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血火涅 第二十二章
發射推遲三個月
2001年9月31日，“神舟三號”飛船從北京運至酒泉發射場。
“神舟三號”飛船是按載人的標準設計研製的，這是它與“神舟一號”、“神舟二號”的最大區別。換言之，其標準要高於前兩艘飛船。此外，“神舟三號”的發射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或亮點：江澤民這次要親臨發射場觀看。如果說前兩次發射中國對外還未完全公開，那麼這次發射因江澤民的到場，意味著中國航天將向世界敞開窗口，公開亮相！
於是，總裝備部指示：“神舟三號”飛船務必發射成功！
航天人的壓力自然比前兩次更大。而壓力最大的，還是飛船係統，尤其是身為飛船係統總指揮的袁家軍。
袁家軍在中國航天界有“英俊少帥”之稱。“英俊”，指他人長得帥氣；“少帥”，指他很有才氣；加之他人格的魅力以及職位顯赫——三十三歲便出任副總指揮，接著又升為總指揮，因而頗受上級賞識、群眾推崇、“粉絲”追隨、女青年迷戀。京城一位女記者到了酒泉發射場，多次采訪了袁家軍之後，居然深深暗戀上了袁家軍，躺在招待所的床上不吃不喝。基地新聞幹事王豔梅問她何以如此，她毫不掩飾地吐出心中秘密：為什麼袁家軍要那麼早結婚啊？這個世界優秀的男子很多，可沒有像他這麼全麵的，長得帥，有能力，又風度翩翩，彬彬有禮。他真是太完美了，要是能天天待在他身邊，該多好啊！
袁家軍的完美並非天生的。袁家軍1962年生於吉林通化，從小疾病纏身，以至成了媽媽的一塊心病。一天，他對媽媽說，媽媽，給我縫個沙袋吧，我把它捆綁在腿上，天天跑步鍛煉！媽媽真的給他縫了兩個沙袋，於是他將沙袋捆綁在小腿上，跑步上學，跑步回家，天天如此。幾年下來，他的身體大有起色，還當上了班裏的體育委員。從此，袁家軍養成了鍛煉的習慣，且常年不斷。每日清晨練一小時太極拳，每周兩小時遊泳，是他風雨不變的鍛煉項目。即便後來到了發射場，他依然忙裏偷閑，每日清晨站在胡楊樹下，麵對茫茫戈壁，照樣打上一個小時的太極拳。高中畢業前夕，他報考了飛行員，並通過了政審和體檢。在報考北京航空學院填寫誌願表時，他在“是否服從分配”一欄裏，居然揮筆寫下“不服從”。結果，他同時接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和空軍的錄取通知書。思考再三，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北京航空學院。大學期間，他依然鍛煉不止，以至於成為北京高校跨欄紀錄的保持者。他的老師說，袁家軍沒搞體育，體壇少了一顆明星！1984年他大學畢業前夕，空軍在北航挑選飛行員，他第二次入選。同時他考取了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再次麵對兩種人生，他最終選擇了後者，從此一步跨進了航天的大門。
我采訪袁家軍，是在發射場他的宿舍兼辦公室裏。房間很小，東西很多，一套音響卻擺在了最恰當的位置上。交談中我發現，袁家軍的確多才多藝，一表人才，談吐優雅，氣度不凡。他既有極強的邏輯思維，又有濃鬱的文人氣質。他不僅喜歡體育，還酷愛音樂，最喜歡的音樂家是深沉憂鬱而又暗流滾滾的馬勒。他似乎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七歲那年，差點還被藝校選去唱京劇“樣板戲”。上大學後，他是有名的校園歌手，唱起流行歌曲來韻味十足。而他最癡迷的還是歌劇，這種曲高和寡的音樂形式也許和他的本性最為吻合。
當然，我最看重的不是袁家軍的外表，也不是他的年輕，而是他的胸懷，他的眼光，他的思維，他的見解。在我看來，袁家軍這一代年輕專家與上一代、上兩代老專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維不同，觀念不同，眼光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由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他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在他們的腦袋中，幾乎沒有“左”的政治陰影，更沒有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因此他們在看待世界、思考問題時，用的是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腦袋，腦子裏少了很多科技之外的條條框框和各種莫名其妙的概念。他們考慮問題有自己獨特的思維，而且視野寬，眼界廣，不保守，不自戀。他們幹起事業來，既科學嚴謹，又大膽開放；既鞠躬盡瘁，又不清心寡欲。國事家事，工作生活，兼而顧之，才情並濟。他們和老一代科學家一樣，同樣深愛著自己的祖國。但他們愛得輕鬆，愛得自由，愛得實際，愛得瀟灑。他們以一種對自然、對人類的博大情懷麵對身處的這個世界，而不是讓自己一生都生活在沉重的“政治任務”和狹隘的民族心理中——這是他們這一代科學家有別於老一代科學家的最大特點。此外，由於他們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好年代，自己又有外文的功底，因而當地球變得越來越像一個村的時候，他們就不是隻生活在中國，而是融入了世界。比如1997年，在聯合國外空司與國際宇航聯組織的“國際空間技術應用研討會”上，袁家軍以聲情並茂、酣暢淋漓的英文演講報告征服了在場的外國同行，大家起立為他鼓掌，大會主席還擁抱了他，說他的英文講得太棒了！
