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的立意在百姓，而不在自己。這是多麼的不同。與富民思想相連的百姓意識，大約應屬棠蔭下的召公了，因他通過與百姓在甘棠樹下聊天而了解民情以資實政，百姓在他死後連甘棠樹都不伐了，陝州因故才有“甘棠”之稱吧。漫步“樓壓黃河山滿坐”的古陝州府所在地，不用諱飾我讀到這個故事的感動。
在陝縣賀家莊那由青龍澗河衝削出的巨大台地上麵，幾世代生存著依黃土而生的人，在也被稱為塬上的村子裏，我見識到了天井式的窯洞，村人稱它為地坑院，是在平地下挖二丈深大方坑，坑內四周再挖窯洞，院內總是種一棵梨樹或蘋果樹。天井院式的土窯平均有百年曆史，這樣的村子幾乎到處都是，有的地方還辟成景點作為一種黃土高原上獨有的建築形式或民俗風情供人參觀。與有商業傳統的晉地不同。豫西農民基本是以耕種為主，這一帶人窮，沒有搭建屋宇的材料，所能依賴的便隻有黃土。不過現在已有很多家在旁邊蓋了新的磚瓦房。對於生活，他們不再隻是適應，而也想建構一些什麼了。
這就是王安石也禁不住讚歎其生命力的“吹沙走浪幾千裏”的中原人。他們不用文字，隻一形象就可囊括其全部精神，再次站在中流砥柱前，我這樣想，“山見水中，若柱然”，《水經注》裏是這麼說的，明人“峭壁雄流，鬼斧神工”八個字現存中國曆史博物館，然而在陝縣展覽館我卻找到了康有為寫的“砥柱”二字，整個中州中國，沒有比這再豐實的地氣血脈了，黃土黃河不孕育這樣的精神才怪呢。
黃河在中條山與崤山夾挾之下，在南村附近遇太行山係南脈王屋山的阻擋，稍稍向南彎曲了些，在舊孟津成型了它正東的流向。走讀整個晉陝豫黃河南流折向東進一段，總會有這樣的似曾相識，王屋山在此仿佛是給華山押了一韻似的，做著撥河的另幅手掌。而隔河的孟津又有些像潼關，不僅在轉折的作用，還有，它是黃河在上述兩山之間豫西峽穀的最後一道出口。潼關至孟津一段，黃河走完了它的峻急之路，再往下，重現於人們眼界的脈流重新河闊水寬。出孟津而豁然開朗這一點，又可以在晉陝峽穀的最後之峽地龍門找到知音。山河常常有它的奇偶對襯，而利用這一豫西峽穀出口之地利，經至少20年論證於1994年投入建設的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1997年10月與長江三峽大壩同時成功截流，這座迄今為止黃河幹流上最大規模的水沙控製工程，屹立於《禹貢》“導河積石，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孟津”的大禹治水的地方，屹立於《易經》“河出圖，洛出書”的龍馬負圖、伏羲刨造文字的地方，1998年7月汛期它通過了來自中遊龍門水文站測定7100立方米至三門峽庫區出水5100立方米流量的黃河一號洪峰的自然考驗——它的建設就是為消減黃河可能出現的特大洪峰的。中央台新聞報道這一消息時，我看到了那激流，和比那激流更頑強的建築。13日至15日等待洪峰通過的兩個晝夜與世界杯賽一樣肯定熬紅了不少人的眼睛。這是6月從小浪底庫區岸上嘹望正緊張施工的大壩工地時的我該料想到的。雖與三門峽大壩有著地理上的對位，相距130公裏小浪底還是接受了它兄弟的失誤經驗，建成後，不但可發揮傳統大壩的多項功能，而且可使下遊防洪標準從60年一遇提至千年一遇。能讓黃河這條沉埋多少生命的不羈之河近50年未決口，單此一項就“功在禹上”，而治水人仍要將之更多地撫育這一土地上的生命。從岸上直起俯瞰的目光了望對岸王屋山的位置。那裏原先也住過一個老叟，抱著移山的決心他不顧別人對自己“愚公”的取笑，讓自己的兒子、孫子都參加了進來，他的精神在本世紀感動過一位領袖，他依此神話專寫了一本冊子，其中“愚公移山”四個大字和那篇文章被後人刻在王屋山下，1995年在王屋曾親見那文字上麵移山一家人的塑像。
