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這樣，他依然踏上了他自己的路程。他一無所有。卻得到了一樣東西——悉達多，他自己。
波羅奈斯的初轉法輪，優婁頻羅的正式傳教，釋迦國的皈依，到80歲時的出外遊化，直至於病榻上為前來尋訪聽教的沙門的最後說法，釋尊以這種方式完成了他的第四次放棄——對生命的坦然告別。在兩棵沙羅樹間，在對佛意其實更是對自我人格的闡述與言說聲音的回旋裏，也是那種儀式選定了他。這是真正殉道者的實踐。一棵畢缽羅樹使其獲得新生，兩棵沙羅樹使其獲得安息，其中寓意，讓人欲辯忘言。而不止一次流下淚水的，是池田對佛傳中釋迦人滅場景描繪的引文：
那時候，沙羅雙樹雖非開花時節卻鮮花盛開，這是為了供養如來而降注如來之體。又有曼陀羅花降自於虛空，這是為了供養如來而降注如來之體，這令人潸然的文字，揭示佛陀人格境界同時，也成為一個自我追尋真理並在喚醒人們靈魂生活的過程中親證它的人一生的概括。
燈裏有油，它被安全地放在封閉的油瓶內，點滴不漏，這樣，它就與周圍所有的東西隔開並且是吝嗇的。但是當燈點亮時就會立刻發現它的意義，它與遠近一切東西都建立了關係，它為燃燒的火焰慷慨地奉獻出自己儲存的油。神的顯現隻在神的創造活動中。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以《人生的親證》將自我描述為追求盡善盡美，努力從虛幻達到真境，從黑暗達到光明，從死亡達到永生的“一位永久的旅行者”。書中的悉達多在離別了二重父親之後，回到了感覺與欲望，經曆了凱瑪娜的愛情、卡馬士瓦密式的經商與尋求刺激的賭徒之後，一棵芒果樹隔開了城市與森林，河水像等著一個受洗者一樣在耐心地等著他。那一覺醒來的對話是耐人咀嚼的：
悉達多：現在你要到哪裏去，我的朋友。
迦文達：我不到哪裏去。我們總是不停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遵照著戒律生活，宣揚教義，乞求施舍，然後再到另一個地方去，生活永遠是這樣。那麼你要到哪裏去呢？
悉達多：我的情形就跟你的一樣，我的朋友，我也不到那兒去，我隻是走在路上。
迦又達：那麼現在你是幹什麼的？
悉達多：我不知道，我知道得同你一樣少，我正在流浪。
隻是走在路上。這可能就是《席特哈爾達》的中譯本名為《流浪者之歌》的寓意。佛陀正是這樣一個旅者，菩提樹隔開又聯絡了他的求真期與實踐期的知與行的分段；個別的我存在與無限的我存在如果可以用“我”和“他”加以表不，對無限者、普遍的人的親近，使個人靈魂與最高靈魂找到了疊合。由此，泰戈爾的祈禱詞化作了跨越一切時空的宣稱：
我是他。
這或許就是那個正在形成中的答案。
這樣理解，佛陀就不隻是一個單個的人。
有關佛陀自我介紹的傳說中言：“我為如來、應供、正變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禦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乘經籍中記述佛陀有32種相80種好，據稱，“佛的每一‘相好’，都能生出無限光明，普照天下，發出無量音聲，遍滿世界，並給五道眾生帶來普遍利益。即使每一毛孔，都具有無限神通”。此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在佛陀以喬達摩姓降生之前，佛陀曾有多達550次的轉生，或為君王、婆羅門，或為神靈，此外，還曾做過12次首陀羅，10次牧人，1次石匠，1次雕刻工，1次舞蹈家，等等。有關佛不同變體的思想，長久以來使我懵懂迷離，那時的我，並不知有關它的解釋就藏在這個萬千與純一相疊的結局裏——
