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讓到了基地，招待所都沒去，便直奔飛船測試現場。現場氣氛緊張，爭論激烈。大家見老朱帶著專家組來了，既高興又擔心。因為都知道老朱是權威，是大腕，是北京派來的“欽差大臣”，他的一句話，甚至就一兩個字——行或不行，一言九鼎，將決定飛船的命運！於是大家都等著、盼著，甚至是催著老朱表態。尤其是飛船係統的戚發軔和袁家軍，更是虛火攻心，心急如焚！所以老朱趕到後不到兩分鍾，血壓就升至一百六十！
但老朱畢竟是“老江湖”了，金口玉言，豈能輕易表態！他和專家組一起，反反複複查看了一個下午。末了，心裏明白問題複雜，相當棘手。但老朱就是老朱，他一言不發，去了招待所，洗把臉，擦把汗，再喝水。
老朱不表態，戚發軔和袁家軍心裏開始發毛了。
晚上，現場開會。發射場的領導、專家加上朱明讓帶領的元器件專家組全部到場。分析，討論，爭吵，辯論，你來我往，各持己見，爭論得十分激烈。飛船係統這邊人多勢眾，戚發軔、袁家軍、王壯等主要的頭頭都去了。而元器件專家組這邊主要靠老朱一人頂著。所以後來有人開玩笑說，這天晚上老朱是舌戰群儒。會議從晚上七點開到深夜十一點半，插座到底是個別問題還是批次性問題，仍然沒有結果。最後，大家隻有等老朱一句話。
朱明讓說，飛船係統的專家們都希望插座是個別問題，而不是批次性問題，都不希望更換插座，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和這些專家朝夕相處幾十年，他們的艱辛、他們的不易、他們的委屈、他們的酸甜苦辣我都清楚。我也不希望是批次性問題，我也不忍心看著飛船來回折騰。但我要講情麵，更要講原則，不能為了情麵就放棄原則。飛船是要載人的，如果不載人，這次我就放行了。由於情況複雜，當時我確實很難表態。說是批次性問題，還沒有證據。說不是批次性問題，又很難排除這種可能。所以逼到最後，我絞盡腦汁，隻好表態說，在飛船沒有解剖之前，很難排除不是批次性問題！
朱明讓剛表了這個態，會場便炸開了鍋！
朱明讓的這個結論是中性的，既沒說肯定是，又沒說肯定不是，而是“很難排除不是”——老朱就是老朱啊！但在飛船係統的專家們聽來，這就等於說是批次性的問題了！這一來，飛船係統專家們的心一下就被懸了起來！因為如果是批次性問題，飛船上的七十七個插座就等於全部被判了死刑，就得全部撤換下來。但要命的是，工廠沒有現成的插座，要重新設計生產這樣的插座，最快也要等上三個月！這就意味著，經過八個月艱苦準備、發誓要打翻身仗的“神舟三號”必須中止發射，已經到了發射場的四百多人的發射人馬將撤離現場，打道回府，而下一步“神舟四號”、“神舟五號”的發射計劃也會被全部打亂！所以，在場的飛船係統的所有人員對老朱的表態都很不滿意。
最不滿意的是總師戚發軔，最先起來反駁的也是戚發軔。說實話，戚發軔早就坐不住了，一聽老朱的“結論”，就更是急眼了。所以，一向慈眉善目、溫和低調的他，嗓門一下比平常大了好幾倍。
戚發軔說，老朱，你要給我一個明確的意見啊！你給了我一個很含糊的結論，什麼“很難排除不是批次性問題”。到底是還是不是啊？你這麼說，讓我這個當總師的怎麼辦？不是批次性問題，我隻換一個插座就行了；是批次性問題，那我的飛船就非得開膛破肚了！我們辦事得有科學根據，得有原則，你說這話的根據是什麼？原則是什麼？
朱明讓也不示弱，一旦較上勁，嗓門也大了。他說，我這麼說當然有我的原則。第一，這個缺陷是係統性問題還是偶然性問題？我認為是係統性的問題。第二，這個故障篩選、剔除不掉，不但剔除不掉，而且是發展的，有可能越來越多。第三，出現故障的概率不符合航天元器件的標準，航天工程元器件允許故障率是萬分之五，現在是千分之一。而且，要搞清問題，隻有拆開飛船，解剖插座。在插座沒有解剖之前，我不好下一個絕對的結論，隻能說這個故障很難排除不是批次性的問題。
雙方各執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
會議一結束，副總指揮胡世祥連夜帶著幾位專家飛往插座的生產廠家。經過對插座的分析檢驗，他們發現，原來插座在設計和生產上都存在問題，而且是批次性問題！
10月22日，航天科技集團也做了試驗分析，結果證明插座是係統性問題。於是朱明讓代表元器件專家組正式下了結論：“神舟三號”上的插座故障是批次性問題！
2001年10月底，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召開會議，七大係統老總雲集北京，共商“神舟三號”命運問題。全部更換“神舟三號”的插座已成定局，用不著再討論。但更換插座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先更換再發射——反正早晚都要換，晚換不如早換；另一種是先發射再更換，從理論上講這也是可以的。問題是，如果在發射前就更換，時間至少要往後推遲三個月！這意味著，此前所有計劃將統統變動，發射場人員將全部撤場！
事關重大，非同小可。作何決策，難以定奪。最後，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將報告打到了中央。
於是，數千名參試人員在發射場上等待中央最後的消息。他們等待的心情非常難受，非常複雜，非常微妙，也非常矛盾。推遲發射，感情上很難接受；不推遲發射，又擔心飛船上天後萬一出問題。
很快，江澤民在報告上作了批示：
要絕對保證安全。既然發生了問題，就一定要徹底解決，切勿搶時間！