認準了的，他們就非要幹到底。
豫西、中原人的近乎蠻力的執拗還表現在一些難想見的事情上。比如來路上的那個已改成小學校的夷齊柯所記念的那兩位弟兄就是。本來不繼承王位以致弟兄倆互相讓讓而發生了避躲之事也罷了，到了路上邂逅而遇再結伴行真正地隱心求淨事不關己也罷，可是偏不，他們偏要碰上周武王伐紂在此會盟的諸侯之師，而且偏要迎了前去抓住馬韁繩不放，千軍萬馬之前隻憑兩位胡須斑白的老人偏要說服一個不以暴抗暴的道理。周武王當然不聽，47隻木船載了800諸侯的近5萬兵士、經三晝夜強渡黃河以日行70裏之速師至牧野，一統天下，不僅創造了大兵團遠征作戰的首例，而且是周王朝八百年統治的奠基。具體的戰爭中是不會有誰聽得伯夷、叔齊的話的，在勇武代言正義的時代，伯夷、叔齊注定了寂寞，如果故事到此也不過是一失敗者的結局，然而故事沒有完，這兩個勸阻無效的人為貫徹這一與那一時代格格不入然而卻並非虛妄的思想，競恥食周粟，上了首陽山。1998年6月中旬一個黃昏，終於攀上了偃師首陽山巔的我，突然覺得辭書裏對首陽之地的冀、晉、豫的長久爭論都無有意義，伯夷叔齊墓對我而言，隻有祭奠和追懷。隻是在麵對那一眼可以俯瞰到的整個偃師城——如今它已高廈林立——的一刻，我再次想念那樣一種堅持自己至到終極的思想，它同樣是身體力行的。
仍然長滿荒草的山上連一條平坦的路徑都不容易找到，更無從分辨哪種是被稱為薇的蕨草。夕陽底下，二塚之前，那碑仍然直立著，仿佛風中挺身扣馬的贏弱身軀。東邙山，西黃河，扣馬村的得名（一寫為叩馬，同義）也五千年了，與湮沒水裏的會盟台不同，夷齊祠也為黃河湮沒而先後搬遷三次，然而那方石碑還是留了下來，現在它正嵌在扣馬小學臨街教室的牆上，教室一麵內牆上是整麵的夷齊祠碑文，外牆臨街一麵是署名梅崖的人於嘉慶三月朔的兩首詩，“首陽山下古賢祠”的深夜接納了這個驅馬從首陽巔剛剛下來的人，“清風在高樹”的句子裏的景仰平添了詩文的清峻，在這個碑的上方，是“商夷齊叩馬地”之匾。校院裏有兩位下象棋的老人，聽說我是來看夷齊祠碑的，便停了戰役。呂清陽老人84歲了，講起夷齊之事，仍然有力地向前揮動著臂，“大王，你不能去！”伯夷攔著馬就這麼說的。自稱先人是呂蒙正的老人這時的聲音陡地一亮，那種骨直之感，那種高亢、凜然之氣讓人不能對這方水土小視。相比之下，武王會盟台自從沒入河心之後，少見留下什麼紀念，隻是在老城的地名裏會找到一個會盟鎮，也許這是那段轟烈的曆史惟一留下的遺跡。太史公如果知道這一點，大概會是另一種心緒——於《史記》中他那問是如此銳敏：“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以致對天道之公正坦言了懷疑。在老城裏漫步，總會碰到一些讀書模樣的人，焦老師帶我到邢老師家去查資料，邢也已是73歲的老人了，他自豪地說從學校退下來後現擔任著本地的政協委員，從他們的神情裏我總能看到一種鎮定自如、能夠主宰局勢的神清氣閑。這是在遠離河岸地方的人所不具備的。那位84歲的老人把他的字、號都說給了我，在他稱呂蒙正後人的語氣裏，我聽到的是引自己為讀書人的豪氣與自尊。
不僅夷齊，在偃師，武王伐紂後在此“息戎”表示再無戰爭的地方，仍然有一個人值得紀念。按圖索驥，在赫田寨村南公路北側卻沒有找到田橫的墓碑，打聽的多數人說法不一，約前兩年或前幾天還見到過，“就在路邊草堆裏”。然而身後的洛陽首陽山熱電廠兀立的影子裏，那墓碑的位置如今隻剩了青草。