當所有的語言已無法承載他的思想時，悉達多請求舊友吻他的額頭，那一瞬時，迦文達在悉達多的麵孔上看到的是一長串川流不息成百上千的麵孔，出現、消失、更新；一條瀕死的魚的麵孔，一個初生嬰兒的麵孔，一個謀殺者殺人與被處決的兩種麵孔，男人與女人赤裸的身體，橫臥的屍體和許多動物的頭——全都糾纏在愛、恨、毀滅、再生的關係裏，既靜止又流動，鋪開在一層玻璃般的薄冰或水的而具上麵——那是悉達多的臉，那臉上是隻有俯瞰與親曆了這一切的人才有的半優雅半嘲弄的微笑。
盡管那部在黑塞誕生百年紀念時已問世55年——於當年已有34種譯本——單印度即有10種印度文字譯本，僅美國銷售量即超出300萬冊的小說所改編的、據說亦引起極大轟動的同名電影，我沒有機會看到，但仍可從茨威格對原著的評語——“從這裏似乎可以達到在更高的階梯上遠遠展望世界”——感知那景觀。
這就是他未曾說出口的渡的意義吧。
動態、流變、上升、發展的實踐性觀點，為中國人格的演進注入了活力。自我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實體，這個人格的精神重量在於，遠離各類權威而直奔真理，隻承認親證是信仰的基礎。從求索者到實踐者，悉達多窮其一生，為知識分子——更確切說是智識者——下了一個完整的定義。為求真理而不惜放生命上去的行事原則，和在親證中把自己煆造為一個實踐者，以行動而不隻以語言救世、救心的獻身，令人緬念近代中國對民族命運深懷焦慮的一批知識領域的先覺者，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各經不同方式所表現的拯救，披露了佛教“人間何世太荒涼！拚把袈裟裹熱腸”的一麵；而“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也是李叔同、蘇曼殊等一批人文知識分子鋼腸苦誌的自述。由此，再糾纏於佛教屬宗教、倫理學還是哲學範疇是多麼小氣，而有否固化的學問可以作為一個學者的標準然而卻不可拿來做知識分子的惟一衡器，與學者不同的是，智識者演繹給我們人在能力之上那個壯麗的極限。清道光年間龔自珍曾寫《發大心文》言——當念眾生冤枉蹇澀……我皆化身替它分說以度之；當念眾生賤苦而以度之；當念眾生朝有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康有為在《戊戌輪舟中絕筆及戊午後跋後》中發願：“將來生生世世，曆經無量劫，救此眾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如若不是這一點的相通，則無法理解當代作家丁玲如下一段話，她說：“我們還應當進一步做到‘無’。個人什麼都沒有，從那個世俗世界裏跳出來，喜怒哀樂無動於我，金錢美女、權勢地位都無動於我；然後再人世，再到這個塵世裏麵去，就像佛家說的普渡眾生，觀音菩薩到處管人間的‘閑事’。革命者如果不管‘閑事’，不是真正做到無私無我，而隻是獨善其身，與世無爭，那還是不夠的——她小能忘情的也是人民和民族。由自我確認為起點到以心挽劫的無我，由汲取到給予，其間九死不悔的上下求索，大約是一個正常意義的知識分子必走過的路。動機是在行路中漸次完整的，其內核是中國曆代文人沉結於心、拂之不去的百姓意識對於他們，自我與人道主義不隻是兩個詞，而日它們的語義之間已沒有什麼根本的差異；那種印證！不是理論、觀念、感想甚至思慮，而是生命置之上的親曆。正如奧爾波特所說的那賭注——持續不斷的委身行為加上行善的後果，慢慢增強了信心，使懷疑逐步消失。”
悉達多最終找到了他的船。
