兒子。康熙第一次給兒子們封爵位的時候，允祥還小，但第二次分封時，他已長大，那次連十四阿哥都得到了分封，他卻仍未得到爵位，處境非常尷尬。康熙為什麼不封他？我在《 揭秘〈 紅樓夢 〉》上卷（一）裏提出過自己的解釋。這個允祥在康熙朝後期一些兄弟為爭奪皇位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卻很低調。他也隻能低調，是不是？但是雍正奪得帝位後，立即封他為怡親王，並且委以重任。曹雪芹的祖父和父輩在康熙朝深得信任寵愛，雍正上台後，在江寧織造任上的曹很快受到了訓斥和追究，現在可以查到雍正二年皇帝在曹請安折上的一段頗長的朱批，全文如下：“朕安。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親王之外，竟不可用再求一人托（ 這個別字是雍正自己寫的，正確寫法應該是‘拖’ ）累自己。為什麼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貫（ 雍正就這麼寫，沒寫成‘慣’ ）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這個奏折上的雍正朱批幾乎句句都是怪話、黑話，如不予以揭秘，實在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裏且不去揭曆史上這真實朱批裏所包含的秘密，但我抄下它來，是要提醒讀者們，曹雪芹他們家，和皇帝，以及許多的皇家人物，關係實在太不一般，而且，顯然，怡親王跟曹家的關係更不一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時期卷入“弘皙逆案”的，偏有怡親王允祥的兒子、弘皎的哥哥弘昌。那些被雍正整治過的皇族成員，他們反對雍正和雍正選擇的繼承人乾隆倒也罷了，怎麼深得雍正恩惠的怡親王府裏，竟也出了反叛？還是怡親王的大兒子弘昌？這實在耐人尋味。更耐人尋味的是，過了二三十年，偏是怡親王府裏，流傳下這麼一個己卯本來，作者正是雍正二年雍正讓怡親王親自看管的曹的兒子曹雪芹！（ 也有研究者認為曹雪芹是曹顒的遺腹子、曹的侄子。 ）
五、庚辰本。己卯年過去就是庚辰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公曆一七六○年。這個“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的《 石頭記 》手抄本也是一個過錄本。全本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它裏麵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樣。雖然和己卯本一樣都是脂硯齋第四次寫批語評論的本子，但又經過一些整理，跟己卯本還是有區別的。現存的這個過錄本可能過錄的時間離母本比較遠，分頭抄書的人也不是都那麼認真。比如前十回沒有批語隻有正文，估計並不是原來的母本上沒有批語，而是分工抄錄這部分的人懶得連批語一起抄下來；而第十一回以後，抄書人比較認真，不但有批語，而且耐心地抄錄了回前批、回後批、眉批、行間批、正文下麵的雙行小字批，有些批語母本是朱批，就也抄成朱批。這個本子有其優點也有明顯的缺陷。
六、楊藏本。這個本子最早是由十九世紀一位叫楊繼振的熱愛文化的官僚私人收藏的，現在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我們上麵提到的古本，名字都叫《 石頭記 》，這個本子叫《 紅樓夢稿本 》，它是個一百二十回的手抄本，後四十回大體是抄自程甲本，前八十回所依據的過錄本看來比較複雜，是用幾種流傳在社會上的手抄本拚合而成的。前八十回裏，它又缺第四十一回到第五十回，楊氏得到它後，據程甲本補入。
七、俄藏本。原來是蘇聯的列寧格勒，現在是俄羅斯的聖彼得堡，那裏的圖書館裏藏有一部手抄本的《 石頭記 》，是清道光十二年（ 公曆一八三二年 ）由俄國傳教士帶回那裏的。這個八十回的本子缺五、六兩回。
這個本子流失海外一百五十二年以後的一九八四年，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連續搞政治運動了，許多過去顧不得去做的事情終於可以去做了。在這種情勢下，國家啟動了古典圖籍整理編印的文化積累工程，掛帥的是黨內一位具有很高文化修養的老同誌李一氓，他決定派人去蘇聯列寧格勒考察那部古本《 石頭記 》，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汝昌先生。那年隆冬，有周先生在內的一個考察小組赴蘇進行了考察，周先生對這個藏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那次考察前後，也出現了一些蹊蹺的事情，周先生都寫進了《 萬裏訪書兼憶李一氓先生 》一文裏，後來收進其《 天·地·人·我 》一書中，有興趣的人士無妨找來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