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新征程(下)(1 / 3)

第九章 新征程(下)

江南水鄉夜雨多。夜雨漂浮在朦朧的河麵上,遠處人家的窗口搖曳著微弱的菜油燈光……在神秘的夜雨裏讀書,更有著一番美的滋味。江南的雨,有著特殊的綿綿情思。那紛紛揚揚的春雨,總要婀娜一陣又一陣才肯罷休;秋天的雨,淅淅瀝瀝,伴隨著窗外的秋風,幽涼得叫你傷感流淚,總要滴著窗前的石階,滴滴答答地一直滴到窗明天亮。這種雨聲的餘韻,使我傍依著菜油燈,或者是白蠟燭,讀書的思維也就隨著滴階的雨聲,漸漸地進入了清涼寧靜的世界……天寧靜,水寧靜,雨寧靜,人心更寧靜……

項從德與歐逸天在一條名為夏垟街的路上踱步,他們突然看到尚朝人在小街上行走。原來他以東方道德教育協會的名義,組織了一次思想界的學術研討會。項從德和歐逸天急忙問:“我們能旁聽嗎?”尚朝人笑道:“不光能旁聽,你們還可以積極發言呢!我還邀請了幾位著名的學者。大家這幾天爭論得挺熱烈啊!”

研討會在一座古樸的龍灣區河泥蕩公園小木樓裏舉行。86歲高齡的教育家、中國教育學會顧問、上海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呂行偉老先生,投身教育事業六十九年,受協會特別邀請作首席發言。他神色頗為凝重。他一開口,就說:“這絕對是場悲劇!群體的悲劇!”他不斷地重複著這樣的詞句,心情似乎很是沉重。

他發言說——

武威,古稱涼州,是西涼文化的發源地,已有近五千年的建城曆史。武威地方不大,總人口190萬,但影響不小,著名的五涼文化在這裏發軔,銅奔馬(漢代馬踏飛燕)是中國旅遊的標誌,無數的老外可以不知道秦始皇,但是都知道有個武威漢簡,都知道那尊銅奔馬。雙城鎮距武威縣城有40多公裏,高高的白楊和矮黃的土房相映,一派質樸的田原風光。小鎮實在小得可憐,說白了就是一條長不過500多米的街道。

苗苗,是雙城鎮小學六年級甲班學生,成績始終是班裏的第一、第二名。新年的筆記本裏,她給自己的寄語是“希望在新的一天得到更多快樂”,在這本筆記的最中間一頁,是她用大字描繪的“I

love 905”……

我們看到了苗苗的照片,很清秀的一個女孩,她生前給身邊所有人的感覺都是陽光燦爛。她的家境在當地比較寬裕,她的穿著始終是孩子中的佼佼者。她酷愛唱歌、喜歡跳舞,在學業上,她的母親從未給過她任何壓力……

母親眼中的苗苗在5月19日這天似乎並沒有任何異常,小姑娘中午放學後像往常一樣回到飯店吃了午飯,而後就又回到了學校。下午放學歸來後,她就跑到對麵照相館要求老板幫她拍一張自然一點、不帶任何化妝的照片,因為老板是母親的熟人,看到她的衣服髒了,就堅持改日再拍。照片沒有拍成,苗苗便鑽進了舅舅蔡永金開的網吧。蔡淑萍說,一個鍾頭後,娃娃來到店裏和父母打了聲招呼後便奔到不遠處的農貿市場空地處打羽毛球去了。“沒多久,我就看到苗苗班上的幾位女生急匆匆跑來說,不好了,苗苗倒下來了。”

夫妻倆趕緊衝過去,撥開人群,女兒正躺在地上,臉色鐵青,口吐白沫,渾身抽搐,不省人事。當人們一起將苗苗送到雙城鎮衛生所,醫生在一陣忙碌地搶救,但已無回天之力了。”