逝水之上，此岸彼岸之間。作者沒有讓他成為一個坐而論道的聖者，而成為一個手持篙槳的擺渡人。悉達多窮盡一生所求得的，也不是作為小乘的語言，他曾那樣不滿於隻是布道——當一個隻會解釋世界的哲學家；他尋找的是大乘所標識的行動。智識者是實踐者的前身，從自覺覺他到自渡渡人，悉達多以一條長河完成了他的席特哈爾達的定位。
他是這麼回答他的朋友的。迦文達這時正坐在他的船上。
“你把我們許多人渡過了河，你是不是也是一位在尋找正確道路的人？”
“這位年高德劭的先生，你修行了這麼多年，又穿著如來佛弟子的僧袍，難道你還把自己叫做尋找者嗎？”
悉達多以行動回答了有關尋找的問題，並小心地將隻有一個目標的“尋找”與自由、開敞、沒有目標的“發現”做著區分。悉達多以對自我佛性的發現超越了尋找，也終結了尋找，正如昔日他用尋找者前後超越了學者時代、苦行時代、信徒時代、商人時代的自我一樣；尋找時代的悉達多不見了，誕生的是一個已在正道行走的悉達多。
五台山佛像前那種奇異的要成為他的感受，那種後來才知道的“我、佛一體”的體驗。它摒棄了對外在偶像與事相的膜拜，掙脫了物理意義的確定時空與邏輯的因果關係，找到另一個途徑了麼？這種經驗，每個人在不同的時刻、機會、地點裏都會以不同方式而獲得，而到了後來才會慢慢體味到它的震撼。
樹要開花。如今我明白，這可能正是佛要告訴我們的。或者說，是佛的顯身。
駕舟的老人最後告訴坐船的年輕人回頭已無路可走，並表示要把掌舵的位置交給他——黑塞另一不足5千字的短作《笛夢》幾可視為《席特哈爾達》的附注，或者一篇更簡約的獨白——因此我默默地站了起來，從船的一頭走向舵位，老人也默默地向我走來。當我們走到一起時，他目不轉晴地望著我，把燈籠交給了我。
可是當我坐到舵旁放好燈籠，已經是我孤身一人在船上了。一陣恐怖的顫抖使我明白，老人消失了。
我高擎燈籠，俯身到船外的水麵上。從黑色的水上我看到了一張長著灰色眼睛、清秀而嚴肅的麵孔，一張蒼老而懂事的麵孔，那就是我。一切又走到了開始。一切都沒有變。大海依舊波濤翻卷。大海依舊寧馨、幽藍。
下篇
翻閱厚厚的《唐高僧傳》（道宣著），和同樣40餘萬言的宋代讚寧所撰的《宋高僧傳》，還有大正大藏經第五十卷所收的高麗版《續高僧傳》，更有上海書局1989年出版的《梁高僧傳索引》《唐高惜傳索引》《宋高僧傳索引》《明高僧傳索引》裏麵的數以千計的僧侶的名字與事跡，常會給人這般感覺，那些經了後代撰者仔細擦拭過的名字，像漫長曆史中的一個個閃亮的斑點，好像不是曆史盛下了他們，給了他們以生命活動的空間、容器，倒像是他們成就或說是拯救了宗教曆史的生命；撤走了他們，曆史就如抽去了活力，而宗教也會變得了無生息，鐵板一塊了。
為了避開使曆史漆黑一團的命運，這些人才得以以自己的光亮照徹世界似的存在吧，或者說選擇了這種存在。無論哪一卷高僧傳裏，隻要是麵對年代、地點、寺院、姓氏為開始的文字，就不可能不是麵對著一個被文字凝縮了的活生生的故事，在時間地點名姓後麵，總是藏著一個靈魂，或寥寥數語，或洋洋千言，總在傾訴著一個主題，無論注釋、譯介還是從事別的什麼與智有關的活動，或者是更艱辛的實踐親曆，取經或傳教，都是這一主題曲的呈示部或回旋曲。無一例外。
於是寫在沙上的有這樣一些足跡。
作為漢地真正沙門的第一人，三國時魏國的朱士行不會想到他年輕時的一句誓言，竟成了自己一生的歸結；為了尋找大乘經典的原本以彌補當時《道行般若》譯本的不透徹，他於公元260年開始從長安出發西行出關，他是如何渡過沙漠而輾轉到了那個大乘經典集中地的於聞已經無法詳盡考證了，隻知道他最終得到了《放光般若》的梵本，凡90章，60多萬字。當然在傳送過程中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重重阻撓，直到282年才由他的一個弟子送同洛陽，10年之後，譯本譯出，已是公元291年了。