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有些意思，難道真的存在著一種地理與心態關係的學問。“殃”及詩文？起碼就影響而言，地理之拓擴還是縮減，總會從字裏行間的勢與氣中透露一二。近翻譚其驤先生《簡明中國曆史地圖集》，唐時期全圈標識中，青海地理仍屬吐著；河西走廊線北新疆屬唐隴右轄區，昆侖山南羅布泊東為界的版圖尚不屬大唐領土，所以唐代詩文有安西而失語於青海，隻在暢想中有昆侖語——這恐怕是《山海經》中的地理大概念；元時期全圖，由於成吉思汗的馬背天下，中國疆土一度為曆史最大，青海一地納入版圖，雖仍有羌塘標識，但已屬總製院轄地，後又屬宣政院轄地。疆域遼闊，而卻漢語失意——它退居到了第二語位置，“火教腦兒”就是這時出現的，它指星宿海，紮陵、鄂陵兩湖也被並稱為“阿刺腦兒”，語言大變，所以縱有對河源的亙古未有規模的發現，也難有與其對應氣魄的詩文篇章了；到了明代，明時期全圖中，青藏位置，羌塘標識仍在，朵甘都司提示著明朝的統轄和領屬，與元時期以至以前各時期地圖不同的是，昆侖山的右向，阿刺腦兒的南方，多了一個地理山名——抹必力赤巴山。這座山，在河源發現史上不能等閑視。前說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明人宗泐《望河源》詩序中便提到了這座山——“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瑪楚，犛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其源東抵昆侖可七八百裏，今所涉處尚三百餘裏，下與昆侖之水台流，中國相傳以為流白昆侖，非也……”；《列朝詩集》中有更詳盡語，但已夠說明個地理人文，明代，漢語繼唐又有了第一語的地位，而那地理疆土也擺在那裏，比唐還有著優勢，卻再寫不出昆侖般的詩了，連那暢想都堵塞了麼？還是心態發生了移換？怕是兼而有之，明代給人最深最直觀的地理印象就是修長城了，譚先生在其《簡明中國曆史地圖集》中的“明時期圖（二）說”中有一節文字，不長，也沒有任何有關這一時期人文心態的暗示，卻很能說明問題，“京師、山西、陝西的北邊，洪武時為陰山潢河一線；永樂初內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東勝衛於永平府及遵化縣，宣德徙開平衛於獨石堡，正統後韃靼牧地漸次南展，嘉靖以後遂以長城一線與韃靼及朵顏三衛為界，明朝在此一線上多次堅築長城，至是已完成西起嘉峪關，東抵山海關的全線工程，稱為‘邊牆’；又在宣化、大同二鎮之南及北直、山西界上築有內長城，稱為‘次邊’”。顯然，1368年退出大都一再北上國號仍為元、曆史上稱為“北元”的可汗韃靼雖從明代領土上消失了，卻並不曾從明人心態中消失一步，現在回頭看，時間上夾在元、清之間，民族上處於蒙、滿之間，無論文化傳承、生活習性，還是馬上取天下與以仁義治的政治性情，都大相異，而無人類近跑馬占地式的勇武驃悍以至強蠻之力，也確實在其後朝代的統治策略上留下暗影，明代漢人就處在這樣一個夾縫中，有些不得已，修長城的工程可謂巨大，無論人力物力，然而對於一個朝代的興亡來說，投入再大也隻是一筆小賬。何況它在建築史上的意義更是當時未曾發掘的——不是說，在衛星上能夠拍到看清的中國惟一建築就是長城麼，它因此被列為世界奇跡，一直在建，建了幾千年，曆朝曆代，隻是到了明代才真正接通，有了它西起東至的規模，從而史無前例。所以對比一下不無意義，同是這一筆工程投項，元代投入的是對運河的貫通，它使得南北水路接通，形成交通經貿的水上動脈，其由北大都（北京）至南杭州的地理接通中跨越也連接了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係，如果算上當時已沉入地下並接到淮黃一部分濟水的話，古時有名的四瀆全數囊括其中，人力物財的投入在上麵好像已有說明，這樣工程，在元代最終全線峻工，不能不得益於一種“擴”的心態，相比之下，明代所竣的浩大工程不是通與和的“水”，而是“土”，有些堵和填的意思，明代修牆，開擴退居其後，重在防衛，也表明了自己的不再“擴”，有所守，這是它的心態；這種心態的物證就是東西橫亙的那脈長城了，東至與西極的位置也是考古學上不斷發現與爭議的，至於山海關能否作它的東部起點好像近年學界仍在論證，無論以後地理如何更新發現，城牆的功用已經不爭。