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已經理屈詞窮，沒有話好說了。請大家隨意說點什麼，什麼都可以，不說也可以。已故的王瑤先生講，“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還要說”。本著王先生這句話，大家索性不說白不說吧。
不冷不熱的《中國文化》
王蒙：時隔二十年，又看《中國文化》的創刊詞，寫得還真是不錯。我可能當時看得並不認真，沒好好看。世界上有很多事，隔了二十年，就不能看了。而這個創刊詞還真是能看，而且很好看。這是我今天的一個感想。這麼辦刊物，也還不錯。首先，這半年刊，就不錯。我們已經習慣了月刊，最少的是雙月刊，季刊都不多，半年刊就更少了。它不可能太熱，居然能堅持到現在，居然還能有一個二十年的紀念。我個人非常佩服，覺得很不容易。所以，我表示祝賀。現在談中國文化，已經有點過於熱了。《中國文化》和研究所還是那樣不冷不熱的，一如既往地進行著。這也很難得。我感謝夢溪的邀請，我是從昌平趕來的，所以到得晚了一點。但我仍然非常高興，非常快樂。戊子雅集，戊子很快要過去了。在這11月30號，參加這麼一個活動，也還是人生一樂，謝謝。
構建共同的學術精神
王文章：王蒙先生是我們的老部長，也是研究院的老院長。這個雜誌二十年的時間裏，能走到今天，確實不容易。剛才王蒙同誌談到，二十年的時間，很多東西不能看了。但是《中國文化》這本雜誌，二十年之後再來看，感到它確實很厚重。二十年之前，創辦這個雜誌，確實難，確實是一個很有見地很有思想的一個決策。
《中國文化》看上去平平的、淡淡的，但是，從二十年之前一路看過來，又是非常的醇厚、非常有味道有意味的一本雜誌，沉沉的，重重的。這樣的一本雜誌，不是很多。現在的刊物，有的為了順應時尚，有的是自身發展的要求，難免追求以迎合讀者的麵貌出現。但《中國文化》始終堅持一種品格，一種文化精神，很少受流行時尚的影響。這是很難做到的，但《中國文化》做到了。就像創刊詞裏講的：“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隻求其是，不標其異。”文化很難說新和舊，新舊之間不是沒有聯係，而是有很多聯係。舊的裏麵，很多可能是新的東西，對今天仍然有意義。新的也不見得一定就有價值。當然對文化藝術來說，創新永遠是我們要追求的。《中國文化》堅持自己的精神品格，按照自己的辦刊思想，一直這麼走下來。不敢講一本雜誌對當今的文化發展、文化建設、文化創新能發生多麼巨大的影響，但是《中國文化》確實在承繼中國文化的精神，特別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這對當今浮躁的，或者一些時髦的浮光掠影的文化現象來說，是一種反撥。我想這是《中國文化》存在的很重要的一項意義。
中國文化研究所建立二十年了，在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背景下，我有時候會想，中國文化研究所對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很多同誌也談過這個問題，有段時間，有人提出，給文化所改一個名字，也還有其他一些看法。但是，在經過討論之後，大家認識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對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發展來說，具有基礎的意義。它的文化積澱、學術積澱和學術精神，對中國藝術研究院來說，是一個基礎。中國藝術研究院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研究所，會不會有今天呈現的這樣的整體麵貌？我想，它會減弱很多，不會完全是今天這個麵貌。至於為什麼能成為我們研究院的重要基礎，是因為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這些學者，以及中國文化研究所聯係的我們中國的，也包括海外的許多第一流的著名學者和一些藝術家，他們以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國文化》雜誌為紐帶，形成了一種學術的力量，也可以說構建了一種共同的學術精神，這對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術研究給以很大的推動。所以值此《中國文化》雜誌二十周年的時候，我非常感謝當時創辦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國文化》雜誌的決策者。
有時候我想，中國藝術研究院今天的發展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包括整體的學科建製，發展的思路，都有很大的調整。但是，80年代很長一段時間，當時這些前任領導，為研究院後來的發展鋪設了非常好的條件，比如研究生教育的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國文化》雜誌的創辦，其他一些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的成立等等。所以，借這個機會，我對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前輩領導和學者致以謝意。當然我也非常感謝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國文化研究所聯係的中國當代的這些著名學者，你們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今天來了這麼多著名學者，我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感到高興，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感到高興。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學術精神的影響，我們備感珍貴，使我們對明天更加充滿希望。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祝老輩學者長壽永康。謝謝！