譯本風行京華，被奉為圭臬，從事講說、注疏的學者和它的影響及弘揚程度都是空前的。而朱士行本人卻終生留在了西域。已經無法弄清他是被作為人質扣留在那裏的，還是有些別的事情絆住了他的手腳，他一個人在那個叫做異鄉的地方，又如何過完了他的後半生的也已記載不詳，總之生命被分做了段落，總有些段落被漏掉了，形成真空，他本人都不會想到的在此間隻是一個誓言就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而後半部竟也變成了空白，遺落在不知什麼地方了，隻知道，他病故那年的年齡，是80歲。
東晉僧人法顯作為中國首次赴印度取經的人，更不會想到一行數人出發到了最後返回國時隻剩下了他一個人。他的出發動機是與魏時的朱士行一樣的，在對律藏傳譯未全的慨歎聲裏逐漸產生的前往天竺尋求原本的誌向於公元399年變作了行動，長安仍是起點，一起同行的還有4個人，他們分別是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河西走廊行旅受阻，在張掖與另一支西行僧人寶雲、智嚴、慧簡、僧紹、僧景相遇，秋天的敦煌之後是更難意料的行程，世界宗教人物誌《追求天國的人們》一書以文字形式畫出了法顯一行的旅途：“……沿著以死人枯骨為標識的沙磧地帶走了17天，到達鄯善國……先轉向西北，後又折向西南行，再度在荒漠上走了月餘，到達於闐國。經子合國南行人蔥嶺，在於麾國過夏。在……竭又國與慧景等會台。402年……度蔥嶺，進入北天竺境，到陀曆國。又西南行，到達烏甍國，過夏。其後南下經宿嗬多、竺刹屍羅、健陀衛到弗樓沙；寶雲、僧景、慧達回國，慧應病故，慧景、道整、法顯3人……那竭國小住後，南度小雪山，慧景凍死，法顯等到羅夷國過夏。後經西天竺跋那國，到毗荼國。人天竺摩頭羅國，到達僧伽施國，在龍精舍過夏。”而這已是第四個異國的夏天了。“又東南行經饒饒夷等6國，到毗舍離，渡恒河，南下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又順恒河西行，經迦屍國波羅捺城，再西北行到拘睒彌國，他在這些國家，瞻禮了佛陀遺跡，405年，再回巴連弗邑，3年間搜求經、律、論6部，並抄寫律本，達到求法素願。惟一同行道整樂居天竺，法顯便獨自東還流通經律，東下經瞻波國，到東天竺多摩梨帝國，寫經，畫像……409年，離印度前往獅子國（斯裏蘭卡），2年內抄經4部。411年或412年，他搭大商船泛海東行歸國，途遇大風，漂流90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次年夏初，再搭商船往廣州，又遇暴風雨……後又經2個月漂流，航抵青州牢山（青島嶗山）南岸。”至此重又踏上了國土，已是公元414軍。至此，30國的旅曆流逝了法顯生命裏的15年，這個時間，恰近七分之一個世紀。10人同行的開始，“或半途折回，或病死異國，或久留不還，而今回來的隻有法顯一個人，從沙漠出發，經曆海行，到達祖國，又赴建康（南京）……荊州辛寺，晚年是經注經譯，直到逝世前他的譯事才告一段落。經由生命留下的抄本有《摩訶僧祗眾律》、《薩婆多眾鈔律》、《彌沙塞律》、《長含經》、《雜藏經》等，譯本有《摩訶僧祗律》40卷……《大般泥洹經》6卷等48卷5部，此外還有一部西行經曆的著作《佛國記》，稱為世界最早的古代遊記之一。”