譚先生圖說的這段長城，西北路上我零星跑過。寧夏銀川至古窯子一級公路約23公裏處北側可見明長城殘垣東西向綿延，最近點距公路約500米，如果事先不知，又遠遠車馳而過，簡直難以辨出公路左側那一段遠望矮禿的土夯般的牆垛就是長城——在我心裏它起碼該由青磚砌壘，就是歲月剝蝕，也該是斑駁如慕田峪長城人們不常去的一些段落的情狀，怎麼會？這就是史書上著名的“河東牆”麼？走近看，幹脆就沿著它走，從銀川黃河大橋上下來，記得是左轉方向，先是看到一現代開發新區，再是幾張帳篷搭起的旅遊用地，擋在你的河之間，奔過去問河岸上一兩個當地人，那土牆？才大大驚訝於那答案，矗立於眼前的正是被稱為“河東牆”的明長城。它已經不再那麼魁偉，立於河岸之上，俯身向下，甚至有些虛弱，一脈黃河，水並不大，然而開闊的中流仍見湍急，緊鄰著水的是聳立的牆體，這個景觀有不意遭遇的心驚；折身上路，在黑山站牌處，先放棄了車，後放棄了公路，走在明長城的南緣，一路沿了它走，真到了近處，還是巍峨，但心下複雜，湧出的不是敬意，卻是一絲悲風在正午太陽底下從背後吹，再往前走，知道了長城的折身。牆外已是沙漠，毛烏素，那條沿牆的路真是長嗬。河流已到了身後，這是明代；而元代敢於把個三條河連接起來，在自然的地理之上開通出一條人工河出來。也許，這就是地緣要說的，通常時候它沉默，不期遇見時才透露一句半句，讓我聽什麼，在擋了視線的牆下行進，為什麼正午陽光曝曬下我會涼意浸心。漢人自此進入了防禦時代，承認與否，都無意義，隻是那戰爭的陰霾已然形成，揮之不去。明代無論其軍事上建築上如何取得了前世未有的成績——比如這堵牆，卻在那心理的版圖上失了土地，它較之疆域不斷縮小的唐代，也是輸的。那時無論盛衰，仍有大氣的詩句猶如海客談瀛洲似地說著昆侖，而明代雖擁得著昆侖之地。卻再也唱不出來了，難怪河源之詩，幾僅宗泐一人作，難怪就是這僅有的少量詩中，也“立馬北風寒，回首孤雲白”地說著太息寂寥，落寞如過客，而全無到了河源的興奮，雖然也有出家人的性情原因，但——“漢人今飲漢水矣”那句番人沒有惡意的戲笑猶在耳邊，對於領地不屬而無緣飲其源頭之水的曆代漢人而講，宗泐生活在明代是幸運的，所以生出“漢使窮河源，要領殊末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國”的曆史之歎也再正常不過。
曆史就是這樣，對於河源昆侖，唐代有詩，卻無疆土，所以那濤僅止於昆侖語，沒有展開境，元代有了疆土，卻沒有了漢詩，所以那對於河源的描述絲縷公文，連昆侖語都奢極，到了明代，疆土也有，詩也有，卻失了作詩的心境，匆匆而過的宗泐並元逗留之意，而整個明代卻在忙於築牆，那心中的敵意恐懼，怕是顧不上對於一條河的思想的。這一點倒是文人政治取著一致，明代山水詠文少得可憐，氣象之語更為考辨論證所代替，學術漸次成形，而文學退至次位，一個好理辨而不靠詩情的理性時代終至到來。於是，山水不再誌向渝，倒過來，恰是誌向未渝的隱者語了。
趁河源之水還沒有這多引申，看一看唐元清三代河源記錄不無有益。
元鼎……渡黃河上蜉，在洪濟橋西南二千餘裏，其水極為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裏有三山，山形如鐓，河源在其間，水甚清冷，流經諸水，色遂赤，續為諸水所注，漸既黃濁。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裏。計其地理，當劍南之直西。
這是《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下）中一節，所記劉元鼎出使吐蕃所見源河。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裏，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視弗克。旁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敷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裏，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連通東騖成川，號赤賓河。
