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事必躬親，還搭了別人進去，靳輔便是其中一個。本來安徽巡撫做的好好的，卻被任命河道總督一職，正是在康熙十六年，執政的前15年無一年不發水，靳輔之前，已經撤職查問的至少楊茂勳、王光裕兩人，河督之外，又受賜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銜，重任一身，靳輔不敢怠慢，到任次日便下鄉去了，曆時兩月，“遍閱黃淮形勢及衝決要害”，提出“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主張後，旋即向康熙進言八疏，不能不說那“首尾合治”的一體思想在讀其奏本的康熙心中未有引起過波瀾，其中的“首”字，可以想見是聚焦下遊而治的康熙開始將跟光稍稍上移，而對於那個他也相當陌生的“源”有了興趣，這一點相當重要，靳輔之述全局為文，而依康氏的求真稟性——那裏麵有不服輸在——也真的想看一看個究竟，我以為1677年的靳輔主張確為27年後康氏的另一項動作埋下了伏筆。那是後話。靳輔水歸正河，開通了河海之賂，建減水壩，堵數十處決口，因而受到嘉獎，“實心任事”的評語很能說明，“有稗河工”一話說於康熙十七年，而前15年不僅未有人獲此定論，相反卻責查有加，不滿居多，到康熙二十三年的巡察，兩人關係更近，康熙竟有詩賜。此後的靳輔一直傾力於水，他的身影與他之前的無數河督的影子疊合著，直到1686年工部的彈劾，“九年無功”？真是如此？康熙保他，其中的原因也是河務甚難；然而終不免於兩年後的被免命運，幾乎少有河督能夠逃脫於此。但是事情還沒有完，王新命取而代之之時，康熙卻由中河看出靳輔功績，又一個南巡搬師回朝後，罰作了獎，“命還舊秩”語下，是又兩年後王新命的河督職免，康熙之舉，非要是河務得其人的，“及輔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紓數年之慮”語下，靳輔的衰病之辭顯得力不從心，又九月後，靳輔死去，一個“卒”字隔開陰陽，也讓康熙的河之慮又深加一層。也就是在這之後，康熙才有上述那番關於淤高與刷深的理論。此後，他還提出石堤建議，不得不自己去做，就這麼，在《河防述言》、《禹貢錐指》問世的學者工作的另一麵，是一個帝王的事必躬親，而這種反複地對黃河的防務思慮，不可能不使其想到遙數年前他欣賞的那個治水人的“徹首尾……”一句，這個時刻，康熙是將這河當了強悍的對手的，而最終能否搏個輸贏，仍要看知己知彼的功力——這後一點，正是馬背生涯教給他的。所以，我認為，1704年，也就是康氏第四次親察黃河的第二年，他派侍衛拉錫、舒蘭探查河源的其中一個很重要但並不被正史記錄的原因正在於此。13年後——1717年，他再度派人前往青海，測量河源，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任等一行“逾河源，涉萬裏”，兩次出行的結果，是《河源圖》、《皇輿全覽圖》兩幅圖和《河源記》一篇文。又65午後，1782年，乾隆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探河源。而事情的主因是青龍岡（今蘭考境）大水，堵口一再失敗——以致延續兩年。1781年至1783年才堵住決口，當時由阿桂督工，1782年正是未堵之時，乾隆派阿桂之子阿彌達赴河源的意思也很明確，就是“恭祭河源”，由此可以逆推出治水與探河源在康熙那裏的內中關係，隻是康熙並不明示，而河源之“探”中也真正是包含了“祭”的某種儀式在裏。果導出的因，流溯上的源，在曆史上總有這麼一種鏈式，回躲不開，更無須掩飾，原以為隻是盛世才有探源的興致，其實不然，盛世隻是條件；後來列強加入進來，整整100年後，1882年，英屬印度政府派潘底特（A.K.Pundit）為主的測量隊來，而河源之探之於他們始自1879年；又兩年後，1884年，俄國普爾熱瓦爾斯基（Prejevalsky）到了河源，從他日後的《第四次中亞旅行記——從恰克圖到黃河河源考察西藏北部邊境以及經羅布泊走塔裏河流域的前進路線》一書看，這已經是他第四次的對西北中國的考察；又22年後，1906年，俄探險家科茲洛夫（Kozloff）到河源紮陵鄂陵兩湖；又一年後，1907年，德國台飛（Alhert Tafel）探河源，測定經緯，整整一個光緒時代，再沒有一位中國人被派向河源——有意味的是光緒執政期的前15年所遇到的也和康熙執政61年的前15年一樣，連年河決，一年不落，陽穀、曆城、東明，尤其山東，決、溢之外，又加了潰，連新築的堤壩都多處潰決，真正是不可收拾了。