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60.曾中生死在一個悶雷隱隱的暗夜
夜很黑。
曾中生雙手反綁著，被押進了卓克基的一片密林裏。
“坐下！”他聽到身後有人喊了一聲。
他回頭看了看，問：“把我押到這裏來幹什麼？”
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說：“部隊今天晚上要行軍，你先在這裏體息一下。”
曾中生剛一坐下，一條繩子就緊緊地勒住了他的脖子……遠處，有隱隱的悶雷……
劉伯承作為中央慰問團成員到達雜穀腦後，第一件事就是打聽他的老朋友曾中生。
他們兩個是在莫斯科認識的，當時劉伯承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曾中生在中山大學，雖然不在一個學校，但經常在一起參加中國學生的集會，彼此來往不少。一九二八年夏天，他們共同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一九三零年夏秋之交，劉伯承歸國之際，早在一九二八年冬就已經回國的曾中生剛剮進入鄂豫皖蘇區，任鄂豫皖特委書記兼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回國後，在上海待了一年多，也於一九三二年一月進入中央蘇區。算算，兩人已經六七年沒有見過麵了。
劉伯承隻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具體情況一點也不知道。向張國燾打聽，張國燾很坦然地說：“中生同誌在鄂豫皖根據地的戰鬥中負了重傷，我留下他養傷，傷好了就回來。”
劉伯承信以為真。
他哪裏知道，曾中生當時就被關在離他不遠的一間陰暗的小屋裏。
曾中生也得知了中央慰問團到達雜穀腦的消息——方麵軍保衛局的陳明義悄悄告訴了他。他興奮得一連幾天晚上睡不著覺，連夜趕著給中央寫了一封申訴信，申明自己無罪，要求徹底平反，還列舉了張國燾從鄂豫皖到川陝的種種罪行。不幸的是，這封信還沒到中央慰問團的手裏，就被張國燾搜查出來了。張國燾又惱又怕。慰問團走了以後，立即把曾中生叫了來，親自審問，嚴刑拷打。然後命秘書長黃超將曾中生秘密處死。黃超遂令手下人將曾中生帶到了卓克基。
深請黨內鬥爭的張國燾已經意識到，兩軍會師以後，自己在鄂豫皖的前任曾中生無疑會對自己構成威脅。
對於曾中生，徐向前是這樣評價的：三中全會以後，派來了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幹得不錯。但四中全會後，又把張國燾換來了。對張國燾，開始大家認為他長期在中央工作，又到過蘇聯，的確都很尊敬他。沒想到這個人那麼凶，來了就給人扣帽子，打棍子，狠批了幾坎曾中生……
在曾中生主持鄂豫皖特委和軍委工作的短短五個月時間裏，紅軍和蘇區都有很大發展。紅軍發展到四個師，近二萬人；蘇區擴展到東西長約三百多裏，南北寬約一百五十裏，蘇區人口將近二百五十萬。
就在這時候，張國燾來了。
根據中央決定，撤銷鄂豫皖特委，組成中央分局，張國燾任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這樣，曾中生在鄂豫皖蘇區的領導地位，便由這位六屆四中全會中央派來的“欽差大臣”所替代。曾中生則被任命為紅四軍政委。
張國燾上任不久，就立即感到了曾中生在鄂豫皖蘇區和紅四軍中的威望是自己無法替代的，他必須消除他的影響。
張國燾正式對曾中生興師問罪，是從南下之爭開始的。
當時，根據地剛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剿”不久，蔣介石正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對鄂豫皖根據地暫取守勢，這正是紅四軍向外進攻與發展的良好時機，而根據地內糧食供應又十分困難，因此，曾中生與紅四軍軍長徐向前等建議主力南下英山，出擊蘄春、黃梅、廣濟地區，恢複原紅十五軍活動的根據地，一方麵解決糧食問題，一方麵牽製敵人，配合中央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圍剿”鬥爭。張國燾認為這是“立三路線殘餘”，予以否定口經過激烈爭論，曾中生、徐向前等同誌的意見得到絕大多數同誌的支持。張國燾放棄原來主張，同意部隊南下。但在隨後討論具體行動方向時，張國燾卻一變而為冒險主義，要求紅四軍在一個月拿下英山，出潛山、太湖，進攻安慶，威脅南京。
七月底，徐向前、曾中生率紅四軍四個團，冒著酷暑行軍，八月一日，攻克英山縣城。此時，曾中生和徐向前對張國燾的東出安慶計劃與他們南下蘄、黃、廣計劃反複進行了比較，認為東出路途遙遠，要通過四百裏的白區，沿途至少有兩個旅以上的敵軍，出兵毫無把握，而南下隻有二百裏路，且有群眾基礎。於是，一麵報告分局，一麵舉兵出蘄、黃、廣地區。一月內，連克浠水、黃梅、羅田、廣濟四個縣城，殲敵七個多團，俘敵旅長王光宗以下五千多人，威震九江、武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張國燾無視紅四軍南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於八月十七日以中央分局的名義，給紅四軍來了一封氣勢洶洶的信，指責紅四軍“違抗分局命令”，“是立三路線的重複”，甚至用上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樣的字眼。並命令紅四軍接信後火速率四軍北上根據地。
九月初，紅四軍才收到張國燾的信，當即北撤。到達英山以南的雞鳴河時，曾中生召開了一個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的活動分子會議，討論張國燾的信。會上，群情激奮，給張國燾提了不少意見，並給中央寫了一封信，陳述意見。
張國燾得知曾中生在雞鳴河召開會議後，也立即給中央寫了報告。
官司打到了中央。十一月三日，中央複信鄂豫皖分局，對張國燾作了委婉的批評後，對紅四軍的行動羅列了一大堆罪名，大加討伐。
信中，曾中生受到了中央的格外“關注”，指出：曾中生“決不能繼續在紅軍中擔任任何領導工作，同樣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的職務亦是不能擔任。”
於是，張國燾從中央那裏得到了一把對付曾中生和紅四軍的“尚方寶劍”。
一場奉是戰略方針的分歧，卻給打了勝仗的紅四軍帶來了空前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