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河灘的戰鬥，在整個金積堡戰役中最具代表性，經反複搏鬥，後來隻剩一個大堡和一個小堡，由幾百名回民軍拒守，清軍以優勢之兵力和槍炮逐日肉搏仲攻，而將領受傷者幾十名，兵勇傷亡一千數百名，一個多月也未攻下，回民軍前仆後繼，最後相率投河無一降者。
——這在《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運動》第204頁對《清代中國伊斯蘭教論集》第117頁的引證。說的是同治九年的事。
“無一投降”，“無一降者”，其間相隔90年，近百年間這一點沒有絲毫改變。
忠實於自己信仰的力量，在底層，曾經也是以命相抵。大河家至循化一路，兩壁肅立，僅供一河穿過，於峽崖問，孟達峽一線，我徒步走過，與積石雄關——那個叫大禹的中原人開天辟地掰開山峽叫河通過——相並踵的，是河的滯重，赤如銅色，與河並行的方向，這條土路，兩百年前曾有一群人迎麵走過。溯流而上，山川不盡，如今，仍有帶呼吸熱度的風擦肩而過。
今天，我怎麼再能夠描繪它，那個史中的秘密，對於異族的我，一切的生命、死亡與信仰，一部在民間打開由底層傳唱的史詩，站在這紅彤彤的山崗麵前，我該如何學會許諾，不發一言，對一切激情，不為所動。
像那首早年讀到的詩：
我的朋友他在風中疾走衣衫飛動；
聽到靈魂在脈管裏卷起濤聲；
那僻靜深在的一角；
來自內部的衝蕩危險而瘋狂；
誰會在這時展開生命像迎風的旗幟；
誰將再次背手走在平原之上；
頭發飛揚的人你要記住狂風是怎樣；
掃過這沉默的原野。
而那結局，掖藏進山水裏，直到無可壓抑。在潘憶麟1987、1988年撰寫的《臨夏回族自治州曆代大事記》，我讀到同治年後緊接的光緒年號下前20年的紀事，為之驚歎。
距1874同治十三年清軍對閔殿臣部的鎮壓剛過三年，那大事記上黑字白紙：
公元1877年（光緒三年）
六月，河州紅崖山崩……
公元1886年（光緒十二年）
六月，河州初伏降雪，草嶺山崩。
公元1887年（光緒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州地震。
公元1892年（光緒十八年）
河州大旱，北鄉，東鄉尤甚。
公元1894年（光緒二十年）
二月二十七日，河州東八部蘭山崩。
山崩、地裂、大旱、六月雪，山河人心，是在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祭奠麼？
撫卷的我為之悸動驚心。
山河未變。而場景已換。人心質樸是無法疊進逝水的品質。所以每到一村一家，總遇笑顏，然而在高若寨子的黃泥牆間行進，因為如上曆史，讓我對這方水土無法輕看。這可能就是我從金積、板橋一路西行再折回蘭州，搭換各等車輛，再走到甘、青邊界要尋一個答案的原因。烈士血統，英雄後裔，與我心中的西北疊合著，底層與高貴。我知道了那寫下的兩個“文化”的不同含義，貧窮與尊嚴，我知道了我離那個我千裏迢迢來尋的答案已經不遠。犁地、收菜籽、剝羊、擔水，天旱地瘠，並不富裕，然而農民仍是很勤勉地忙秋，極認真地生存，有一些艱辛，有一些快樂，有一些堅韌和尖銳，還有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隱忍，常常在那樣的笑和凝眸裏若隱若現。
大河家女校的馬海燕老師，劉集鄉高李保安族春營小學的何登輝校長、馬小梅老師，保安三莊甘河灘村馬忠孝家打保安刀的馬雄，吳忠利通區清真南大寺裏讀經文，還有五年後結業的馬龍，大河家天天要到岸邊坐著看河的年輕詩人；坐在輪椅上仍然寫詩並把新近寫成的散文輯錄下來郵給我的詩人，還有那個將自個的錢拿出來與幾位愛書的好友一起成立文化書社的年輕人，那個從吹麻灘到大河家一直陪我行走的穆斯林青年，他們身上流淌著曆史的血脈，他們以教學、研經以及為文、授智的方式傳承傳播著信仰的種子。
我長哭無淚。我滿心欣喜。已經上路的我，決心著這樣走到底。在那些石頭黃土砌成的房屋，在那些簡單無漆的木簷下麵，風從大路上吹過，又從大路上吹來，與河並行背著行囊的我能夠分清，誰是浮冰，誰是白茫茫的塵土，誰的名字，藏在緘默的群山裏，與河並行。
