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27節
1984年5月23日，北京豐台區曲蘑菇專業戶走進電話局，拿出一張2000元的支票自費裝電話。任何事物都是由社會的需求量來決定它的價值的。
1984年6月23日，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電視台的有關人士在電視的黃金時間裏向觀眾作著解釋。因為電視節目不準時播放，激起了眾怒。這似乎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因為耽擱了眾人的時間而爆發的頗有聲勢的、來白群眾的批評。
這—信息告訴我們：現在很多人視時間比什麼都金貴。
在1984年的春、夏，報紙的標題像電影似的向你傳遞著新的信息：
《光明日報》2月17日報道：《京郊農民程秀芝喜購鋼琴》
《北京日報》3月6日報道：《北京舉辦局級以上計算機應用學習班》
《人民日報》3月11日報道：《認識世界新技術革命的形勢中央單位舉辦講座受歡迎》
《光明日報》4月18日報道：《牟平縣西關大隊240戶農民家中安電話》
《北京日報》6月9日報道：《大興縣龐各莊鄉“多思”計算機軟件服務部參加計算機應用展覽》
《北京日報》6月9日報道：《房山縣農民袁景春重視信息、效益，七畝半菜地5個月收入7500元》
《人民日報》5月17日發表了全國科技體製改革座談會上人們的呼聲：“我國科技體製改革勢在必行。”
《光明日報》6月23日發表了國家勞動人事部負責人的談話：《改革人事製度勢在必行》。6月25日，頭版醒目登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等領導同誌要求廣大幹部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我們的對策。
不過對於我，或許5月23日的一個信息最具衝擊力，這天下午，豐台區的蘑菇專業戶趙明才走進電話局營業室，拿出一張2000元的支票要求自費裝電話。
5月24日下午2點多鍾，電話局的師傅們就在趙明才家安上了電話。
電話！我對電話這個最基本的信息手段有著最強烈的感性認識。是的，當我決定進行十分新鮮但卻“漫無頭緒”的采訪的時候，使我感到望而生畏的不是這個題材的廣度和難度，而是電話！
我要多跑幾個單位，多采訪一些人，我就不能不打一係列電話。而打公用電話就得等、等、等——占線的、沒人接的，別人插進來打的……這是北京的一個隨處可見的公用電話站。這些等著打電話的人，神情都是“程式化”的：心急如焚，頭上冒火。我撥著電話，占線，占線，占線，占線……怎麼哪個電話都占線？“你先打吧。”我對身後一個人說。他剛打完，一個反應靈敏的人一下把話筒搶到手，我隻好仰天長歎：時間啊！
我真為這個自費裝上電話的蘑菇專業戶高興！
但是，一個個電話打到了電話局：“你們電話局是不是吃了他的蘑菇了？為什麼我們申請裝電話拖了這麼長時間卻裝不上？”
哪裏裝得過來呢！到1984年4月底，累計電話待裝戶已有27000家。這還隻是指申請待裝的，隻占實際需要量的1/4。更多的人知道裝不上也就不申請了。
電話局采取了—個應急措施：在全市裝了一批兩三千元錢一個的鋁合金投幣式公用電話亭。加上維修人員的工資，這個成本費是收不回來的。長安街、王府井、前門……堅守著一個個潔淨的電話亭。但是最多的是胡同，怎麼沒見胡同裏有電話亭呢？啊，走進這個電話亭我就明白了。有人為了偷電話機身裏的硬幣，把機身拆走了。怪不得電話亭不敢進容易出事的胡同。
我走進中南海，走向中央辦公廳。湖水綠得誘人。一排淺藍的遊船靜靜地靠在岸邊，像一行待嫁而又無人問津的大姑娘，“在這裏遊泳多好！”我感到我的心已經躍入湖中飄浮了起來。“沒時間啊。”辦公廳的一位同誌說，“書記處正在開會。”他的眼神變得像湖水似的清澈明亮。
我走出中南海時，恰巧看到幾個人在傳達室聯係參觀中南海的事。其中一位婦女正在借用傳達室的電話：“……你把柿子椒掰了洗了！我回家一炒就得！再打幾個雞蛋！”
在這位婦女毫無顧忌的大聲嚷嚷中，我想，裏邊那個書記處會議將使這位婦女底氣變得更足，電話打起來更方便，準備—頓午餐的時間更短，桌上的食物更豐盛。
是的，1983年國家定的70個重點項目中，北京市有8個，而其中市電話局就占了兩個，還要引進程控交換機、電信和電腦結合的數據通信……
任何事物都是由社會的需求量來決定它的價值的。1984年，最有價值的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