秦末至漢的轉折裏，劉邦打敗項羽後也掃平了齊地，建漢之後，田橫將自己的寄身地選擇了山東臨海一座島上，率五百徒屬東人海島，劉邦仍不放過，派人講要收服，並以赦罪名邀田橫來洛陽一見，田橫拒絕後，使者又以“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相威脅。為保住五百人的生命，田橫帶兩位隨從踏上進京之路，行至距洛陽不遠的偃師則拔劍自刎，並囑二客捧其首級去見劉邦，所謂：“……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吾麵目耳……今斬吾頭，馳三十裏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足見他有極大的輕蔑。劉邦見頭，大驚。故事到此並沒有完，護送田橫的二客在埋葬了田橫之後也自剄以殉，劉邦又一大驚，真正領略了田橫之客的賢德，派人招撫。哪知這樣的故事仍沒有寫到結尾，那終章是五百人聽聞田橫死訊後，全部自剄以殉。這就是史稱“五百壯士”的故事。《史記·田儋列傳》中。司馬遷曾在文章最後解說自己將之列入傳記的原因——“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之後，發出過一聲喟歎——“不無善畫者，莫能畫，何哉？”也許正是聽到了這聲歎惋，徐悲鴻才在1928—1930年間創作了那幅巨型油畫《田橫五百士》，它描寫的正是田橫與海島五百士長相揖別的場麵。無幸見到真品，然而就是俯對著這幅油畫的印刷品凝視一會兒，也能體味到那種彼此間相互、完全、透明，確以生死相托的感情。
不獨黃河南岸有這種義士。北岸與孟津一河相望的濟源，古軹城深井裏，即是戰國著名刺客聶政的故鄉。《戰國策》、《史記·刺客列傳》中“聶政刺韓傀”的故事裏讓人動心的是“士為知己者死”，讓人動情的卻是聶政不想連累其姊在完成使命後“自皮麵抉眼”，好讓別人不認出他來。聶政姊聶榮則為揚其弟勇義之名撫屍而泣，終而自殺於屍下，將原本為男子獨攬的俠之精神注入了新的內涵。郭沫若的曆史劇《棠棣之花》就是寫她的。曾問及軹城來人聶政墓的保護情況，來人一臉豪氣，將軍墓嗬，有，還在著呢。聽了這樣的話，心裏才安定了下來，畢竟人們還沒有忘記，縱然有三千年的光陰隔在那裏。
仿佛是要與南岸形成對仗似的，北岸除了有已諾必成的俠士，在山陽一帶（今焦作、輝縣）還括動著一批其境界讓人想到伯夷叔齊的隱士。時值魏晉，人們稱其為竹林七賢。他們中的阮籍、嵇康向以不羈聞於世，那種灑脫其實也是一種反抗當時強權暴政的形式。這形式裏還加了酒和詩和一種稱作獨立於勢的風度。如今，武陟縣還保存著向秀和山濤的墓。說到山濤，學曆史與文學的人都會知道嵇康那篇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正是這篇文字和作文字人與勢的一貫不妥協態度，曆史上才會上演那幕《廣陵散》的絕唱。琴弦果然怦斷，怦斷也要發出磐響，這是這個早年在洛陽郊區打鐵想逃避些什麼也想鍛造些什麼的人的生命態度。
住在據那打鐵地點不太遠的平樂鄉象莊村馮家院落裏。可以遙望到城裏看不到的星河。那也是一條河。而身邊的這條河卻是有生命的。在它的北、南兩岸，我注意到俠士與隱士總是層出不窮，也許這是一條未被關注到的“士”之傳統，那麼，也是一條尚不被看見的河了。這些士，頂著隱或俠的身份，在他們最民間的位置上接近再接近著生命的極致，並在對生命極致的演繹中抵達著生命的樸素本質。如果尚有時日梳理的話，我以為那個本質或許也是人整個生活的實質，他們活著與死的選擇，均不是針對個人的，在他們每一個人的個人單薄脆弱的生命裏，總有一種強大豐滿的生命，這個大生命總在他們那一個體生命經曆著關鍵選擇的最後彙入進去，壯大了它。這個於“他”而言的“生命”，是黃土呢？還是河流？還是那個造就於此的更生動鮮活富於生機的民問隱形結構？
黃河穿過最後一道峽穀到達孟津之後，是基岩丘陵、黃土台塬和台地地貌，整體言仍是黃土高原的丘陵狀延伸帶，洛陽境內直至鞏義的邙山地勢仍然高峻，形如臥龍，走訪邙山區域各縣，才知“生於蘇杭，葬於北邙”說法絕非一句紙麵語，雖未達到碑碣林立、石儀成群之境，幾乎路上的每片田裏都有累累墓塚，有生為皇帝的，也有生為百姓的，他們都公平地享受著永久的寧馨，在稱之為母親河的巨型河岸上，那分寧馨，或許是一種再度獲得生命的最好休整。
