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敘傳”是“五四”時期小說創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我們之所以稱其為“‘自敘傳’色彩”，是因為它與所謂自傳體小說有著根本不同。作者為我們展示的，不是他自己從幼年到成人的成長曆程，他們不是借小說的形式寫自傳，而隻是此時此刻的生活遭遇與心靈活動的片斷記錄，因而它們都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傳”的特征。即使在表現現時生活和情感時，也有著嚴格的選擇和明顯的偏向，他們盡量剔除那些僅僅屬於作者個人的瑣碎經曆和情緒，而傳達那些自信具有普遍性，能引起讀者共鳴的精神活動。因此，在某一些作者的不同作品中，盡管人物名姓不一，但他們卻擁擠在同一狹義的時空中，具備幾乎地全相同的思想品質、道德觀念，經受著同樣的精神壓力。一篇與一篇之間，既不是人物靈魂不同側麵的各個表現，也缺乏一種向縱深發展的層次遞進。從而使“五四”時期大部分作家的小說，都形成一種明顯的傾向：人物形象定型化。我們可以不大費力地將某一作者的人物歸於一類，尋找到他們的共同特征，這些性格的“共同性”，同時幾乎又是展示於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全部。“五四”小說人物的定型係列主要有如下幾種：
冰心：煩悶——“愛”“美”型
從創作於一九二0年的《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開始顯露端倪，到一九二一年的《超人》，冰心為她筆下的人物構造出一個固定的性格——嚴格地講是情緒——模式，由此形成一係列具有相同麵貌的人物：淩瑜（《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彬君（《一個憂鬱的青年》）、何彬（《超人》），靜泊（《愛的實現》），“詩人”（《最後的使者》），“他”（《煩悶》）星如（《浯》），這些人物的定型特征是：他們大多具有優越的家庭環境，自幼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關心國事，探索人生，卻陷入了精神的煩悶，他們常常把“思想引到無盡處”，做深不可測的思索，最終又都依靠母愛和童貞的感化得以解脫，重新獲得對未來的信心和希望。淩瑜煩悶至極甚至想尋絕路時，聽到海邊兩個天使般的少女的勸說，心中便充滿了一種“不可思議、莊嚴華美的感情”，從而重新回到生活，何彬因一男孩的行動，感悟到母愛的偉大和人與人應當互相牽連的樂觀思想，等等。
冰心小說人物的這種定型化特征，事實上正是她自己這一時期精神世界的外化。她同時期的散文和詩歌，在情感基調上與其小說幾乎完全一致。
鬱達夫：“零餘者”
鬱達夫認為“藝術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確的”。同樣，把鬱達夫筆下人物的性格特征，視之為他自己的精神寫照，也算不過份。在他筆下，無論是《沉淪》中的“他”、《南遷》中的伊人，《茫茫夜》、《懷鄉病》、《秋柳》、《空虛》中的於質夫，《采石磯》裏的黃仲則，《鶯蘿行》、《青煙》、《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中的“我”，盡管稱呼不一，但其生活遭際和心境，卻相差無幾。他們追求名譽、金錢、女人，但漂泊異邦、備受歧視引起的民族自卑感，經濟困頓帶來的“生的苦悶”，追求異性愛情而得不到的“性的苦悶”，將他們的精神壓迫到了頹廢的境地。感傷、憂鬱而又憤激構成他們主要的情緒特征，坦率、正直、善良，是他們最突出的精神品格。他們常常是拖著“委靡得同風的影子一樣”（《青煙》）的身體，惺忪著眼睛，出入於旅館和酒店之間。這些特征幾乎可以適合他早期作品中的全部人物形象。從《沉淪》開始，鬱達夫的一係列作品可以說都是他自己情感世界的不斷流瀉，它們都是“興味的繼續，不是什麼發現，我們並沒有在《沉淪》作者其他作品中得到什麼感動。”