一樣洪水，但是已經是兩樣心境了，倒是英、俄、德於25年間瀕繁出入於源地，如果說康熙時代河防著述與圖繪層出不窮，那麼光緒時代除了有《禦覽三省黃河全圖》之外，幾無建樹，倒是英《地理雜誌》，俄版書籍替代著，這個史實，一方麵說明了近代科學發達與滯後的國別之分已然清晰，一方麵，也說明了黃河這樣一個原為治理自然對象不知覺間被打上了一層戰略的政治意義，瓜分尚未開始，然而準備不也無孔不入？被史寫的事件將個衝動與初衷改寫模糊著，然而透過清代康熙執政61年政府兩次力探河源到光緒25年統治者竟再無氣力顧盼自然，隻有了應對的分，早失了預計與策略的能力，這一點不也暗示了一個王朝的下坡？所以不說黃河。單河源所得到的態度便是一麵可知曆史的鏡子，這幅鏡子，照見興衰。從中可以看見河的危機又怎麼轉成了國的危機，其中軌跡細如蛛絲處，畢縷可見。覬覦的異族不談，清代確為探源作出了它有力的貢獻，對前代發現的補充也好，“探”中的“祭”之憂懼或焦慮，總有一個“民”字當頭，總想把個河山社稷打理得牢和好，所以現在再看，當年拉錫河源之探意義深遠。
其實，早在西漢，霍去病出征便在湟中居寨，但與青海西部的河源羌族並無交往，到了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西域，取道青海北部河西走廊，路線上講仍與河源無緣，但《資治通鑒》卷十九卻有一段言及“河源”的轉述，談話對象是漢武帝：“於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裏。”鹽澤是今天的羅布泊，足見張騫對於河源也隻是猜測，並沒有紮實的地理考察依據，轉述的文字也不過源於想象或者傳聞；到了東漢，公元160年，段穎曾與羌戰，《西寧府新誌》記載是：“且鬥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餐雪四十餘裏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裏”，這裏的“河首”也是地理史上的一個未測懸案；然後是唐，它的實力與發展，將那曆史上的“鬥”字延展為“和”，盡管會盟、和親中間也摻雜有征戰，比如公元635年，西海道行軍總管的李靖李道宗侯君集等與吐穀渾之間，《舊唐書》卷一九八記載是：“靖等進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擊大破之，遂曆於河源。候君集……飲馬鳥海，經途二千餘裏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多積雪，其地乏水草，將士瞰冰，馬皆食雪。又達於柏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其後，《新唐書》中李靖傳、李道宗傳、侯君集傳和吐穀渾傳也對於貞觀九年的這一仗都有記載，大略是——兵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覽河源；其中“赤海”至“烏海”、“柏海”的今興海至紮鄂兩陵一路，我曾走過，忽而雨風，全由雲進而定，那瞰冰食雪的境況是不錯的；公元641年，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鬆讚幹布和親，進藏時的持節護送人就是曾在6年前打過仗的李道宗，而且，所走一路也正是6年前出征的路線，赤海（今興海）到“柏海”（河源兩湖統稱）；而且兩湖“柏海”正是鬆讚幹布率部親迎之處，現在的鄂陵湖邊仍有漢、藏風格不同的文成公主廟與經塔建築做著紀念；公元821年，劉元鼎作為晚唐與吐蕃間會盟的大使其往來之路也仍然重疊於這條路上。2000年8月中我走的正是這條“唐蕃古道”，從西寧一路南行，感慨非常，和親、爭戰還有會盟，它真是曆史的開闔聚離再合適不過的見證；說到道路，唐代對黃河做出過重要貢獻的還有一位人物：賈耽，《新唐書·地理誌》中錄有他的《四道記》，記述了唐通邊疆的七條道路，其中與西北史地相關的就有三條——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安西人西域道；三條路大多取道青海北部的內蒙、新疆，與河源區域並無牽涉，而且並非他親自出行而得的一手材料，是曾官至宰相的他對當時期眾數旅行者出行記的某種總彙，既然不關黃河，為什麼又說這個人對黃河有貢獻呢，原因在正是這個人寫出了第一部以黃河命名的著作《吐蕃黃河錄》，既然寫的是居於青海的吐蕃，誰能說那裏麵的道路裏沒有通向河源的一條呢，誰又能確定這位作者沒有親去過源區呢。