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倒是暗合著蒲鬆齡生前的命運。
那也是一個生時未享受到任何寵幸，卻畢盡心血著書的一介布衣。較之同代清文學家王士禎比，他既無“有台閣之望”之高官地位，又無“神韻派”一代詩壇盟主的社會影響，真正是糙紙賤墨、敝衣檻褸、寄人籬下、一生潦倒的。
清貧生活，耿直個性，讀書人那裏，總也互為反正，幾乎是布衣書生避逃不開的宿命。
但是，優憤為文，命蹇而不遁世，讓“健忘已足征老困，病骨可以卜陰晴”的衰弱身軀也能在文字裏透炎涼顯溫度，卻也是那不為事功拚盡全生的一份佐證。
“原隻有這三間房，西院是擴建的，蒲鬆齡生前家傳並不富足。”
隻想在這樣屋中多呆一會兒，一個人。待那熙攘走失、散盡，看著他出生和“臨窗危坐而卒”的地方，除了33歲至71歲之間的在王村西鋪石隱園畢家的設館教書，這間房子見識了他的生與死。
那生、死也是如此之近，尺平方內。蒲氏的墓在村東南一裏地外，古柏素磚，距這居所的距離並沒有他生前長達30年在明代戶部尚書畢自嚴家設館教書“往返百餘裏”赴王村鎮西鋪村的路途遠。他不是那顛沛流離從外部看去曆經坎坷的文人，然而內裏的熬煎磨折卻絲毫不遜，甚至有過而無不及，倒不在眼見表麵的科舉不進，仕途不升的世事浮落，而在內心對此體驗中化作的靈肉之苦——那自知不容於世而對世的懷疑焦慮的一份憂心。至死方休，確乎如此，被這樣責任糾纏！《夢狼》、《續黃粱》裏有官虎吏狼的不放過，《三朝元老》、《張氏婦》有人格、尊嚴的辯駁，《喬女》、《荷花三娘子》有愛、敏感的想見，《田七郵》有濟貧扶危的義女俠男，在史實筆錄已無法記個現實時，他轉而在鬼魅世界裏辨汙理序，以個非理性世界的襯托來作貌合秩序卻更非理性的世界的鏡子。公道不彰。憤氣填胸，鬱結成文。這樣選擇，他知道後果：“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闌自熱。知我者，其在清林黑塞間乎！”最末一句，已是大覺，比較在濟南院試時《蚤起》題下寫的“君子逐逐於朝，小人逐逐於野，為富貴也。至於身不富貴，則又汲汲焉伺候於富貴之門，而又猶恐其相見之晚”的試卷中對富與貴、君子與小人的書寫劃分——那也一針見血——有了更壯的氣息，比較他在江南高郵幕賓短暫生活記錄的《感憤》詩——“漫向風塵試壯遊，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人‘夷堅誌’，鬥酒難消磊塊愁。尚有孫陽憐瘦骨，欲從元石葬荒邱。北邙芳草年年綠，碧血青燐恨不休”句也有所進——就是：更不信了，不再對個現實抱以天真，更多的力量由外向內，斂人心齋，孤憤、狷介並不在形容表麵、行為藝術，而是切嵌入字裏行問，然忽而一夜，披衣振起，撫凝冰案，對暗昏燈，續幽冥錄，也會暗中自驚：寄托如此之悲，還在於不能與人常人語。故而抱樹沒個溫度，依闌隻能自暖，這樣人間，大失望，在知己未見、同調難尋，所以才會發出“知我者，其在清林黑塞問乎！”那是對身在其中的現世的大拒絕了。
涼意沁心，不幸言中。
鬆齡墓前曾有清雍正年間（1725年）張元撰寫《柳泉蒲先生墓表》石碑一方，1966年秋此碑被毀，砸碑不算，還掘墓，以為必定其中有金銀玉器等陪葬物，卻驚訝於幾無甚物，據傳有一個煙袋嘴，硯章什麼的，草草封培。掘墓人哪裏會讀過他《蚤起》試卷中的富貴之論，而對《柳泉公行述》中：“放懷詩歌，足跡不踐公門，因而高情逸致，厭見長官”之述與對仰其文名的淄川知縣的親履齋庭“不得已延而後見”之行有所見聞呢？不讀書年代時的狂躁與無知又如何能夠解釋“天性伉直”孤介之士的不折腰事權貴——他們眼裏，是混而同論的。又怎麼要求他們知道？知我者，其在清林黑塞問乎！——一百多年前已經說下了。言說這話人所經的心碎，比這酷烈。