是為記都實河源行的翰林侍讀潘昂霄《河源誌》中的河源。
臣等……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二百餘裏，鄂陵西有澤名紮陵，周三百餘裏，二澤相隔三十裏。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高山視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群山，蒙古名為庫爾滾，即昆侖也。南有山，名古爾班吐爾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爾黑，西有山名巴爾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烏蘭杜石。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諸泉西番名噶爾馬塘，巴爾布哈山下諸泉名為噶爾馬春穆郎，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諸泉名為噶爾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爾班索羅謨也。三河東流入紮陵澤，自紮陵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澤流出則黃河也。
可謂詳致。是記述康熙四十三年即1704年的河源之探，上述行文即為拉錫回奏。
此後《水道提綱》、《河源紀略》多有述及，但多轉文，不如上述三人親赴源區而得的第一手材料，即使第一手材料的獲得。也有先後認知的深淺推進，唐元清各代，放在這裏，雖然河源之探目的不同，心境各異，雖然蒙古語“阿勒坦郭勒”的黃金之河無論哪朝哪代前來給它作注，總是沉默者，它不拒細流，更不失激流的樣子，讓立山涉澤遠道而來的人常常沒有話說，競無語凝咽，是站在那一麵水的地圖上的感受，不是想象中的一條三條絹流，而是每一條都劃出路線卻似隨意恣漫的競流，分合有序，卻外人看不出，真正是天上列星，沿了一河往前走會在某處忽然斷掉，而斷掉的不遠處便有另一處水窪泊澤，慢慢開出了另一條河引著你走，知道河源之深的艱難，在這海拔4500米以上的區域，古人是如何呼吸如何解決高原反應的不得而知，僅從這一把大小泉流澤泊裏縷出一條河的源脈來就是現在也極不容易。所以正源之事也成就了一樁曆史。然而等等，確有什麼被漏掉了，漢的不及、唐的無意、元的自覺、明的過客、清的苛求，之於河源，或詩或文或地理學術的演進初語，考證者多為原居地以外的人，是不遠千萬裏一路奔波了前來的。這裏，史與史的冊籍夾縫，一樣東西漏掉了，它的原居民，之於河源，這一最有發言權利的群體，卻在曆史上與源頭的黃河保持著一樣的寧靜沉默；這個疑點是常在眼前閃現的，作為曆史上的原居民羌族、吐穀渾族、吐蕃族不可能再作發言，今人郝蘇民主編、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作為絲路·走廊報告的《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態研究》書中記述的土族、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裕固族五種特有民族中找不到他們，他們已消失在眾數計的戰爭或融合裏，連語言書籍也未見保留，也許未來會有那麼一冊兩冊卷籍被考古發現出來，會有隻言片語言及河流，還有喝它的水成長的民族前赴後繼地要弄清楚的那個真實的源頭。如今，它們在哪裏？沒有文字書記的痛苦，也許到這裏會更有深一層的體會，民族曆史的作為文字史的留存給每一個持有筆的人所提出的端莊鄭重，在這時浸到內心，會有絲縷疼痛，也有千鈞重量，常常的，由一句話、一場眼前的景象便知道有什麼已經悄然放在了這個肩膀。說到源流，元代江西有一個叫朱思本的人，他從八裏吉思家得帝師藏梵文圖書，譯成華文。與潘昂霄《河源誌》有所補充與互文，《河源附錄》中的引文是：“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裏，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裏，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裏。