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義似乎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參與的這件事情的艱難和風險。他當過小學教師，在農民中，算是肚裏有墨水的人，在最初醞釀這場風暴時，他對這件事情的性質就做過深思熟慮的思考。不，這種思考或許延綿於他生命中的整個中年時期，在整整二十年的時間裏，他用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苦苦思索著他的命運，移民的命運，他在用整個靈魂、整個生命去思考這個問題。
1959年秋，三十八歲的王福義帶著一家老小從朝邑縣沙苑灘遷移到了渭北高原的蒲城縣馬湖大隊。命運對他極其刻薄，他落腳生根的馬湖，盡管有一個美麗的字眼“湖”，卻是一個令秦地農民談虎色變的地方。陝西民間流傳著一句民謠：“龍山馬湖，渴死寡婦。”民謠一言以蔽之概括了這個有著“湖”字的地方恰恰是陝西遠近聞名的最缺水的地方，這裏十年九旱，水源極其匱乏，井深一百多米也打不出一桶即便是粘稠的黃水。要買水，得越過縣界，到毗鄰的白水縣去買，往返二十多裏；要挑水，得到最近的一條河流洛河去挑，往返還是二十多裏。二十多裏翻坡越溝買回來或挑回來的水，那是比金子還珍貴，它是活命的水，人飲尚不夠，土地的幹渴就更可想而知了。“渴死寡婦”，為什麼偏偏渴死寡婦呢?因為寡婦沒有男人丟為她買水或挑水。王福義當年是個青壯男子，當然不會被渴死，可是，往事曆曆，老漢說著說著眼圈紅了，大滴大滴的眼淚淌滿他溝壑縱橫的臉頰。
王福義在對他的命運進行深思後，得出的結論是：
“實質問題不是移民種了農場的地，而是國有並吞了集體所有製。”
這就是一個農民對發生在中國60年代初葉到70年代末葉關中東部幾十萬農民喪失百萬畝土地這一事件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哲理思考。
王福義後來成為“移民頭頭”之一，就庫區和安區來說，他分別是沙苑灘和蒲城縣的移民頭頭。另外幾個頭頭流傳下來姓名的，有朝邑灘的陳文山、苗福群，華陰灘的劉懷榮。這幾個人，在移民中是一呼百應的首領，分別統領著庫區三大灘地：沙苑、朝邑、華陰灘的移民。
王福義洞達他的命運。那天在果園裏，他掃視著瞪眼望著他的澄城來人和蒲城鄉黨，說出一句沉甸甸的話：
“大家想好，準備‘坐官司’ 。”
“坐官司”，即打官司。
當天晚上，在王福義的家裏，召開了第一次蒲城移民會議。作為主人和主持人，王福義對著黑壓壓的一屋子人，開宗明義道：
“你們想好，這個事(指鬧返庫)也可能勞而無功，也可能有人戴繩(指被拘捕)，也可能犯錯誤。小人犯上。你和國家鬧事，自古以來都沒有好結果。願鬧你鬧，不鬧退出。”
王福義覺得自己有責任向大家曉以利害。
會場上靜悄悄的，隻有人們粗重的鼻息和抽煙的滋滋聲。他們仿佛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仿佛在決定著一個重大事件，這一刻，最起碼對這些移民來說，是重要的和沉重的；盡管它並不偉大，甚至，將來可能會被證明是一個錯誤，會被曆史和人們所唾棄……
八十多個移民，八十多個與會者，沒有一個人退出。
他們麵臨的幾乎是生生死死的問題。蒲城縣移民幾乎全部安置在該縣的三個區域：北部沿山溝壑區、南部鹵泊灘區、中部旱塬氟水區。直到70年代末，這裏的勞動日值隻有八分錢，人均口糧不足百斤。留在這裏，隻能世代貧困；鬧返庫，吉凶難卜……相比之下，他們寧肯選擇後者，風險總比坐以待斃強些。
他們寫了份訴狀，貼上郵票，寄給了政府有關部門，事後一點回音也沒有。
然後，他們又派代表到省府，隻見到省民政廳的一個一般幹部，這位幹部很驚訝地反問代表：
“移民還有個啥事?都幾十年了!”
代表和幹部大吵了一架，回來了。
兩次“勞而無功”後，王福義決定串連澄城移民。他串連到了澄城縣，澄城與他接頭的移民代表窮困潦倒得令他吃驚，四十多歲的漢子，身上衣服窟窟窿窿，“穿得比我還爛。”王福義覺得自己活得已經不像人樣了，這位澄城移民代表活得更不像人樣。雙方當即商量好返庫時間地點諸般事宜。之後，兩路人馬彙合一起又繼續串連其他各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