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哈佛的西方大儒史華茲
他是一分鍾都不會遲到的。雖然，這位教授已經82歲。
雖然，一兩年前他動過一個癌症大手術，動了9個小時，卻還是天天來上班。去年開會時倒下了，別人趕緊叫救護車。車還沒到的時候，史華茲站起來了，在屋裏走了一圈，說沒事了，繼續開會。
威斯康星大學中國思想史教授林毓生先生說，你們見到史華茲，就會知道西方的大儒是什麼樣子。
這位西方大儒的辦公室是最簡化的。門背後掛的衣架，竟是用粗鐵絲隨便纏繞成的。裸露的有年頭的暖氣管前，是斑駁的更有年頭的木椅。這間小小的屋子裏比例最大的是廢紙箱——工作量常常和生產的廢紙成正比。
屋裏唯一不簡化的，是他的桌麵，堆滿了書、紙，隻留眼前一塊地方，隻夠放下一本雜誌——夢溪主編的《世界漢學》。
2月9日和2月22日，我們兩次去他那兒。第二次約好早上10：00，我們提前到了，在一樓大廳裏喝茶。9：50的時候，就見史華茲進樓了，急急地走向電梯。他是一分鍾都不會遲到的，雖然，他已82歲。
雖然，一兩年前他動過一個癌症大手術，動了9個小時，卻還是天天來上班。去年開會時倒下了，別人趕緊叫救護車。車還沒到的時候，史華茲站起來了，在屋裏走了一圈，說沒事了，繼續開會。
人年齡大了，往往眼角會下垂，眼睛會變小。然而史華茲一對圓圓的大眼睛，叫我想起嬰兒用品廣告上的大眼睛嬰兒。真純、無邪，可又透著認真、執著。頭發是全白了，白襯衣、灰色帶白道的西服，配著他那灰黑的長眉和灰白的胡子，那麼渾然而簡潔。
他能講一些中文，但主要是能看中文，所以他看了夢溪用中文寫的訪談提綱，說夢溪很負責，問題很有深度。他說語言對思維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的作用，所以語言不通可以交流，跨文化溝通才有可能。當然，語言對思維的影響是明顯的。譬如，英語裏有定冠詞“The”，中文裏沒有。中文說書在桌上，用不著說這本書在這張桌上。有定冠詞，可能思維會更邏輯一點。“當然我不是語言決定論者。”
史華茲說——
我並不欣賞現在的美國文化。中國人容易把文化看成一個整體，這我也不讚成。文化是鬆散的，文化的一部分是可以到處旅行的，譬如衣物、藝術。我就很喜歡中國菜。人們說的美學，其實很有中國山水畫的特點。美國的麥當勞，到中國後有很多的年輕人在那裏用餐，這和美國一樣。但是麥當勞也變了，中國的侍者不像美國侍者那樣滿臉笑容。
西方和東方，大家用得很多的詞是“超越”和“內化”。往往強調東方是內化的，西方是超越的。當然每種文化強調的不一樣。但是，西方也有內化的問題，東方也有超越。莊子講的造化，造，就是創造。西方講造，是創造世界。
東西方文化相遇的時候，譬如1919年的中國，在這個曆史的關節點，就發生了“五四”運動。嚴複是保守主義，可是他的很多思想是西方的。劉師培是無政府主義，梁漱溟是新傳統主義。章太炎、梁啟超，都反對孫逸仙的漸進改良。現在當然會覺得，中國百年如果沒有一係列激進的做法會更好。但那時有一個1919，兩種文化相遇的時候，西方文化得到很快的傳播。王國維受西方思想影響也很大。我想強調的是，即使是很深入的問題，也可以進行很友好的對話。劉先生講的信仰應該是情感的擁抱，而不是祭神如神在的假定性。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比較有彈性，也比較有包容性。是的，孔子裏有兩個天，一個是人格化的天，一個是自然的天。所謂隻有天知道，天何言哉？
劉先生說現在是全球性的經濟主義，哲學的思考非常弱，我很同意。私人對財富的全麵控製，也就控製了政府。西方的完全商業化，這不是我希望的！天曉得！
夢溪對史華茲的訪談，夢溪那邊已整理成長文，我隻能記下我稍微聽懂的，核心唱段全然記不下來——聽不懂。林同奇先生擔任翻譯，幫我們不少忙。史華茲說：“偶然事件在我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夢溪說：“人的一生不是設計的。”在史華茲82歲的時候，我們能兩次和他對話，實在也相當偶然。一個人，完全可能活不到這個年齡的，尤其在動了癌症大手術之後。
一年半後，我們在台北一個會議上遇見了林毓生教授。他說，史華茲是頭年11月14日去世的。去世前一個多月，10月3日，林毓生從威斯康星趕到哈佛，趕到史華茲家。他剛進門行李還沒放下，史華茲就從樓上下來了，就談學術。從午飯談到晚飯，又談到第二天的早飯。
早飯後林毓生要告辭了，他第一次發現史華茲眼裏有淚。美國人之間不講個人的事，林毓生也不便問詢史華茲的健康。後來才明白，史華茲自己是有預感的。人品和學品合一的人，思維豐富而心地單純，往往有奇妙的不能解釋的感應。
我眼淚汪汪地想起史華茲門背後那隻用粗鐵絲纏繞的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