在最窮的家裏我見識了對美的貫徹。湟源、湟中一路走過，這條黃河上遊的長支流兩岸，散落著的似乎早已諳熟的背景和人。華生蘭與莫如誌隻是他們中間的兩位。離湟源27公裏的多巴鎮就在309國道的路邊，在一修理汽車配件的小鋪打聽，沒想到華生蘭家就在配件鋪的側門，車輛往來，身居鬧市般的公路，這個叫新墩村的院子裏，仍能畫個農民匾麼？甚至是毫無我意象中的某種與畫相一致的景致，道路那側的山都幹裂了。華生蘭出門去了，又被人叫回來，一臉病黃，剛剛在鄉診所打了吊針，糖尿病、貧血、心悸、氣乏，仍然是帶病畫，疲累的她在那炕上一一展開讓我驚訝的畫卷，色彩明豔到與周遭地理對不上個號，“是刺繡和油漆上來的”，對我的不解；《雞花圈》曾代表中國農民畫在挪威、瑞典展出過，華生蘭有一疊證書，卻對我說著擔憂，想著手藝怎麼傳下去，外麵汽車轟隆隆地過，不然就失去了嗬。一臉病黃的她對著滿幅噴薄的色彩說，一個月一幅地畫，慢慢熬血似的。55歲的她囁喘斷續，悄聲自語，眼絲熬紅的她不甘心似地摸著她的畫的樣子讓興致勃勃於那原生色彩的我心裏哪個地方疼了一下。趕到湟中西堡鄉堡子村尋莫如誌老人，見到的隻能是他的75歲的妻子沈文瀾了，新屋舊屋，看那逝去的人牆上的書法、案上的墨，覺得主人隻是剛剛出門似的，沈文瀾並不一臉恓惶，一起喝茶時說起，寫字不讓進呢，連家裏人，研墨一次兒大碗，然後就一個人，早上散步，去山上走，沒間斷過呢。人多筆劃生，一個人。自己寫呢，別人說個“泰山體”。出了門。她指給我看丈夫每天散步上山的路，路盡頭半山腰上隱約可見一座墓，那是他的，原隻就喜歡山呢。平淡的話一出，不知聽的人哽咽，那個下午，陽光一點點地在新收的麥垛子上移動，我清楚地記得時間為我的提醒、停留，一位病中，一位已逝，然而畫健康、字端正，在那些村落的庭院中坐，忽而心更靜，河湟特有的莊廓院及院後的麥田，麥田後的早裂連綿群山，一時無語，等我破譯。兩家收拾得幹淨，然而與富無緣，農民書生，這個詞大約就是這個樣子，院中種花，門外種地，生存簡單到於此之上求個支撐，那美現出，讓盛著它的心尋著色、墨的對應。也沒有什麼驚天地的事業，功與利，而隻是在白紙上畫與寫，平常到是生活的不能缺。窮與美這樣勾連，教近來的人長著見識。檢驗著這顆心與它們之間有否溝通。
然而生計還是凸顯，無可遮蔽。西北人與水的關係超乎想象。黃河在這裏，確是救命的。從蘭州徐家灣的張穗寶到寧夏中衛沙坡頭童家園的童開山，無一不是三代以上以筏為生的筏子客，山羊皮整剝充氣14個一組綁成祖輩用來運煤運糧的筏子，現在成了旅遊的一項目，仍然是水的營生，航運縮短為旅行的裏程，黃河以新的形式養著曾在它波浪裏搏鬥了一輩子的人的後代，中衛堿堿湖沙坡頭村靠騰格裏沙漠最近的一排房子戶董希軍兩口，在母親張順英置下的80畝地上種葡萄，靠自家蓋的水塔灌溉，在那方風沙呼嘯的院子裏兩位20多歲的青年給我講著釀酒與鮮食的家庭農莊的前景，那種向沙漠要地的大浪漫的成敗關鍵所依賴的也是水；跑寧夏八大渠灌區的秦渠、唐徠渠、漢延渠，聽楊長林、陳旭東從農戶與管理角度講冬灌與配水，都離不開一個“水”字，“天下黃河富寧夏”，渠首匣下，河水滔滔，輸血一樣地奔流，這裏黃河確是名符其實的命脈。在青銅峽渠首和明長城邊高墩湖邊。西園鄉龍官灘東壩常家九人修渠引水種樹，需要的還是水；中衛固沙林場的護林員唐仲俊、焦茂恒在剛剛紮好的麥秸方格沙丘上指給我看坡下年年通車順利的包蘭鐵路，風沙中說的最多的也是水。
在銀川西夏王陵——賀蘭山下，——原諒一貫喜歡考證的我，今天不能寫你——那個王朝的覆滅，征戰之外，不遠的統萬城遺址征象大夏之亡，水也在原因之內。
還有寧南、川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平涼、華亭、張家川，一樣缺水。寧南山區家家挖窯貯水，同心地下打到300米，水仍是苦。揚水工程解決了部分吃水。又遇今年大旱。6月陝西在貞元遇固原關廳鄉來的麥客，講半年一直沒下雨連麥子都出不來了。關中腹地，渭河兩岸，5月麥黃，我從洛陽、三門峽、靈寶、潼關、華陰一路西行，以成陽為中心，西至禮泉、武功、乾縣、扶風，在大太陽下追蹤著麥客的足跡，知道他們多自甘肅、陝北來，而涇州、旬邑、彬縣、長武、靈台、天水報出的地名中，會有“平涼”一聲，“固原”一聲叫我抬頭細看。
……甘回三千餘名口，解赴平涼安插，金積堡老弱婦女一萬二千餘名口，非赴固原州附城數十裏地方分撥荒地安插……“據說化平川安插的人，九千四百餘男女，丁壯已剩不過二千。”這是同治十年。
五十萬人，二百年裏。
……
抬頭循著那答，仍是一張真切硬實的臉。
我知道，對於——祖先被遣到幹旱深山交通不便尤其無水之地——的他們，水的含義不獨關乎性命，更關乎天命，關乎清潔無塵的內心。
水的資源，這裏，對於視信仰如生命的人群，天命亦與性命相糾纏。某種意義上，它們，在深層，並無二致。
水，就是在這一點，深化著生存，不僅是那個生態學意義上的，也不是如今或者曆史上航運類的營生，而是一種燃燒的寧靜，所以我不喜歡“拯救河”的口號，要拯救的恰恰相反，是人，是水沒有作為他們不可或缺的生命的人。而對於那些忠實於自己信仰的人群來講，水，正是他們的生存本身。
似乎火中含有水的濕潤；
那是由於悲哀；
而水中卻含有火的燃燒。
水，也正是借了他們，在隻被作為求命存活本能生存的初級需要曆史上，第一次有了形上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