總有它出其不意的對村，黃河在這一段接納了南岸於鞏義入黃的伊洛河、北岸於武陟入黃的沁河，兩條河流一南一北的注入，很像黃河龍門之下南流一段汾河與渭河一西一東的彙總。地理風物，正因有這般對偶互襯，中原回望，才有“氣自全”之勢。在小浪底新村，我看到是矗立田邊的成片樓房，因小浪底工程搬遷來的移民家水電俱全。更多這樣的村莊分布在黃河兩岸，一路上都能看到大片大片新建的樓房，工程附近兩岸的窯洞已然成為曆史，新安縣西襖鄉荒坡村的農民搬到了原陽縣祝樓鄉定居，成為庫區的首批移民，在新安縣狂口村，曾看到過第一批移民走後的村莊，磚瓦遍地，還有一些幾代人經營的給他們曾帶來富裕的硫磺爐和小煤窖，於這一片廢墟前麵是明人稱之為“天限狂瀾”的黃河古渡口。在不遠的時間裏，這裏的河水水位會抬高，直至淹沒這塊曾被稱為家的地方，然而沒有人怨言，他們把黃河水裝在瓶子裏攜帶著搬家，在個人和國家間，他們分得出哪頭重，他們一向如此。在需要的時候，從不說個“不”字。問起他們還缺個甚的時候，大多數人擺擺手，或是像小浪底新村的人回答的：就是少地，不夠種；離河遠了。孟津平樂鄉也有從岸灘上遷來的，把他們新居庭院門楣上的字抄在本子上，不獨有“吉星高照”、“鵬程萬裏”、“紫氣東來”、“天賜百福”這樣的流行語，也有“惠風和暢”、“福種德收”、“鍾靈毓秀”、“勤和家興”這樣的祈願。追隨著一條河走到這裏，會與另一條河流不期相遇，像黃河經由了早殘的黃土地貌後，它也流經過溝壑斷岩，但是也如黃河，它從來沒有停止過奔流。站在這條河流養育的土地上，會強烈地感到公正，那種生生不息，那種頑強的再生力，和百折不撓永不回頭的氣質就這樣“養”成了。
地氣、河脈與血性的相融相粘，守住了山河的雄偉高拔、厚重綿連，也創造了一代代質直剛健、毫無媚骨的人物。他們仆仆於大河之濱，以短如一瞬的生命完善著“千重山色開新麵，萬裏江河自古流”的大境界，雖然平日裏，他們渺如煙波，芸芸眾生裏你都無法一一說全他們的名字，但水至中流，激峻的往往是他們。正是他們這種河流一般進取的存在。讓人知道先人“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的話寫地理之外，更在寫人。
約一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生活於山西芮城西侯度這片土地上，藍田、丁村、仰韶各分布於大河兩岸，中原作為中國之“中”，是“華”族的發祥地，廟底溝發掘的陶器大多都以花為圖案，有人說那是華族的標誌，黃河由此被稱為中華民旅的搖籃。在這個搖籃裏，成長著英烈，也生活著百姓。而且，大多數情形裏二者是疊一的。也許應該用一種“河流文化”來概括中原，河流的精神是從不回頭地奔赴目的實現理想的精神，是永無休止地創造的精神，在晉陝它如父親，有著父性的崢嶸浩蕩；在晉豫，它如母親，有著母性的沉著頑強，融合著兩種最優秀品質的黃河共同創造出了它坦蕩爽朗的兒子——華北平原。
站在黃河進入華北平原的最後一座屏障——邙山之上，有一種望盡中原的感覺，黃河就是在這裏——邙山腳下滎陽境的桃花峪進入下遊，衝過了黃土地貌在南岸的最後一抹痕跡，奔騰在了廣袤的華北平原上，它一瀉千裏、驟然開闊的氣勢，每一次都深深感動著站在這樣一個中下遊分界點上的人。走到這裏，任誰也無法擋住它的勇敢，它亙古至今一直要徹底實現的東流到海的夢。
重濁堅毅的身影看了不知多少回了。
有河流在血脈中穿行的熟稔。
像水結晶為鹽，像鹽重回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