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凶殘惡劣的形勢下,曹禺老師本來就虛弱多病的身體徹底垮了下來,不得不立即住進協和醫院。他躺在病床上,始終似睡非睡,神誌不清,又做起了一個又一個噩夢來。他在夢幻中,見到了許多可怕的事情,仿佛自己的生命就將不可避免地悲慘結束。
曹禺老師素有“中國莎士比亞”的美譽,沒有想到在“文革”當中,他從協和醫院出來以後不久又被送到首都劇場傳達室,也就是北京人藝傳達室去“看大門”。這是與“關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種懲罰。他每天管分發報紙、信件和辦理來客登記的手續,同時,也負責打掃幹淨整個劇院的大院子。後來,由於日本話劇團要來演出,怕被外賓們發現給國外階級敵人提供“反麵宣傳材料”,才又把曹禺老師轉移到史家胡同56號北京人藝家屬宿舍的傳達室“看大門”,除去在劇場的原有工作以外,還增加了給家屬們傳呼電話和倒垃圾的任務。他老老實實,照樣幹得很投入,很賣力氣。雖然已經到了秋天,他戴著舊藍色布帽子,脖子上係著一條毛巾,隻穿著一件已經發灰的白色破背心,和一件同樣很不幹淨的黃色短褲,幹這幹那,跑前跑後,喊來喊去,累得滿頭、滿身大汗淋淋,說什麼也不肯稍微喘上一口氣休息休息。
一天,曹禺老師在清晨走出家屬宿舍大門掃地的時候,突然發現東邊一條小胡同口上,站著一位中年婦女。起初他並沒有留意,沒想到第二天那位中年婦女又來了,還是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而且,此人一直都是向著自己這邊看個不停。以後,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等到第五天的時候,曹禺老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出門掃地當中有意放慢了節奏,注意向那個中年婦女的方向看去,原來那個人也在眼睜睜地注視著自己。可惜,由於天剛蒙蒙亮,路燈已滅,自己又是大近視眼,模模糊糊的,根本沒有看清對方的臉龐。又是一天的清晨,曹禺老師邊掃地邊大膽向那個中年婦女靠近,越來越近,最後終於看清楚了,原來這是自己在十多年以前由於性格各異,感情不和,而離婚的前妻鄭秀女士。這對於曹禺老師來說實在是太意外了,也太難能可貴了。
曹禺老師與鄭秀女士早在1950年就離婚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鄭秀一直通過兩個女兒打聽著消息,並想能否偷偷地與之見上一麵。甚至,她覺得此時此刻完全應該出現在前夫的麵前,這樣也許會使對方的心裏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和支持。可是,曹禺老師的心裏卻是想到,千萬不要因為自己而拖累他人,也包括鄭秀在內。於是,這種時候一種感激之情、歉疚之情、理智之情便油然而生。此時,曹禺老師多麼想走上前去說上幾句話啊,可是雙腿無論如何也邁不開步,深怕自己給對方帶來什麼不必要的麻煩;而鄭秀何嚐不想走上去說幾句話,問一聲好呢,可同樣兩條腿也沒有邁開步,深怕自己給對方增加什麼“罪狀”。他們佯裝是在麵對著陌生人,默默地對視了許久,許久,臉上沒有任何特別的表情,心裏卻燃起了一團撲不滅的火。然後,曹禺老師急匆匆轉身向回掃起地來,而且很快就走進了家屬宿舍大院。鄭秀也輕輕地歎口氣,走進東邊那條小胡同裏,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從此以後,鄭秀再也沒有來看過曹禺老師,而曹禺老師再也沒有想到過鄭秀還會來看他。然而,他們的兩顆心是相通相連在一起的,誰都無法把這悲苦又善良的心靈分開。
還有一次,曹禺的三女兒萬方來劇院辦事,正好遇見燒鍋爐的工人老王。在一個沒有人的角落裏,老王低聲說:“你爸爸是個好人!懂得人情!”萬方靜靜地聽著,不敢有什麼反應。老王又說:“放心,他不能老是這麼慘。”萬方這才迅速地點了一下頭。然後,兩個人馬上分開,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但是,就是這樣普普通通的兩句話,當萬方講給曹禺老師聽的時候,他卻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莫大的鼓舞,激動得淚流滿麵。
……
曹禺老師受到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精神折磨,嚐到了說不清又道不明的痛苦滋味。其實,這還隻不過是剛剛開始而已。
眾所周知,曹禺老師早在23歲的時候,因為寫出《雷雨》而一舉成名,年僅25歲的時候,又因為寫出《日出》而被讚譽為“攝魂者”。可以說,他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有目共睹,不可代替,是中國話劇藝術史上的一代宗師。然而,這些鐵一樣的客觀曆史事實,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完全被打翻了,而且黑白顛倒了。當時,他不但逢人——不管是老人、中年人還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彎下腰去,鞠上一個90度的大躬,再大聲地說上一句:“我是反動文人曹禺!”而且,在他的內心裏認為(請注意:這是真誠地認為!),自己從來就不應該寫戲,不應該毒害了觀眾。甚至,連自己走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完全多餘的,不應該的。
在那“把謊話堆成山,不相信,也會起疑心”的日子裏,麵對著猶如洪水泛濫一樣的無窮無盡的批判、鬥爭、懲治,麵對著重複了千萬遍的大話、空話、假話,麵對著被說得頭頭是道的“革命道理”,曹禺老師竟然真的也覺得自己完全錯了,並且真的懺悔起來,愧疚起來。
他想到——
自己一生寫過那麼多的劇本,居然都是沒有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
自己寫《雷雨》是要幹什麼?還不是為了宣傳反動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論”;
自己寫《日出》為什麼不寫共產黨的誕生?隻有共產黨的出現才是真正的日出啊;
自己寫《北京人》其實就是為那些腐朽的、沒落的遺老遺少大唱挽歌;
自己寫《原野》是在寫一個年輕農民,一種莫名其妙的、盲目的複仇主義思想感情。
……
而且,曹禺老師常常獨自一人站在毛主席畫像前,無限悔恨地流著眼淚說:“毛主席啊,毛主席!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實實向您請罪!向人民群眾請罪!”