苗苗香消玉殞,苗家自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夫婦兩人萬念俱灰,苗苗屍骨未寒,在死後第二天就被火化了。

從苗苗出事後,學校沒有一名領導來看望過他們,即使5月20日孩子火化時,學校也沒有派出一個代表到場。

“學校把門鎖起來了,不允許學生出去,娃娃班上的同學實在沒有辦法,硬是從牆上翻了出來,十幾個人叫了車趕到火葬場送苗苗,孩子們都號啕大哭,我們看了都受不了……”

然而,令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在此之後,自殺的多米諾骨牌在雙城這個隻有500米的小鎮悄然啟動。

5月21日午2時,雙城中學高二學生趙某服毒,搶救無效死亡;

5月22日午1時,雙城小學六年級學生孫某服毒,搶救脫險;

5月23日早8時,雙城小學六年級學生倪某服毒,搶救脫險;

5月23日晚11時,雙城小學六年級學生楊某服毒,搶救脫險;

然而更令人疑惑的是,自殺的五名孩子中,除了一名中學生外,其餘的四名都是苗苗的好友。這樣的聯係使得苗苗生前筆記本上的這句話(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死亡和複活)儼然如同一句預言。

一連串的“死、死、死”——幾乎一天一個倒下去,搞得小鎮人心惶惶,連一些幼兒園的娃娃也趕起了“時髦”,稍不如意就威脅阿姨:“我要喝藥!”

武威市公安部門偵查的結果是,最早服食鼠藥的苗苗是從雙城鎮街麵上開店鋪的成元處購得的。於是,5月23日,成元以違反劇毒危險物品管理被治安拘留。6月2日,成元以涉嫌非法買賣毒害性物質罪被轉為刑事拘留。

事發後,武威市和涼州區成立了以涼州區委副書記張琪海為組長的事件調查組。調查組認為,五名學生服毒自殺,教育主管部門和教學單位負有一定的責任。5月31日,涼州區向武威市上報了對有關責任人的處理意見:給予雙城鎮學區教育專幹李平黨內警告處分;給予雙城鎮雙城小學校長王林山行政記大過處分,免去校長職務;給予雙城鎮小學六年級班主任吳壽昌、王興文開除留用一年的處分,免去吳壽昌總務主任職務;給予雙城鎮黨委副書記寧攀學和雙城中學校長查壽堂黨內警告處分。對涼州區教育局副局長楊發壽批評教育。

在整個雙城少年服毒的事件調查過程中,最大的迷其實就是孩子們的內心世界。怎麼樣去打開它,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麵對的問題。這不僅僅是雙城小學的問題,這也是全社會的問題。

兩個月後,服毒事件留給學生們的創傷已經漸漸愈合,這些孩子和每一個普通的十三四歲的少年一樣開始在電話裏談論他們所喜歡的流行音樂和電影明星。其實一度被認為不願意開口說話的這些孩子,一直在內心深處渴望著傾訴,隻是不知道該向誰傾訴,如何訴說。

在呂老看來,“這場悲劇的發生不能怪罪孩子,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咎於我們的家長、我們的教育。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強調得更多的是停留在智商層麵,情商層麵的關注度相對較弱。”

東州教育專家金賓貴從社會的演變及教育與科舉的曆史進展進行分析——

自近代以來,為擺脫這種黑暗與貧窮,我們舍命以求,一百多年了,其結果卻是這樣,為什麼?現在我們應該從教育上去思考這個問題了——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下逾廢止科考,在國朝曆史上,科舉可謂源遠流長;在製度倫理與人文心理上,科舉可謂根深蒂固。

問題在於,廢止科舉僅僅是廢止一種考試製度或選舉製度,還是由此廢止了一種文明類型?而一紙詔令可以廢除一種千年政教製度,是否也可以廢除該政教塑造的人文心理?

