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43節
1986年，我再論孫超現象。孫超公司是“對所有製關係變革的一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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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27日，《中國報刊》文章《孫超，他闖出民間外貿新路》。
1986年10月27日，《世界經濟導報》的文章《應該怎樣認識“孫超現象”》1986年10月30日，《深圳特區報》發表文章《所有製的新突破》。有個編者按“孫超公司”是經濟體製改革的產物。它的出現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關於“孫超公司”的性質問題，目前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孫超公司”到底姓“社”還是姓“資”，叫“公有”還是“私有”？從理論上搞清楚這些問題，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本期“理論探討”專版發表孔健和牧梓的文章，繼續對此進行探討。
一、這兩個問題，可能給孫超公司帶來兩種結果——宣傳或是傳訊。
1983年5月，安慶人孫超帶著一批待業青年辦起了公司。1984年5月，一列慢車從合肥開往上海，硬座車擠得像上下班時的公共汽車。車廂過道裏，孫超和丘英中（香港太利物產公司經理）背靠背席地而坐，一人啃著一隻雞腿。這是孫超第一次做出口生意。外貿行情時漲時落，一個時間差就可能把一個企業拋上或擲下。孫、丘二人買了站票就上了這趟長達24小時的慢車。
這個1984年5月還坐在慢車過道裏前途未卜的孫超，到1985年底創彙就超過1000萬美元。到1986年2月，世界四大糧商之一的美國大陸穀物有限公司通過一位港商終於見到了來去無蹤的孫超。為了這難得的一麵，美方給了這位港商15000港幣的酬金。
我在1985年底的《十月》雜誌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經濟和人》。其中有兩章寫孫超公司。標題就叫《孫超現象》。
寫經濟改革的報告文學，有時就像打擦邊球：既要為改革呐喊，寫改革之艱辛，又希望別因此而給所寫的改革者招來更大的災難。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出什麼事。
兩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出什麼事。
我想，應該放下心來了。
但——是——
外商和港商為什麼這麼願意和孫超做生意？
孫超為什麼能在這麼短的時裏搞到這麼多的貨源，打開這麼多的關卡？
這兩個問題，可能給孫超公司帶來兩種結果——宣傳或是傳訊。
一位有相當權力的人看了《經濟和人》以後，說：老子要是不把孫超搞倒，誓小為人。
二、孫超的後邊有兩撥人在追蹤。一撥是地方公安，一撥是我。
我急急地走向孫超的北京分公司。1986年初春的寒氣，逼得我整個身子直往羽絨衣裏縮。早上8點來鍾我走進公司，孫超呢？他不是5點半就從沈陽趕到北京了嗎？這不，桌有一張扔掉的沈陽站的站台票。又是上車補票到北的。哦，他正背對著我站在屋角的煤爐旁烤手呢。
那皺巴巴的、久不洗熨的西服。兩服裏邊是件一看就是妻子溫暖的手編織的老式毛衣，不過襯衫的領子又一望便知是沒有妻子照管的男人的衣領。一身可憐的裝束，滿臉缺覺的黃色，卻絲毫沒有失敗者的晦氣。
1986年，境內外的13個分公司、6個工廠、車隊和21個商店，更不用說分布在東北的二百多個發貨點，既沒有國家的投資，也沒有單位的集資，是一文不名的孫超幹起來的。
1986年孫超公司出口貨源得到16個省、市的83家糧油公司，加工廠的支持，更有12個國家、地區的162家外商、客商成為貿易夥伴。
1986年公司預計創彙1950萬美元。要不是三、四月份被追查損失了385萬美元……
當初孫超公司的方針是你查你的，我幹我的。隻要不把公司搞垮，公司就要發展。公司上下以孫超精神和孫超效益，贏得了信譽。
這年深秋，孫超的後邊有兩撥人在追蹤。一撥是地方公安，一撥是我，我個人。我要順著孫超北行的路線，一路追尋。而且用孫超的行為方式：想走就走，買張站台票直上火車廂，然後再補票。
雖然，我的書包裏有工作證、記者證，有空白的《人民日報》介紹信，完全可以補個軟臥票。不不，我隻上硬座，感受孫超。
三、菲亞特的司機比縣長更有知名度。
訥河車站。驢車、馬車、大轎車。嗯？這驢車就是此地的TAXI？“4角錢一個人！”好，上，兩頭小驢得兒得兒走著。左邊的馬車撞來。右邊的馬車撞來。我乘坐的小驢車傾過來，斜過去。乘客們罵罵咧咧的並不驚怕，驚怕的倒不罵罵咧咧，譬如我。後邊一隻大馬頭幾乎頂著我們的驢車。這馬車後邊又頂著一輛大破轎車。大轎車的周圍也是車。天知道這輛車是怎麼找到各自的位置的。
一種兵荒馬亂的感覺。
訥河全縣總共隻有兩輛小轎車。一輛是菲亞特126P這種玩具車似的小車。所以菲亞特的司機恐怕比縣長更有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