一本雜誌長久留下來很有意義
湯一介：我跟夢溪認識已經很多年了。他的雜誌開始辦的時候，我就非常支持他。一本雜誌，能夠堅持二十年，保持它的學術水平，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現在的雜誌那麼多，但是從長久的、曆史的角度看，能夠為後人留下一些影響的雜誌，可能是很少的。我覺得，在1949年以前，能夠在中國留下影響的一部雜誌，是史語所的《集刊》。史語所《集刊》辦那麼多年，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材料，是非常了不起的。當然，四九年以後，我對史語所《集刊》就不太了解了，我收到的是斷斷續續的。但是，在四九年以前，它對中國學術水平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影響。80年代以後，夢溪這本雜誌辦了二十年，從曆史看來，這是一本可以留下來，讓大家參考的重要雜誌。在世界上，有許多重要的雜誌留下來了，但是非常有影響的，也是有限的。就我的專業領域而言，歐洲的《通報》，有上百年的曆史，是比較有影響的雜誌。一本雜誌，能夠長久留下來，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夢溪這本雜誌，很可能起到這種作用。希望繼續它的學術水準，辦下去，不要降低學術水準。
最近參加了一些會，有一些感想。一個是我雖然沒有最後參加，但是在籌備過程中我參與了一點點的關於馬一浮的會。夢溪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我也早就注意到馬一浮先生的貢獻了。我覺得，像馬一浮這樣的思想家、大詩人、大書法家，從中國來講，是不可多得的。近代，中國學者很多，像馬一浮這樣的學者沒有多少，值得進一步研究。建議在以後的《中國文化》雜誌上，可以多發一些研究馬一浮的文章。我給馬一浮的會議寫了一封信。過去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最後一位經學家是廖平，其實我認為，最後一位經學家，應該是馬一浮。馬一浮認為“六經”是最基本的東西。中國文化是怎麼產生的？夏商周是怎麼下來的？這方麵李學勤先生比我懂得多，但是“六經”或者說“五經”，是一個源頭，盡管它是由後人整理而成的。研究中國文化的源頭，研究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怎麼流傳下來的，恐怕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建議在以後的研究中，給馬一浮一定的地位。
最近去上海，參加慶祝上海社科院成立五十周年的一個會，討論中提到一個問題，是關於對當前普遍主義的批評，我覺得這是必要的。特別是美國，它認為，它的價值觀就是普遍的價值觀。這當然是一個大的問題。但是，有沒有另外一個考慮：就是文化中有沒有屬於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我認為不能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比如“六藝”中，有沒有包含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我覺得是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祝賀這個雜誌越辦越好，在文章部長的領導下，在夢溪先生的努力下，大家支持，讓這本雜誌越辦越好。謝謝大家！
劉夢溪：謝謝湯先生的講話。我近年研究的個案除了王國維、陳寅恪，其實還有馬一浮。你對馬先生這樣評價，我很高興。剛才你講到中國文化的源頭經典“六經”。馬一浮有一個概念，他說，國學這個概念講得太泛了，真正要講國學的話，應該是“六藝之學”，這是他在1938年10月，在江西泰和浙江大學的講座上第一次這樣講的，這個概念沒被很多人注意到。
學術應遠離市場和官場
戴逸：我今天來，沒有準備講話的。這個刊物辦了二十年，很不容易。夢溪同誌堅持辦這個刊物，能支撐二十年，確實不容易。我非常喜歡這個刊物。這個刊物有特殊的學術品格，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裏邊，比較少，可以說鳳毛麟角。很多雜誌每年出12期或者6期，在我看來，很多是空話、廢話、套話。《中國文化》這個刊物，很實在，有它的學術品格，有獨立性，不受社會風氣的影響，不被官場市場所左右。我很喜歡看，每次來了我都看。學術刊物，就是要這樣，不要隨風搖擺。這樣的刊物太少。夢溪先生讓我寫文章，實在寫不出來，我隻寫了一篇，是關於清人的書法。田家英同誌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收集清人書法，達到三千件之多，包括對聯、書信、手稿。他說，別人都收古代書畫，我不收，我收清代的，清代的便宜。我喜歡清代文化方麵的一些東西，就寫了一篇，我說這個可能符合《中國文化》的性質，不會有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在裏邊。結果刊登出來了。其實我不懂書法，完全是我研究清史的需要，對清史的愛好，對清代文人的愛好而看這些書法的。我覺得，搞文化，搞學術，遠離市場，遠離官場，是我最欣賞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