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裏，彙為大澤，日火墩腦兒。”不止於星宿海，在清代已為探源所證明的星宿海之上百餘裏外的那個源頭，是個人力量走不到的地方了。全是水，沼澤地濕，車輪子容易陷進去的季節，加上心髒從1998年夏心律不齊到今年檢查出的左側心肌缺血的報告警示，最終還是聽了勸阻，沒有上去。這段話能不能作為當地居民的發言呢？譯文源出梵文，梵文又源出哪個人的書寫或講述呢？在我走的地下，總有幾卷待發掘出來的史書埋在土裏吧，在深層，人力尚不能觸到的地方，總應有一些聲音在字裏行間爭著發言，隻是現在我們仍聽不見它，看不懂它。
唐蕃路上，感念的是曆代不息的正源思想。可謂前赴後繼。這條路上，如果把那求知的人疊加起來，會是很長的一支趴伍，走在20世紀最後一年，那支不止兩千年之和的隊伍末尾，心是熱的。星宿海，火墩腦兒，瑪曲，孔雀河……叫什麼名字，又譯作什麼，其實並不重要，包括那山，叫紫山、悶摩黎山，抹必力赤巴山，還是現今叫的巴顏喀拉的史稱或方言也不重要，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黃河源出於紮陵西極的瑪曲、卡日曲還是紮曲的三流之一種還是三流之合脈也不重要——當然在地理學上它重要，但是更要緊的是這一個發源於中原得益於黃河中流水養大的民族它生生不息的對自己生命得以在生命意義上維係究竟的探尋，這太不得了，從粗線勾描的《山海經》到已然成為一項學問而追蹤細剖的清代單18世紀一百年間《星宿海河源圖》（1708）、《一統誌青海圖》（1717）、《皇輿全覽圖》（1718）、《大清一統圖》（1743）、《乾隆內府輿圖》（1760）、《水道提綱》（1761）、《河源紀略》（1782）諸著，即可看出比河流不遜的另一流脈來，我不知道曆史上是否還有如是民族，它的對骨血淵源的癡迷到了難以以文盡言的地步，從未中斷，盡管個中有因，功用也罷，利益攜進，但實質上不舍的仍是對某種與生民與生命事務相涉源流的不泯關心，這個核才是最主要，才是一種文化經由地理完成的積澱，一個民族經由河的形式完成的不舍晝夜的精神。於此，再讀《水道提綱》，會有一種讀詩篇的感覺，而著者齊兆南何嚐不是一個用地理記的形式寫詩的人？
黃河源出星宿海，巴顏喀喇山東麓，二泉流數裏，合而東南名阿爾坦河，南流，折向東，有小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折向北，而東，而東南流……至鄂敦他位，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教腦兒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裏。星宿海於群山圈繞之中，平地有泉，千裏泓並湧，望若列星。阿爾坦河自西南來，皆彙阿爾坦河，東北會諸泉水。北有巴爾哈布山，西南流出之一水，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之一水來會為一道，東南流注於查靈海（澤周三百餘裏，東西長，南北狹，河亙其中而流，土人呼白為查，形長為靈，以其水色白也）。自海東南流出五十裏，有一水，合三河，自東來會（一日色納楚河，一日多河，源俱出查克喇峨山北，俱東北流，合為一水）。又東南折而東北，與東南來之喀拉河，並東北為鄂靈海（鄂靈海在查靈海東五十餘裏，周三百餘裏，形如匏瓜，西南廣而東北狹，蒙古以青為鄂，言水色青也，即《元史》所謂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者）。
成書於1748年的《如意寶樹誌》可謂藏文文獻，當地人鬆巴堪布益西班覺的記述也如詩如畫：“自西向東，自上而下，巨大川流……”，“瑪卿崩拉大山下之湖泊，河水奔流……自右旋轉，往東流瀉……”。這是地道的當時當地人的記錄，漢文譯讀，大約與藏文朗聲誦來有內裏的一致，澎湃有聲，仿佛那水流在血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