對於科舉的好處與壞處,學者們都可以找出成千上萬條理由,或歌功頌德或無情鞭撻,但要真正看到哪一種最有利於民族的興旺發達。晏陽初、蔡元培、張伯苓等教育先驅,無疑提供了優質的答案,可惜後來的曆史表明,中國的教育發展軌跡,並沒有按照這樣的道路前行,而是迂回曲折走了不少彎路,從某種程序上講,我們越來越偏離了教育的初衷。

廢科舉是一個極為重大的曆史事件,它不僅僅是一場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場政治變革,科舉製度廢除100周年,無論在教育曆史上,還是文化史上,都應該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事件。然而各大媒體好像約好似的報道得很是輕描淡寫,隻有《新京報》破例重點報道,深刻剖析。

華武師範大學漢字研究與應用中心主任臧克和教授,在聽了以上的發言後,坦言——

一種文化傳承發展的載體可以多元多樣,但載體的核心則是貫穿其中的某種文件體製。廢科舉,倡新學,製度轉換之間,實質學術的轉型。事實上,作為文化製度形態的考試,至今也沒有被否定得了。人類隻要需要選拔,就仍然需要遵守一定的考試形式,隻要是考試,就是“戴了枷鎖跳舞”,也就是今天所說共同遵守“遊戲規則”。現實中的教育考試招生製度,特別是語文一類科目的考試內容和形式,人們的指責,似乎也不比被廢除的科舉受到的非議少到哪裏去。

人們閱讀《儒林外史》的心理大抵是:既無情嘲諷範進之類為科舉製度所異化扭曲,又同情那班跳出科舉束縛之外的才子們的漂泊無依。

廈海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教授發出如此詰問:2005年不僅是廢科舉100周年,而且是科舉這一重大舉措進行深刻的反思。

反思這100年間我們丟掉了什麼,失去了什麼,我們找到了真正比科舉製更好的培養人才的製度了嗎?

就在我們廢除科舉製度前後,西方的文官考試製度直接受到了中國科舉製度的影響,又轉過來影響中國的發展。我們在無法應對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時,怎樣從科舉曆史中找到可資借鑒的啟發?

一個世紀以來,在沒有科舉的情況下,我們的教育依然會遇到來自各方麵的影響和挑戰,仍然遭遇嚴重的危機。而當我們麵對現實的問題與挑戰缺少良策時,反觀曆史、從我們豐富的文化傳統中汲取營養,就是最好的選擇。

項從德聽了許多專家與學者的發言後,說:“我也不知道恰當不恰當,我在講話之前,先讀一下一篇小學生的作文:

今天,老師帶領我們到烈士紀念館參觀,使我很受感動。我熱愛那些為了窮人打天下的烈士,我痛恨那些資本家反動派。聽爺爺說,剛解放那會,日子雖然苦,但那時當官的一心為老百姓,不像現在,到處是貪汙犯。我對爺爺說,我長大了就專門抓貪官,給他們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叫他們把貪汙的錢交出來,分給窮人。我們家也是窮人,爸爸媽媽都下崗了。爸爸每天去蹬三輪車,還經常被城管隊趕來趕去,有一次被城管隊沒收了車,爸爸整整哭了一夜。我勸爸爸說,等我長大了,就號召我們班同學專門打城管隊,吊在樹上打,拿皮帶抽,看他們還敢猖狂不?媽媽對我最好了,她身體不好,沒錢治病,卻什麼好吃的都留給我,我讓她吃,她總是說不餓。我小時候最喜歡在姥姥家玩,那裏有一個小院子,雖然很破舊,但鄰裏關係很好,那些爺爺奶奶都喜歡我,說我又調皮又聰明,長大能當一個將軍。院子裏有一棵棗樹,每到秋天,我就上去夠棗吃。可是,前年,那裏拆遷,房子全推倒了,姥爺姥姥還有其他的爺爺奶奶,很多買不起郊區的大房子,隻好租一間小房子住。那裏蓋起了高樓,成了繁華的商場,掙了很多錢。我不明白,為什麼姥姥要住小房子,他們卻能掙大錢。我不喜歡那個高樓,我心裏對姥姥說,我長大了,要學本拉登,開個飛機把它撞翻,重新給您蓋個四合院,栽上棗樹、石榴樹。老師經常教育我們要好好學習,我一定聽老師的話,把學習搞好,長大當一個發明家。我要發明一種武器,能認出好人壞人,發射的子彈能一直追著壞人打,把他的屁股打個洞。我喜歡槍,我最喜歡的槍是AK47,我長大了,就用這種槍去打敵人,我一定不怕犧牲,我一定能勝利的,那些烈士就是我的榜樣。