現在這碑，由1980年據原拓片重刻而立。
……肆力於古文，奮發砥淬……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阨窮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是那碑上的字。
然而無論耀當時和垂後世，似都不是墓主生前所求，評點定論也不為他所關切，我倒喜歡他決然舍去的一甩袖子的決裂。有些割席之意，那邊是汙濁吏治，這邊是滿井清林。“而其生平之佗傺失誌，菠落鬱塞，俯仰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誌氣，故其文章穎發苕堅，詭恢奇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家。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著有誌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製謹嚴，耍歸於警發薄俗，而扶樹道教，則猶是其所以為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
因為有大失望，就將那知己寄寓清林黑塞間的狐了。隻她們，還有著世無有的真、美，世不解的貞、烈；內質裏與作者有著緣結。但是要隻解為誌異荒幻、談狐說鬼之書，確是對《聊齋誌異》的委屈，後人品評，恰也多為此看，將之作了六朝誌怪、唐傳奇的曆史飛躍與文學發展，包括“短篇小說之王”這樣稱謂也有意無意遮蓋了蒲氏耿直孤行、憤世嫉俗、寄意異史的深一麵。那可不是文辭華豔、敘述宛轉或者靈虛出塵又人情可親所能概言。
魯迅“出於幻域，頓人人間”語這部文言小說的壓卷，文人小說的天鵝歌，我理解的隻是那柳泉路邊瓷罌中的苦茗，那不以幽居自戀而昭示清高，反而深入俚俗而結構反叛。
易宗夔說他：“每臨晨，攜一大瓷罌，中貯苦茗，又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席，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潤色之。如是二十餘年，此書方告成……”。
如今，這樣事情，二十年如一口，誰還去做？這樣場景，也已久違。不獨誌異一書，1704年，65歲時，淄川遇旱、蝗、蜚災，歲款，而他有文《記災前篇》、《記災後篇》記錄，並寫《上布政司救荒急賑書》，及《流民》、《飯肆》等詩，並完成了《日用俗字》書。1705年，66歲，《農桑經》書成。兩書可作民俗誌讀，前者分莊農、養蠶、菜蔬、雜貨、裁縫、爭訟等31章，主寫民俗事象；後者分農經、桑經，又分上糞、喂牛、耕時、種穀、鋤麥、漚麻及擇種、浴連、蠶室、擇葉、上簇等。在此之前，有《小學節要》，此後有《藥崇書》（今不傳），另有《牆頭記》等通俗俚曲十多種相傳。其心可鑒。較之酸腐文人，鄉夫野民恰是蒲氏作文之始終。
柳泉風景，已經新建。滿井寺也已重修。還有那個采風亭。鬆林之間。坐下，可以聽濤。然而蒲翁雅誌不在，那個煮水烹茶與路人友、居窮村陋舍也不棄社稷之憂的心懷又到哪裏去找？
知我者，其在清林黑塞問乎！
蒲氏隻說對了一半。
就在不遠，另一個甘坐冷板凳的窮書生出現了。他，是我此行的目的，是我繞行淄川要找的那一座城中的人。
走進菜園村路士湘老人的院落時，引領我的在路上打聽正打聽到了他在磚廠工作的孫子敲著門窗，我看了下表，兩點不到，怕是在休息，有些猶豫，要不等會再來，說話間他的孫子競拉響了牆上的一個線繩，鈴聲大作，裏屋有了響聲，於我愧疚問一位老人開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