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了解之同情 17.《二程集》上下冊(2 / 2)

王船山《張子正蒙注》

中華書局1975年版。因讀《張載集》而連帶讀此書,非閑適閱讀,可不論。

馬一浮《泰和會語》和《宜山會語》

近年一直在讀馬,研究兼閑適閱讀。手邊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版的《馬一浮集》三厚冊,早已勾劃簽夾得不成樣子,承吳光教授又送我一套,始得解困。兩《會語》是馬一浮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為浙江大學師生所講論,始在江西泰和,繼在廣西宜山。浙大竺可楨校長嚐前往聽講。但《會語》並非講課記錄的整理,而是馬先生為講課手寫的文字稿。此次閱讀,更關注馬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論述,已成《馬一浮和六藝論》,刊於《中國文化》今年秋季號。當世言國學者多矣,然取義甚歧。國故之省稱,固有之學術,傳統之盛宴,無稱不有。其實馬一浮對國學之立名,本有置疑,但他說:“今揩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蓋此定義可避免國學的泛化和虛熱,可惜學界未予重視,棄置70年之後,本人於2006年重新提起,今年更詳加論說。馬的兩《會語》闡發義理深廣,容另文逐一掘發,茲不贅。馬的思想直接與宋儒與《語》《孟》與“六藝”相接,是通往先儒經典的橋梁,也為通往釋氏的義學和禪學辟一方便法門。馬和宋儒的不同處,是對待“二氏”的態度,他不讚成既已吸納了“二氏”的學說,卻又隱其來路的做法。他認為隻有從佛學翻過身來,才能真正了解儒學。馬的特點是儒佛會通。馬著實為我的案頭書,研究、涵永、閑適兼而有之。

熊十力《論六經》

見於《熊十力全集》第五卷,頁657至775,景海峰點校。寫於1951年,原題《與友人論六經》,係寫給董必武、林伯渠和郭沫若的信,析論“六經”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冀圖當道斟酌采納。熊與馬(一浮)理或同,道不盡相同。即如對“六經”的態度,兩人旨趣歸一,都把“六經”視做中國文化的最高典範。馬說“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熊則說:“六經為中國文化與學術思想之根源,晚周諸子百家皆出於是,中國人做人與立國之特殊精神實在六經。”此處“做人與立國之特殊精神”一語,不啻為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化性格的金石之言。今次讀《論六經》,為的是參證馬一浮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新的國學定義。馬雖鍾情“六藝”,卻從不曾向當道建言。他知道晚清民國以還佛教已成“末法”,儒學的社會資源尚沒有釋氏廣泛,故雖受命創辦複性書院,卻深知不過是“教外別傳”,在他實不得已而為之。這是馬和熊的不同處。那麼他們因複性書院的宗趣路向發生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

2008年12月26日寫於京東寓所

載2008年12月31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