但是這部“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以受為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裏廣狹，山險水原為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內容的書卻失傳了，如今隻在《新唐書·賈耽傳》中知道它的存目，並且知道它問世的年代在公元798年，即文成公主與劉元鼎之間的那一個年代中段。文字亡佚的遺憾幾乎是每一曆史代際不免的，某些時候也可能發生於整一個民族；根據《舊唐書》卷一九六下的文字可以推斷劉元鼎是去過源頭的，這多少為《吐蕃黃河錄》的散佚挽回些失落感。
漢、唐之述，縱其脈絡，仍然是聞大於看，人文色彩足夠，有所以他們所說的孔子都是孔子，卻必得台起來才是。真正的孔子是所有孔學論者筆下的孔子之和，顏淵的話是後來才品出味道的，有幸與孔子生在一個時代並作為孔子最滿意的弟子之一，這位在陋巷亦不改其誌的人，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劄，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連顏回都如是這般，又怎能苟責其他人沒有寫出孔子的全貌呢。然而，1995年末寫下的一篇文章卻不能不使我心有所動。李潔非的《說“苟”》一文初發在哪裏已經記不得了，那裏麵講到的“苟”與“惡”的區分卻迫人神經，他講到苟與不苟在古代是一樁關係人格的大事。可惜他引用到的《荀子·不苟》一文我一直沒有找到。他接著說他對苟與惡比較的觀點：“依我之見，在一定條件下，‘苟’的行為和心理對社會的敗壞，是更為內在和不可救藥的。就像某些疾病一樣，‘苟’對社會健康的侵害，不是突然地從表麵爆發出來，而是悄悄潛伏在機體內部，銷蝕其活力，使其萎靡不振，終至無痛而死。”他說了古賢憂苟甚於防惡的態度後，引用了一段《論語》上的話——道之以政，齊之有刑，民免而無恥。這是《為政》中的一節，孔子緊接著說的是——道之以德，齊之有禮，有恥有格。足見恥的教育、不苟之約即便一時不能普及於社稷卻也直接通向著正直勇毅的個體。這種認識於次年1月產生了《心中的夫子》，李氏眼中的孔子是一個遠遠走在時代前頭的“永恒的失敗者”，像俄底修斯那樣迭遭困厄，但終生不曾更改誌向，並從這一種特別的失敗中感受到那存在的價值——“一個真正而純粹的思想者的獨立性和敢於堅持其立場的使命感”——李文稱這個是夫子留給中國知識者的最寶貴的戰有和，還有姻緣，卻獨沒有自然地理之舉證，沒有對河源這一方水土地理本原意義的自覺，倒是元朝。有過一次大規模的河源之探，那是曆史又前行了400年後，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實學察河源，這次行動。目的單一明確，當其時已經征服中亞版圖在內的這個朝代，河源區域早已是其牢不可破的疆土，所以沒有了或戰或和的其他背景而隻把河源之探作為附綴和過路部分，它有了單刀直入的資本，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的這次帶有地理發現意的出行就是這種自信的一種反映，此後《元史·地理誌·河源附錄》記得清楚：“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這樣推算，都實四月行程之後到達河源，當年冬天回到大都，考察的結果是圖繪。遺憾並沒有他此行旅曆的文字。隻有元人潘昂霄從都實弟闊闊出轉述下得到的《河源誌》的寫作，雖然闊闊出也是此行一員，然而寫作已經是三度周折。700多年後，猜測元朝這一征戰勇武馬背天下的民族何以產生“窮河源”的興趣並且不惜人員錢金“抵西國”——據說都實“凡三至吐蕃”——大有興師動眾之勢這個背後的原因，應該說不是一件難事，起碼忽必烈剛一主政的至元元年（1264）發生的一件事應引起注意，這一年，郭守敬與張文謙在今銀川修複了占渠漢延、唐徠等大小河渠達68條，大約九萬頃田得到灌溉，當地人破例為之在渠上立生祠，表達敬意，而這幾條渠均來自於黃河引水；這件事情發生過17年之後，是都實的西行探源，其中脈絡絲縷之連，不是我牽強，潘氏《河源誌》中記述可依，“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之。