然而，袁家軍畢竟隻有三十多歲。在美國，四十出頭的人就已是總統了，可在中國他隻能被劃入“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毛頭小夥”之列。而一個“毛頭小夥”要統領飛船係統一支三萬多人的大軍，談何容易啊！何況，成也年輕敗也年輕，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規律。年輕是資本，也是陷阱，至少是自己的陷阱。因為年輕，必然招致人們相當苛刻的挑剔；因為年輕，必然引起某些再正常不過的嫉妒，甚至有時還會是大麵積的嫉妒；因為年輕，也必然經驗不足。而經驗是在學校、在書本上學不到的，必須栽了跟頭爬起來之後它才可能惠顧於你。1997年夏天，袁家軍連續一個多月失眠，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還常常嘔吐。最後，他被迫住進了醫院。與其說他是病倒了，不如說是累倒了，壓倒了！
袁家軍說，“神舟二號”雖然發射成功了，但有的工作還是沒有做好，栽了跟頭。我是飛船係統的總指揮，感到非常難受，非常愧疚，在院裏到處做檢查，各種檢查不知做了多少遍。因為我的工作沒有做好，讓飛船係統受到影響。說實話，“神舟二號”之後，我才真正感覺到什麼叫產品的質量，也讓我真正開始思考飛船的質量和技術的複雜性問題。這幾年日本、印度和巴西都在搞載人航天，為什麼沒有搞成呢？因為載人飛船本身的技術實在是太複雜了！從係統工程的角度來看，越往後走，技術難度越大，要求越高，困難就越多，我們的步子就越艱難！由於技術難，時間緊，我們的隊伍就隻有連續疲勞作戰！因為整個載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就在飛船上，航天員所有的要求都要落實在飛船上。我們在地上不玩命，航天員在天上就要玩命了。我們必須全力以赴，把身上所有的能量全部釋放出來，向生命的極限發起挑戰！所以，“神舟二號”發射後，我們飛船係統用整整八個月的時間，加班加點查找隱患，整頓質量，全力打造“神舟三號”，發誓要打一個翻身仗！
然而袁家軍沒想到，“神舟三號”再次出師不利！
2001年10月3日，一位技術員給“神舟三號”飛船做測試時，發現壓力傳感器上有一個插座接點不通！
消息傳出，發射場再掀波瀾！
這種插座飛船上有七十七個，涉及的點有一千多個！到底是一個插座有問題，還是七十七個插座都有問題？究竟是一個點不通，還是一千多個點都不通？如果隻是一個插座有問題、一個點不通，重新更換一個即可，既不費太大的力氣，也不用花更多的時間。但假如七十七個插座都有問題，就是批次性問題了！所謂批次性問題，就是這一批插座全有問題！要真是這樣，麻煩可就大了！
測試人員又經幾次測試，插座、接點還是不通，而且無法判斷到底是隻有一個插座有問題還是其他插座也有問題。
事情馬上報告了指揮部。指揮部當即召開緊急會議。會上專家們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第一，這種插座在“神舟一號”和“神舟二號”上已使用過，經受過發射實踐的考驗；第二，插座上是一根導線兩個點，一個點不通，另一個點是通的，可以保證正常使用；第三，飛船上有備份插座，備份插座沒問題。因此，可以不換插座，按原計劃發射。另一種意見認為，備份插座是在天上用的，不能在地麵就用。現在不能確定是一個插座的問題還是批次性的問題。如果是批次性的問題，說不定前兩次發射就帶著問題上天了，隻是當時僥幸沒有暴露而已。“神舟三號”飛船是按載人標準設計的，飛船的試驗次數本來就少，如果讓問題拖到“神舟四號”時再改，而不再多試驗一次，航天員的安全就無法確保了。所以這個問題馬虎不得，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很顯然，判定隻是一個元器件的問題還是一批元器件的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而要判定這個問題，隻能請北京最權威的元器件專家來現場診斷。於是會議決定，由北京組成元器件專家組，立即趕赴發射場，對故障插座進行判定，然後依據專家組的結論，再決定“神舟三號”的命運。
這一來，戚發軔和袁家軍睡不著覺了。
北京的元器件權威專家叫朱明讓。我第一次采訪朱明讓是在行進中的汽車上。車上噪音很大，老朱的聲音很大，我的聲音也很大，所以開車的司機以為我倆在吵架。老朱在航天部一直搞質量管理，對火箭、衛星、飛船的元器件了如指掌，在元器件這個行當裏摸爬滾打幾十年，可謂“老江湖”了，在航天部享有“元器件首席專家”之稱。
朱明讓說，我接到通知後，很快組成了元器件專家組。10月16日這天，我們就要上飛機了，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王禮恒一連給我打了兩次電話。他說，老朱啊，你們這次去發射場事關重大，決定“神舟三號”飛船是否如期發射。我現在給你三條意見：第一，你到現場，充分發揚技術民主，聽取各方麵的意見；第二，專家組獨立判斷，拿出意見；第三，行政領導不得幹預。王禮恒的這三條意見看起來是給了我很大的權力，給了我尚方寶劍，實際上是把我給架起來了。因為行不行就是我一句話，所有責任都要我扛。過去遇到元器件問題，我說這個元器件能用就用，我說不能用就不能用，航天部領導也要過我這一關。所以我一下飛機，發射場的專家們在機場一接到我，就先給我訴苦，說這個插頭如果要取下來，如何如何困難，如果這批插座要更換，問題多麼多麼嚴重，等等。但在我沒有看到事實之前，我不能表態，所以我隻聽不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