時光翻至二百年後，唐代僧人玄奘在他27歲那年從長安遙望西部沙漠時的神情是莊嚴而堅決的，不然他不會在陳表請求西行而未獲唐太宗批準的情況下頂著“冒越憲章”的罪名而毅然私往天竺取經。已經難以想見那是怎樣一個月夜了。是宗教的信仰熱忱——求《瑜伽師地論》以會通法相各異之說的誌願——戰勝了包括來自政權的世俗困難。從長安出發的公元628年，是唐朝著名的貞觀二年，這一年的正月，玄奘到達高昌王城（新疆吐魯番），此後是屈支、淩山、素葉城、迦畢試國、蔥嶺、鐵門、覩貨羅國、縛喝國、揭職國、大雪山、梵衍那國、犍馱羅國、烏仗那國、迦濕彌羅國，兩年之後，是磔迦國、至那仆底國、閹爛達羅國、窣祿勤那國、襪底補羅國、曲女城及至摩揭陀國那爛陀寺，5年後，即公元637年，是伊爛孥缽伐多國、獵薩羅國、安達羅國、馱那羯碟迦國、達羅毗荼國、狼揭羅國、缽伐多國和對那爛陀寺的重返，再後是低羅擇迦寺、杖林山和再返那爛陀寺，這些步步走過的地點，有著明人吳承恩筆下的艱辛，卻無《西遊記》裏的諧趣。此後是曲女城的佛學論辯大會被尊為大乘天、解脫天。在那場論辯會上，集中了幾近全部的佛教本土印度的學人僧侶，然都未能對佛意解悟到他那種地步。公元646年，玄奘返抵長安，如今已無法重現當時“道俗奔迎，傾都罷市”的盛況了，隻知道他婉言拒絕了唐太宗對其還俗出仕的建議，而代之以弘福寺的曆時4個月時間的《大菩薩藏經》20卷的譯本的完成，此後的譯著有《顯揚聖教論》20卷，《大唐西域記》（著），《解深密經》、《因明入正理論》、《瑜伽師地論》100卷，及《能斷金鋼般若波羅蜜多經》，再此後，是663年完成的600卷巨著的譯本《大般若經》。前後譯經論75部，1335卷，回國後的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華寺構築了他著作的後半生，至他64歲身心交瘁而去世時，他已很嚴格地完成了他的行萬裏路、傳萬卷書的一生。這是一個教徒的一生。單是記憶那些一步步走過的地名與那些一字字譯出的經文的名稱，對於我們來講，已是一種冶煉。唐三藏，當然是後人懷著敬意稱謂的，這個名號後麵的人，畢生獻給了佛教而並不認為這就是獻呈。
玄奘也正以他的方式，為唐代作了一個時代的結。這個結，不是收束，而代表了唐朝人文文化的最高峰。
還有些名字是刻在水和波濤上的。
那些故事總是開始於海洋。
稍後的唐代。大約是因為上一年的西行未成，第二年秋天義淨在廣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弟子善行也在那條船上。那一年，是671年。在義淨的身上，我們總能看到一些法顯或玄奘的影子。20天後，他們到達室利佛逝，6個月的學習之後，善行因病回國，義淨一人仍然泛海前行，末羅瑜、羯荼、東印耽摩梨底國、中印度各國等30多個國家馳過去了，無論海上還是陸地，現在尋看那些奔波的足跡總有一種仍在水上的感覺；義淨也去了那爛陀寺，並且一呆就是11年，大多數時間是在經卷麵前過的，他翻經籍的手有時會有一種點數波浪的感覺，在他攜求得的梵本三藏近400部台50餘萬頌經典返國之前，歸途重經室利佛逝，然後是廣州與室利佛逝之間的穿梭，目的隻是抄補梵本，直到695年，他才回到洛陽。於佛授記寺會同其他寺主一同澤《華嚴經》，這時從他旅行起已是14年過去了，又是一個過去的16年，之後，義淨於711年，共譯抄經典並著述61部，239卷，還有作為他行走的生命見證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2卷和《南海寄歸內法傳》4卷，它們同樣是那個時代的見證。
與這個取經的事跡相對稱的是那個鼎盛時代必然要出現的傳教的故事。