項從德讀完小學生的作文,停頓了半晌後沉重地說:“我們國家發展到今天,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多麼的不容易啊!然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一些人道德品質的墮落,尤其是信仰的缺失,這實在是可怕啊——這不僅會影響我們以後的發展,甚至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會讓我們的已獲成功消失殆盡。這話絕非聳人聽聞——許多有識之士已經論證,像西方許多國家發生的經濟危機,以及多場戰爭,就是這些國家的道德淪喪與信仰的混亂所致。因此,我認為,我們國家應該像動員全民對西川大地震中救災一樣,去重視對人們尤其是我們的下一代進行信仰的教育。因為,這涉及影響到每一個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涉及到未來世界的和平、和諧。”

一位著名的胖胖的學者說:“信仰首先是個體的精神出路問題。有很大一部分社會成員不知道為什麼活著。”

尚朝人說:“這當然是對的。它又不僅僅隻是個體生命存在的問題,它關係到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活,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共同體的性質等等。今天,在這樣一個世界文明的格局當中,在這個國際大家庭裏,中華民族到底在什麼意義上繼續存在下去,中國處於一個什麼位置,這些問題在我看來都與信仰問題緊密相連。今天我們的信仰問題已經危機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這個尤為重要,我們首先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一位矮個子學者張誌方說:“就文化藝術生活來說,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傾向就是‘歌德’、複古與矯情。完全無視、回避現實的苦難和危機,以一種大無恥的勇氣放聲高歌太平盛世,如此麻木,如此無恥,真是少有。在弘揚傳統文化的旗幟之下,各種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紛紛登場、絡繹不絕,甚至就連封建王朝都唾棄的垃圾如《飛燕外傳》者流都被我們的藝術家奉若至寶,大投入、大場麵、大製作,搬上屏幕。當然,弘揚的主要目標是明君良吏、忠臣孝子、烈女義士、貞婦順民,你方唱罷我登場。古典名著被大張旗鼓地搬上屏幕,實際上是搬一部死一部,浪費諸多的人力財力。”

那著名的胖胖學者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始終不明白:中國的改革為什麼就這麼難?在全世界早已是不證自明的常識,為什麼在我們這裏還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區?”

項從德鼓足勇氣繼續說——

理想、信仰的迷失是“垮掉的一代”最致命的痼疾。我們強調“以德治國”,就應該重視道德規範,尤其是青少年道德教育。他曾提出應該將道德禮儀教育納入中小學必考教育課程。但是,過去的道德教育強調自上而下地動員,動輒學習製造出來的“先進和榜樣”,但事實上卻非常蒼白無力。

如今我們許多父母們似乎都有一種很深的誤解,即他們總以為幸福僅僅是由物質和金錢來締造的。這也是現代社會留給人們一個很深的誤區。實際上真正的幸福是人的一種精神狀態,它不是以一種量化的方式來體現的。而我們身邊,卻隨時充斥著“不幸福”的悲劇:

2002年8月,在北方某市的一個普通家庭中,一位16歲的少年許某終於忍受不了母親長期的冷漠、訓斥和打罵,向母親砍下了三十多刀。砍完之後,他取出了家中唯一的500元上網。其間,他若無其事地告訴他同學,剛才他把他的母親給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