同鬱達夫經曆相似，又遵循著相同創作原則的郭沫若，其早期小說人物在精神上與鬱達夫作品人物有著相近的特征，他小說的基調比鬱達夫更為激昂，表現出更鮮明的反抗情緒，但其人物卻一樣經受著窮困、漂泊的生活遭遇，他們雖未陷入所謂“性的苦悶”，但向往純真愛情而不得的痛苦使他們的心靈遭受一次次打擊。《殘春》、《漂流三部曲》、《行路難》中的愛年、《嘻爾美蘿姑娘》中的“我”，都是作者自我經曆和情感的寫照。
葉聖陶：感化型
葉聖陶早期作品，在歌頌和讚美“美”和“愛”的理想時，有一種特定的表現方式，這些作品由於作者創作意圖所致，著力展示了人物精神世界的一個方麵。《母》、《萌芽》、《潛隱的愛》和《小晴的回家》等作品中，作者塑造了相似的人物形象，以母子之間的互愛互憐暗示自己對人與人之間情感淘通的向往。
廬隱：哀怨型
廬隱從《或人的悲哀》開始，所表現的“隻不過是她自己，她的愛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帶有很濃厚的自敘傳的性質。”《海濱故人》中的五位女青年，是具有相同生活遭遇，經受著相同精神壓迫的知識女性，互相之間沒有明顯的個性差異。她筆下的人物都在追求精神上的戀愛與自慰，然而求之不得的痛苦與既得之後的失望，使其陷入了無法自解的困惑之中。她們試圖以自暴自棄的態度在人生之謎中遊戲，最終卻發現自己反被人間遊戲。於是，她們詛咒一切，恨世、厭世之語隨處可見。她們不但尋找不到真正的幸福和希望，甚至得不到些許的安慰。朋友間的通信往來及其同病相憐，成了她們最為充實的生活內容。
淦女士：矛盾型
淦女士是出現於“五四”中後期的作者，她的一本《卷葹》，以其大膽的筆觸，訴說著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意誌自由過程的痛苦。其中六篇作品（包括兩篇《附錄》），盡管各自獨立，但台起來卻似一個中篇。貫穿這些作品始終的核心，是其中人物無一例外地經受著同樣的精神痛苦：母愛與情愛的衝突以及因此造成的內心矛盾、困惑。
“五四”小說濃厚的“自敘傳”色彩，是作家各以自己的精神世界為表現對象的結果，相比較而言，他們對內心感受比外部觀察更為敏感。他們把創作的熱情大量傾注於自己的心靈世界的剖白，而不是現實生活的提煉與挖掘。許多作家甚至毫不掩飾自己在作品中的存在，連名姓有時都不改變，冰心的《煩悶》中有“冰心”，頤仲起《最後一封信》的人物就是“顧仲起”，鬱達夫《鶯蘿行》裏的“我”，旁人稱其為“達”。
作者如此創作，讀者也就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將作品當做作者自我經曆和情感的展現。是否真實地表現了自我，成了許多讀者衡量一篇作品是否真實的重要準則，也成為作品能否引起讀者情感共鳴的首要前提。石評梅在談到了廬隱的《寄天涯一孤鴻》時說：“我在灰塵的十字路街頭逢見女師大的儀君，她告訴我《小說月報》最近期有你（廬隱——筆者注）寄給我的一封信，我問什麼題目，她告訴我後我已知道內容了。我心海深處忽然湧現起驚濤駭浪，令我整個的心身受其播動而暈絕。”她竟然把小說自認為是朋友問的書信，敏感的神經致使聞其名而靈魂顫栗。某讀者談到顧仲起的《最後一封信》塒，認為這篇作品“應以十二分的哀感讀他，他寫這篇文字時，我們可以想見，一定是一麵在流涕，一麵寫著的”。在作者、人物、讀者之間建立如此切近的聯係，情感的共振達到如此強烈的程度，這的確是中外文學史上少有的現象。它使這些作品中的情愫更加真切，在顯得狹窄的精神領域中釀造出一種緊迫人心的氣氛。在引起讀者共鳴這一點上，“自敘傳”成為他們最有可能采用的表現方式。它充分顯示出“五四”時期作家固守的文學信條：真，尤其是情感之真。
要求在創作中有同主觀情感的呼聲，在“五四”時期的文學社團和刊物的宣言、主張中比比皆是。這是個性主義在文學領域中找到的最佳突破口，它並不要求他們的聲音達到完美無缺的和諧統一，而是要調動他們的熱情，使其以各自不同的曲調，彙成一首“心之曲”，使它們在紛繁中共同顯示出活騰騰的生命價值。在我們研究“五四”小說時，這是一個應當時時引起重視的現象和特征。