獨步江淮的律學大師鑒真於公元742年10月在揚州大明寺為眾講律時，已在中國呆有10年的日本學問僧榮睿、普照已在此前為請師前往日本傳戒一事做了大量工作，這一天他們來到大明寺參見鑒真。在榮睿等人的懇請下，在弟子對傳法之詢的默然不對的情況下，鑒真說了如下一段話：“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由此，弟子祥彥、道航、思托等21人願隨師同行。這一年正是天寶元年。此後，743年——天寶二年春天，由於如海的誣告，榮睿、普照被遣送回國，鑒真東渡第一次遭受挫折；這一年的冬天，12月，185人的船隊東下至狼溝浦被風浪打破，東渡遭受到二度挫折；鑒真和眾人涉寒潮上岸，在下嶼山住了一月，船修好後，擬到桑石山，風浪再次打壞渡船，這時水米俱盡，饑渴三日，當地州官安置其一行於明州（寧波）阿育王寺，東渡的第三次受挫時，已是天寶三年的春天了；越州、杭州、湖州、宣州不斷來人請在明州的鑒真講律，此間，榮睿再次成為被告，幾番周折後，仍無退悔意，鑒真為此率30餘人長途跋涉想從溫州到福州搭船出行，受到揚州弟子等的阻攔，鑒真在差使嚴密防護下送回揚州本寺，東渡四度受挫。748年——天寶七年，60歲的鑒真與榮睿、普照一同重做東渡準備，船與物品一一備好，樣彥等12名弟子及榮睿、普照等35人於這年6月27日出發，中經常州界狼山風浪、越州暑風山停住一月，10月啟航，在怒濤中漂流14天，竟漂至海南島振州，廣西、廣東始留下鑒真的足跡，而疾病也奪去了榮睿的生命，開元寺停住後，鑒真進普照去往阿育王寺，執手相泣的眼淚裏有諸多的未能遂願的遺憾。天寶九年的某天，鑒真的雙眼果然瞎了。此後是祥彥之死持續著精神上的煎熬，一萬公裏的水陸往返標識著所經挫折後最慘重的一次，這個第五次的東渡失利。這一年，750年，在鑒真一生中經曆過的悲歡離合，是不會被輕易忘掉的，從後麵所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鑒真對它的特殊記憶，753年——天寶十二年，66歲的鑒真毅然答應日本遣唐大師的東渡傳戒的請求，日本使船共24人出發，11月15日到12月7日、20日，754年的2月1日、4日，九州、難波（大阪）、平城京（奈良）直至東大寺，鑒真在其九死一生要到達的地方留下了他最初的足跡。至此，754年，以死去同伴36人，道俗退心200多人，前後曆經12年之久的六渡，鑒真完成了他東渡傳戒的第一步。站在異國國土上，鑒真和與他站在一起的共同經曆六渡的普照、思托會想些什麼已經難以詳知了，那種心情卻是可以猜見的，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麵對被他終於甩至身後的波濤時，他的胸中一定是更猛烈的萬傾波濤。他被尊為傳燈大法師，此後日本的佛教、建築以及醫學都受到了極大的推進，我至今還記得十幾年前我十五六歲時看中日合拍的傳記電影《天平之甍》時的一個鏡頭，我想以後歲月的流逝也再不會奪走那個影像——一個眼睛什麼也看不見的老人把別人遞過來的一株草放在鼻子下麵仔細地辨別著。那種神情，有神在場。少時的還未對佛教有多少了解甚至談不上常識水平的我是在許多年後才知道鑒真被日本醫藥界尊為始祖。那種放一株藥草在自己的鼻子下麵的專注神情，在我心裏靜靜地不斷重放著，有時竟分不清究竟哪是少時的記憶哪是後來的體驗加入了，讓我知道了醫學也罷甚至整個科學，和宗教的某種神秘意義上的相通，盡管後來它們被分隔而產生了看似不可彌補的裂痕，那不斷重放而且愈益清晰的鑒真的沉靜神情讓我相信，還有另一種劃分，另一種無隙，存在著。而之所以在這裏一直在公元紀年之後也綴上天寶年代作為補充，還是因為那個影片，它字幕打出的“天寶元年”至“天寶十二年”的字樣與那畫外音的重複相一致，在我寫下以上文字時，回蕩在耳畔的依然是多年前讓我止不住落淚的那個聲音。但願如此落下的文字也能延續那種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