就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況下,曹禺老師不止一次地走到和他朝夕相處的、相親相愛的,又是唯一的精神支柱的妻子方瑞麵前,一聲不響地跪了下來。
方瑞師母痛苦、同情又不解地看著自己的丈夫,無言以對。
曹禺老師緩緩地說:“你幫助我死吧!用電電死我吧!”
方瑞師母極力搖著頭,鄭重地說:“不,不——,你先幫助我死好不好?”
於是,停了一下,曹禺老師才歎了一口氣,又慢慢地站了起來。
方瑞師母趕忙拉曹禺老師坐在自己的身邊。
據說,這種情形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每當曹禺老師痛不欲生的時候,總算能從方瑞師母那裏得到溫馨的告慰。方瑞師母的身體雖然十分纖弱,卻總有一股倔強勁兒的性格,正是這樣一點足以使曹禺老師平靜下來,安定下來,忍耐下來。在方瑞師母的幫助下,開導下,曹禺老師為了老嶽母,為了妻子,為了四個寶貝女兒,又勉強地、痛苦地、不太情願地活了下去。
曹禺老師這樣說:“難為了方瑞,伴著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樣默默地把她的愛都貢獻給孩子,貢獻給我。她的內心當然是痛苦的,但是她的外表卻是非常鎮靜的。”
1974年,曹禺老師的家裏,他的老嶽母過世了,三女兒萬方也到東北農村插隊去了,家裏隻剩下方瑞師母和小女兒萬歡,更加冷冷清清沒有一點點生氣。
曹禺老師每天晚上,一直是不吃很多安眠藥就不能入睡;現在方瑞師母也同樣不吃很多安眠藥就不能入睡。兩個人不但精神上崩潰了,身體也越來越糟。他們經常要病倒在床上,一個房間裏躺著一個人,雖然盡量控製自己,也會不停地輕聲呻吟,景象十分悲涼淒慘。
在一天的夜晚,曹禺老師突然發現,方瑞師母已經在不聲不響當中告別了人世。他發現,在妻子床上散落著許多安眠藥片,真不知道是糊裏糊塗地吃多了藥,還是清醒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一直是一個謎團,一個至今也沒有解開的謎團。
方瑞師母恨恨地死去以後,曹禺老師的心情壞到了極點,仿佛自己也失去了靈魂一樣。因為他深深地知道,方瑞師母把青春、愛情、心血和生命都全部獻給了自己。這就如同《北京人》裏的愫方——這個善良、正直、生動、可愛,使人難以忘懷的真實人物,曹禺老師就是以方瑞師母為原型寫出來的——那樣,“把好的送給別人,把壞的留給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方瑞師母用衰弱的身體,不聲不響地支撐著自己,點燃著自己,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用倔強、鎮靜,告慰鼓勵別人,度過最困難的、最難熬的、最凶險的日子。曹禺老師沉痛地說:“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方瑞經常不斷地探視我,在相對無言之中,曾給我多大的勇氣和力量啊!但是她身體太衰弱了,沒有等到‘四人幫’倒台,我們勝利的到來,終於過早地離開了我和孩子們。”
曹禺老師後來回憶說——
“四人幫”統治那段歲月,真叫人恐怖,覺得自己錯了。給我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後悔不該寫戲,害了讀者,害了觀眾。
鐵獅子胡同3號,我住著三間房,有一間書房,抄了,封了。在我們大院門口張貼著“反動學術權威曹禺在此”的對聯。我多少年不抽煙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煙戒掉了。這次又抽起煙來。抽的是九分錢一盒的白牌煙,抽著抽著就放炮,是很次的煙。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時,隻給生活費啊!我覺得我不配要錢。我也許瘋了,我老嶽母剝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嶽母說:“你這是幹啥?”天天叫我檢查,就知道罵自己,我不敢說自己是反革命,因為反革命是特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