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家人口最多的時候有十二口人，奶奶、父母和他們兄弟姐妹九個（其中有兩個妹妹因生活困難先後送給了別人），隻有父親一人幹活，生產隊分的糧食最多能吃多半年，收成不好時僅能維持幾個月。一年人均分得幾十斤小麥，父親還要把它拿到集市上換成高粱、玉米來增加數量。像如今每天能吃上白饃的機會，在謝家隻有大年初一的早晨。生產隊雖說分的糧少，但僅這麼一點救命糧，謝家卻年年不能按時分到或者少量的分一點，因為謝家是欠款戶。
家中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母親經常悄悄地外出討飯，謝再榜還記得和母親一起討飯去過芮城的唐過、王了、新村等，他的姐姐、哥哥出去討飯的日子更是不計其數了。為了生活，父親在家養了兩箱蜜蜂。後來被說成是搞資本主義、投機倒把，在群眾大會上挨批挨鬥。
為了孩子們的成長，謝父、謝母不知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流過多少辛酸的淚水。大姐如今還是個文盲；大哥12歲就失去了求學的機會，開始了養家糊口的繁重體力勞動；大妹妹連小學也沒來得及上完，就被迫停學幫媽媽幹起了家務活；幾個小妹妹勉強地讀完了小學，也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
為了維係家庭的生存，不知父母吃過多少苦和累。母親為了給孩子們交幾元錢的學費，起早摸黑紡線織布，跑到百十裏以外的西公莊去賣布換錢，回來昏倒在鐵路旁，幸虧遇到熟人才把她攙扶回家。父親孤身在河灘割曬青草、長住山上開荒種田的日子至今留在他的記憶之中。如今那山上一塊塊梯田、一麵麵窯洞就是最好的見證。
為了生存，謝再榜和父親在大山前的飼養室裏，每晚從麥草中用簸箕簸幾兩秕秕麥子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山上、田裏挖野菜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雖然已過去二三十年了，哪種野菜能吃，哪種野菜有毒，現在謝再榜還能說它一二十種。
人都說童年是花、童年是夢、童年是美好的回憶，而謝再榜的童年是那麼的艱苦、那麼的淒涼。他參加工作不久曾在日記中寫道：“但我不會因為我的不幸而不振，因為我知道那不是父母的原因，而是社會成長不良，帶給我童年的悲慘結局。”
然而，一個尖銳的問題是：為什麼悲慘的童年使謝再榜在青年階段奮發有為，最後卻淪為貪官殺人犯釀成悲慘的人生呢？
謝再榜在懺悔書中說自己失去了信仰，才使悲劇產生。
的確，缺乏信仰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比地震、水災等自然災害更可怕的災難！自然災害帶來的危害可能隻有一個月或一年，可社會人的信仰沒有所帶來危害可能是一代或更長時間。對於一個人，信仰就如其汽車的方向盤，方向盤打錯了，結果肯定“車毀人亡”。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
信仰的饑渴正在折磨著我們。
正是這種饑渴感，使得我們內心漸漸萌發了尋找信仰的願望。一些知識分子前幾年老是說要尋找精神資源，實際上就是自己在精神上感到虛弱，希望找一個比我們通常接觸到的文化更加深層的東西來支撐自己。
在那個狀態下許多人迷茫了。
項從德也曾陷入這種迷茫。
尚朝人教授跟他談心說：“我也有這種思想上的茫然。後來接觸到幾個對宗教信仰比較關注的朋友，我覺得非常有教益。再後來，我覺得很多讀書人在這方麵有比較明確的感覺，覺得現在存在一個信仰缺乏的問題。因為我們單純地談論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政治問題，談著談著就會發現，問題本身已經消解了，回到了一個宿命的狀態。好像隻有引入信仰問題才能使那些問題重新具有深入討論的可能性。我覺得就連普通大學生都感覺到信仰的缺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來提出這個問題就顯得非常及時。
“至於怎樣談論，我看至少兩種談法。一個是，信仰總是跟一個個具體的生命緊密相連的。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從個體精神需要的角度談一下我們每個人是怎樣接觸到這個問題的。這是就每個人怎樣與信仰發生關聯來談。另一方麵是，我們作為一個讀書人，對本民族精神文化是怎樣理解的。我們民族文化缺乏信仰這種東西，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談談為什麼會缺乏信仰，在這麼一種土壤之中要引進信仰問題，究竟可行性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