於是，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最後決定，“神舟三號”推遲三個月發射！飛船上的七十七個插座重新設計，重新生產。飛船打開大底，拆除舊有插座、電池、計算機以及相關設備，封存在基地，等新插座生產出來後，再安裝測試，恢複原狀。參加此次“神舟三號”發射的試驗隊全部撤出發射場！
如此大撤退，在中國四十多年的航天發射史上還不曾有過先例。許多專家和科技人員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隻能用沉默麵對一切。有的專家在離開發射場那天甚至抱頭痛哭。而對載人航天工程的領導和專家們來說，這更是一次強烈的震動！
七大係統，上上下下，很快掀起了一股整頓質量的高潮。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胡世祥說，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我們要建立一個嚴格的依法管理程序，不能講情麵，不好的作風必須堅決改變！我們搞了一係列的法規和製度，為什麼不見成效？關鍵在於沒有很好落實。取得了成績要論功行賞，獎勵落到人頭上。出了問題也不能講情麵，要板子打到屁股上！
航天科技集團副總經理張慶偉說，“神舟三號”飛船的這次撤場，我認為不亞於1992年的“3·22”事件 （ 即“澳星”發射失敗事件 ），我們又一次退到了失敗不起的地步。“神舟二號”飛船的質量問題對我們有震動，但震動還不夠大。“神舟三號”在研製過程中就已經因為一些質量問題拖延了進度，現在又發生了批次性問題。有些同誌說，別人生病，老叫我們吃藥。教訓是我們共同的財富，我看這個預防藥就得吃，有病就得大家一起吃！
緊接著，飛船係統總指揮袁家軍在空間技術研究院召開的質量控製大會上，宣布了研究院剛剛作出的一項決定：全院所有人員一年內工資下調百分之十！參與載人航天工程的人員，從總師、總指揮到下麵的工作人員，工資下調百分之十五！
空間技術研究院頓時籠罩在一片壓抑沉悶的氣氛中。英俊瀟灑的袁家軍一夜之間像老了好幾歲。袁家軍說，說實話，“神舟三號”出現問題，是我沒想到的。盡管此前我們下了很大的力氣抓質量，還是防不勝防！就因為某一個人一點點疏忽，就因為一個小小的插座，就讓成千上萬科技人員八個月的心血付諸東流，就讓幾百人的試驗隊伍無功而返，還讓全院跟著背黑鍋，實在令人痛心，也讓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又是反反複複地做檢查。但也再次接受了一個沉痛的教訓，就是載人航天的確沒有小問題，芝麻大點事，在飛船上就是天大的事！
最痛苦的，是飛船係統總師戚發軔。一夜之間，他頭上的白發似乎又多了一片。試驗隊宣布撤離發射場那天，他流淚了。他一邊默默地流著眼淚，一邊默默地收拾著資料，一邊在心裏默默歎息：沒想到啊，沒想到啊！
實事求是地說，在載人航天工程七大係統中，飛船係統承受的壓力是最大的。作為總師的戚發軔，承受的壓力自然也就最大。並且，這壓力自始至終從未間斷。本來“神舟二號”返回失利給戚發軔造成的壓力已經夠大了，不料禍不單行，“神舟三號”再次受挫！戚發軔的心痛到了何等滋味，可想而知。而這心痛不隻是來自工作的受挫，還疊加上了家庭的不幸！
在一般人的眼裏，像戚發軔這樣的大科學家，夫人肯定是大專家、大教授、大知識分子。中國不少科學家的家庭也的確如此。但戚發軔不然，他的妻子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紡織工，而且兩人的愛情是素麵朝天，像一加一那樣簡單，沒有半點的浪漫。1957年戚發軔大學畢業時，其他同學都一對一雙了，惟獨他是單身。他後來娶的妻子先在老家織漁網，後去金縣紡織廠當工人，再後來去天津紡織學校讀了中專，1958年畢業後分到了內蒙。他倆從小就認識，是鄰居，而兩家的老人比他倆還熱乎，穿針引線，就把他倆“穿”到一起了。戚發軔當時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組織決定他去蘇聯莫斯科航空軍事工程學院學習。於是領導便催他說，趕快結婚吧，若不結婚，等從蘇聯回來媳婦就跑了。他倆就結婚了。結婚後戚發軔沒有去成蘇聯。因為中蘇關係開始惡化，他是學總體設計的，蘇聯不願給中國培養總體設計師。1961年，妻子調入北京，先後被安排在中央華北局和國家物資部，地點在白塔寺和釣魚台。戚發軔家住在南苑，妻子每天上班在路上要走兩個多小時，走了整整八年！妻子懷孕時住在辦公室，孩子都生了，也沒告訴他。後來是妻子單位的人打電話告訴他說，你愛人給你生了個男孩，快來看看吧！他當時正忙著搞“東風二號”導彈，第二天才趕去看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後來妻子又為他生了第二個孩子，是女兒，他同樣不在身邊。“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戈壁灘忙著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妻子被發配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吃盡苦頭，依然對他“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