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這段忽必烈自述的話也許說明些問題，史冊也記錄了都實“造航為艘六十”一事，足見河源之探的真實用意，是不是有些失落，那個地理學的本身意義仍然遭到了消解，從來地理的發現總是同當時事政權或商業的物的利益同步，這一點，幾成規律。但是也正是此種經濟利益的驅動推進了人們對地理的認識，元代此舉，其益非常。忽必烈的從上遊至京師的古無有之的水行計劃帶有著浪漫幻想的成分，此種讓三山五嶽開道的對人的力量的肯定在帝王領袖那裏也是不罕見的，但是具體實行起來並不易，雖然直到清代乃至民國時期都有筏客往來擔當著商貿之任，但都實所造航艘曆史上也終未見用，到了後來，水量之困抑或是有了橋路，連筏子都退隱到了曆史邊角裏。雖然如此，忽必烈的大誌未能實現，但元朝對河渠方麵的貢獻，卻漸次遞進，至元十七年探源之後的第三年，至元十九年（1282）開鑿運河的工程開始，而且持續了11年之久，到1293年才完工，這場工程規模巨大，據《元史·河渠誌》記，所分三段，至元十九年，開濟寧至安山（今梁山）濟州河——“河渠長一百五十餘裏”；至元二十六年，開安山至艋清的會通河——“河長二百五十餘裏”；至元二十九年，開通州至大都（今北京）的通惠河——“河長一百六十四裏”。耗時甚長，其結果也甚為可觀，不僅船可由杭州直至通州（今通縣），而且，連通了江南至北方的水行動脈，這項工作完成在元世祖治世的年代，4年後便移位成宗，好似是耗盡了他的心力，其南北大運河全線開通的縱跨黃、準、長江三大水係的氣魄裏，何嚐沒有忽必烈自河源至大都未能實現的航運之夢在裏，運河全線開通，當然帶來的是經濟的便捷，但另一方麵，不也是忽必烈個性的一個表征，如若黃河實現不了他的航運理念。那麼就開一條人工的河去實踐它，而且讓這條人工河不僅穿越黃河還穿越淮河長江，使它連綴動脈之流，成為動脈中的動脈。忽必烈，不愧馬背出身，對於河山的自然意義與河山的疆土意義一樣看重，他是不做輸者的。這種血統在1351年的賈魯堵口事中也可見得出來。賈魯治河，兩策在手，加之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身份，輔以17或20萬人手，動用百萬錢鈔，單物料一項足以說明其規模不僅超出以往王朝，就是其後的明、清兩代也未有超出的——“大木樁二萬七千根，雜草七百三十三萬束，榆柳雜梢六十六萬斤，碎石兩千船”，不算鐵纜鐵錨等物這已經是一個天文數了，4月至11月，時間跨度並不長，但所耗銀資巨大，史載汛期的8月問，賈魯是用了27艘大船，滿裝草石，沉船合龍的，被稱為“賈魯河”（史稱，今鄭州北郊也有以賈魯河命名的河）的曹縣至徐州770裏堤防作證，元朝社會投入治河的物力精力曆代治河史上都堪稱罕見，何以如此？難道隻是河決開封、河決蒲口、河決金堤的陰影所致，可是比起其他朝代，它還算是決口較少的朝代呢，得益於它的對渠河的一開始的注重？可是一開始的注重又所出何因？就像那河源之探的真正心理，並不隻針對於一事一地的。起碼那個航運的夢做得有些意思，使它的思維終超出了述、聞，而走出一步，到了“看”。這一步相當不得了。
但是親征路線並未能延續下去。到了明代，“看”仍然是看，卻由專程考察變作了沿途瀏覽。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高僧宗泐等30餘人從西域求佛經回來，路經河源，便是這樣一種過客的姿態。寫景重更出現，在“積雪複崇崗，冬夏常一色”中雖寫出“群峰讓獨雄”的氣勢，但其中的意象甚至不如唐代的“昆侖”語，所以有“漢使窮河源，要領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國”句，不僅自況——其詩序中有“予西還，宿山中，嚐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而且也說以往曆史無論漢唐對河源的粗略認識與不得要領；宗泐老客自稱。並望之以長太息，這樣過客與看客心情，其詩的結局不能不是——“立馬北風寒，回首孤雲白”了；盡管詩境超拔，意象卻未必遠大，其中的苦澀甚至蓋過了唐邊塞詩裏的思鄉，這個歸途，沒有鄉情，似箭的歸心，卻有回首間所流露的眷戀，盡管北風寒裹，仍然不經意有所不舍，宗泐並不急於啟程；這首《望河源》幾成明代對於河源詠吟的絕唱，在此前後明代的三百年問，盡管有藏人因宗教事務出入源區，卻史冊中再沒有第二個漢人到過河源，更不說望而興歎，更不說實地查勘；這一情形直到清康熙年的拉錫赴河源考察才有所改觀。然而朝代更疊，江山易主，時間也那麼惶惶地走在了前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