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著車廂裏久違了的打補丁的旅行包和打補丁的麻包，不由想到補丁也是中性的。經濟基礎不改革，精神世界也隻能是打補丁。不管是無產階級的補丁還是資產階級的補丁。
經濟畢竟在改革，在好轉。一地的過濾嘴可以作證。我對麵座位上，靠窗坐著一位穿小西裝的臉頰豔紅的女子。她搭著一隻腳，一支接一支地抽過濾嘴煙。我簡直不明白她怎麼在抽煙的同時就把她飯盒單的燒雞和一瓶竹葉青消化了。還有花生。還有瓜子。
大家都在吃。
經濟好轉了為啥不吃？
豔紅臉頰女子噴吐著煙圈，噴出一個個大問號：過去吃得起嗎？過去吃得起嗎？
對。現在是現在了。
但是，過去藏在現在裏邊。
七、黑格爾說：“人死於習慣。”
我在訥河站那回是夜裏10：30。一進候車室，肉眼就能看見空氣之混沌、汙濁。想起難民營。我需要買當晚的車票。但是售票處沒人賣票。說是11點以後才開賣。說是上車前都能買到的。自然又是不對號的票。似乎都不求座位，能上車即可。
一切都是粗放的，如同東北黑土地上種地不用施肥。
黑格爾說：“人死於習慣。”
我追蹤一個個“鐵道遊擊隊”的同時，也開始慣於這種粗放的生活了。並不願意習慣，也極不願意看到別人習慣。隻是現時我的潛意識裏一直有一個孫超。五十來歲的做著大宗大宗外貿生意的總經理，至今還是買張站票就上車！孫超公司不就是孫超1984年5月坐在硬座車廂的地上趕去接洽第一宗大豆出口生意起的家？
是不是接觸過孫超的人都會染上鑽硬座車廂的“癮”？
訥河候車室空氣之汙濁，使我很快就偏頭痛了。外邊是寒冷，裏邊是汙濁。習慣於汙濁，或者說長期以來不能不習慣於汙濁的人們，選擇了汙濁。
我選擇了寒冷。
八、一晚上有四五十人逃票。
在哈爾濱到綏化的硬座車廂裏，我正在意識的流動和車廂的震動中晃蕩。“票！”迎麵一人突然向我大喝一聲，好像衝我發來一顆氣炮。我在這顆氣炮的轟擊下，立即中彈而忘——忘了票在哪裏了。
查票也是粗放的。
不過查票的碰到逃票的，似乎還不是對手。在綏化到富裕的火車上，我認識了列車長黃國林。方臉大眼，一望而知的寬容和善良。清晨我問他昨晚可睡了？“睡不好。一晚上。有四五十人逃票！都是從小站上的。說他們吧，還說列車不給他們溫暖。弄不好還要寫信到報社、電台告你。他們知道我們不能打人，不能抄腰包，所以就是說沒錢買票。”
正說著，一位瘦削而精神的女性來找車長了。又是一個已經打過交道的逃票者。她直挺挺地坐下，像一根筋。
——你既然沒錢，那你上富裕幹嗎？
——看病。
——看病要不要錢？
——不要錢。
——你有多少錢罰多少吧。
——你有兩元罰兩元吧。
這根直挺著的筋真有股韌勁兒。就是再不吭聲！手臂擱在桌上。大拇指緊張地鉤著，好像摳著一支無形小手槍的扳機，保護著身上的錢。
不會不帶錢。因為我這次北上已經很見識了一些逃票者了。
那根筋還在緊摳著扳機。為了兩元錢？
九、任何一種解放都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
9月29日中午，我在哈爾濱到綏化的硬座車廂裏，讀當天的《黑龍江日報》。車廂裏，煙霧共塵土齊飛。我用筆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上劃著道道：“黨在長時期內的重大必失誤，就是沒有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1986年《世界經濟導報》10月27日第7版的頭條文章：《應該怎樣認識“孫超現象”》。講到孫超公司是對“所有製關係變革的一個突破”，報紙用黑體字標出“它不是離經叛道，而是真正逐步接近社會主義，它或許可能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內容”。
1987年，我把《經濟和人》與《再論孫超現象》合起來出了本書，叫《孫超現象》。我第一次為我的書設計了封麵。後來聽說，這年商學院的考題之一是：你怎樣看“孫超現象”？
我想說：任何一種解放都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
不過我隻是翻版，正版是：卡爾·馬克思。
鏈接
1986年12月6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發新華社北京訊：《就楊敏謙被誣陷一事中紀委通報指出，必須徹查嚴辦打擊陷害改革者的人》。
1987年1月24日《文藝報》頭版頭條：《旗幟鮮明地堅持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立場堅定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