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一切壓力，我毫不氣餒，義無反顧，繼續堅持走自己的路，使礦業收益猛增；當時，建設湘桂鐵路的大部分費用就是來自國民政府的礦業收口
正因為我在湖南辦成了幾件事，我和蔣先生所談的國貨陳列館、國貨展覽會和國際貿易處三項事業全部辦成功，有人說我“三國主義”是大話是空談，但是早已成為事實了。因此，蔣先生認為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這樣也就引出了曆史上一件有價值又鮮為人知的事。
兩廣軍頭密謀兵變
一九三六年初（民國二十五年）國家局勢很不穩定，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槍口一致對外”的主張。
就在這年夏天，廣西的李品仙作為兩廣集團李宗仁、陳濟棠、白崇禧、黃旭初各位先生的總代表，來到湖南與何鍵先生相晤。一天中午，何鍵先生請李品仙先生到長沙“蓉園”吃飯。當時何先生隻邀我一人作陪。席上隻有四人：何鍵先生、李品仙先生及其秘書和我。李品仙先生一邊吃一邊高談闊論，他說：“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現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輛壞了的汽車，動不得了，它不動我們就在後麵推它。”接著，李品仙先生就含糊其辭地向何先生提出了兩廣軍隊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此刻，何先生未作表示，他迅速地看我一眼，我深知其意，便從容地向李品仙先生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與大家朋友了解一下全國經濟、國防諸方麵的情形之後再作決定？我敢斷定凡是中國人，全國無論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我們自然也是不例外。第二，你既然要抗日，為什麼軍隊不往邊防走，而要往裏派？”李品仙先生一聽，猝不及防，無以對答。何先生為了緩和空氣，便說：
“李先生一路辛苦，早點送李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吧。”於是，何鍵先生和我將李先生送到招待所。接著，何先生邀我即前往他家，何先生說：“現在情勢很緊張，根據各方麵密報，兩廣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漢，成立臨時國民政府，與中央分庭抗禮口”何先生又說：“據我所知，兩廣軍隊數萬人已渡過湘佳邊境黃沙河，來勢很猛，擬往嶽陽、羊樓洞等地，徑趨武漢，李先生此行就是來商談假道過境問題的。”
當時兩廣軍隊有十多萬，中央軍有陳辭修先生與胡宗南先生等部隊駐守於嶽陽等地，惟人數不多，寡不敵眾。如兩廣軍頭遊說成功，獲何先生首肯，使兩廣軍隊得以假道湖南進軍武漢，則勢將造成分裂之局，情勢將完全改觀。
次日，我又應何先生邀約，前往商談。何先生意欲派我前往南京見蔣先生，請蔣先生設法製止兩廣軍隊進軍武漢發動兵變。何先生告訴我，前幾天他已派省政府秘書長易書竹前往南京，過了七天，易書先生沒有一字報告何先生，因為蔣先生不見他。所以何先生對我說：“是否請廷芳兄前往南京，麵見蔣先生。”我當即毫不猶豫地表示：“可以。”那時，我完全是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的。我絕對地不忍任何內戰再給人民帶來痛苦。何鍵先生與我仔細磋商，反複權衡到深夜。最後他說：“我思來想去，別人都不行，隻有你去最合適。因為，一、你與蔣先生相識，他對你的印象很深；二、蔣先生了解你的為人，並以為你很有作為，你的意見蔣先生容易接受。可以說，你是能麵見蔣先生而又能達到預期目的的惟一人選。廷芳兄，南京之行，非你莫屬啊！蔣先生給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的信不就稱讚過你嗎？”
南京謁蔣氏緊急獻議
當下，何先生便派了專車立刻送我到漢口。由於走的匆忙，忘了帶錢，便向銻、鎢、錫管理機構的高級顧問王寵佑博士拿了一筆錢，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飛機直飛南京。在飛機上，我直接打電報給蔣介石先生。後來翁文灝先生奉蔣先生之命在碼頭上接我。我與錢昌照先生交往已久，認為他有遠見，所以先去看他，並簡略地同他作了交談。然後，我就再回到行政院立即與翁文灝先生一起去軍事委員會。當時，蔣先生的客人很多，聽說他在隔壁房間裏與熊式輝、張群、陳布雷等各位先生商量事情。一分鍾不到，蔣先生就從隔壁一個房間來到小書房。我首先向蔣先生報告了湖南當時緊張局勢，以及何鍵先生派我前來南京的目的，也就是請求蔣先生設法遏止兩廣軍變的危機，避免國家在亟需團結抗日的時刻陷於分裂。我還告訴蔣先生：“何先生說他是您蔣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東走，他不會朝西走的。他絕對服從您的領導。”我又說：“現在國家隻有您蔣先生一人能領導，也許二十年、三十年後出一位領袖比您蔣先生能幹，但現在不可預料。為國家計、為人民計，絕對地不要打內戰。我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如有不實不盡之處，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頭顱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