“五四”是一個充滿活力和生氣的時代，是中國曆史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黎明時期。但在這裏，我更願意說它是一個充滿各種矛盾和衝突的曆史時期。理想，尤其是曆史變革時期的理想，總是在拋棄現實的同時被矗立起來，因此，現實不但不會為人們理想的實現提供足夠的條件，而總是以吝嗇，苛求甚至殘酷的態度阻礙或抑製人們的追求。同時，對於吮吸著傳統文化營養成長起來的“五四”青年來講，舊的倫理道德原則已有意無意地滲入他們的靈魂，成為他們思想和行動的出發點與重要準則。個性解放是他們的追求目標，但還不是已獲得的自由。他們必須首先脫離現實的樊籬，獲得自由言行的基本權利，更要同時戰勝自我精神上“因襲的重擔”。這無疑是一個更為艱難並充滿矛盾的鬥爭，對於形象地揭示人的本質的文學來講，就不僅要表現人們與黑暗現實的抗爭和對理想的謳歌，更要揭示人物內心靈與肉、情與理、反抗與怯懦、亢奮與幻想等糾纏不清、難以排解的內心矛盾。不但要展現社會曆史的動蕩，更要揭示人物靈魂的蛻變。“五四”小說作者忠於自己的時代，忠實於自己的心靈，他們坦率地暴露自己的靈魂，毫不掩飾自己的內心矛盾困惑，為我們展現了曆史巨變時期覺醒了的青年靈魂深處的痛苦掙紮過程，袒露了他們靈魂蛻變過程中的矛盾與困惑。
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以及無法調解的矛盾，是這些人物經受的最主要的內心困惑。“現代青年煩悶已到了極點”，因此，“煩惱這個名詞五四左右支配了一切作者的心。每一個作者皆似乎‘應當’或者‘必須’在作品上解釋物與人的行狀”。
冰心小說的人物，懷著冷漠的態度觀察周圍世界。對“凡帶一定生氣的東西都不喜愛”，他們常在煩悶中苦苦思索人生之謎，最終對世界的虛偽、黑暗絕望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往往獨自步到海邊，選擇那“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但你沒有必要過於擔心。冰心此刻正好為她的人物找到了光明的途徑。——“美”和“愛”的理想。為什麼冰心在現實煩悶過於沉重：疲倦了他們的靈魂，才產生了這種幻想？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此沉重的現實痛苦和鬱悶是否真的能通過人類之“愛”這一簡單的說教觀念構築而成的甫道釋放而出？現實的普遍黑暗難道真能借“母愛”的光彩驅除怠盡？這無疑是不可能的，“愛”與“美”與其說是一種理想，不如說是一個避風港，在這溫暖的港灣，他們還不時把頭伸出去觀望那狂暴的風雨。也許正因為這一原因，使冰心一邊大唱母愛讚歌，一邊仍然不斷傾瀉內心的煩悶。“美”與“愛”的理想與現實人生的煩悶象兩條色彩極不諧調的線索，糾結於人物內心當中，使他們搖擺不定，難得解脫。現實的沉重負累使他們的理想無法真正飄至它國，遠離紅塵。在冰心那裏，理想一刻都無法與現實真正脫離。人物不僅被“愛”感化，同時還努力從中獲得在現實中抗爭和奮鬥的武器與力量。因此，“最後的使者”為煩悶的“詩人”帶來了一把“金斧”，劈開了黑暗，推倒了憂傷，使青年重新獲得對未來的希望，“一個憂鬱的青年”最後得到的，是“祝你奮鬥到底！祝你得最後的勝利”的鼓舞。也止因此，淩瑜感受到由心中“光和愛”的溫暖，但並未因此獲得一切，作者隻是給予他奮鬥的希望，真正的理想，還“等著青年自己去找”。
這就是冰心小說人物的矛盾，也是冰心自已的困惑。她的人物雖然好象總是從煩悶到“愛”和“美”的轉化終結，但事實上卻是在這兩極之間徘徊、彷徨，他們雖然憂鬱，卻絕不悲觀，“‘悲觀’兩個字，我很不愛聽，憂鬱是第一步，奮鬥是第二步”，“現在不過是一個憂鬱時期，以後便是奮鬥時期了”。然而，由於冰心的理想，從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她無法為自己筆下的人物尋找到實現理想的真正有力的手段和途徑。奮鬥這個她所不能忘記的現實觀念，在這裏不免顯得有幾分漂渺不定。對於“美”和“愛”的理想，連當時的冰心自己也不相信，“這隻是閉著眼兒想著，低著頭兒看著，自己證實，自己懷疑，……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裏是快樂光明？”懷著這樣的情緒創作，其作品就不能不表現出矛盾，困惑以及無法解除的痛苦。在冰心小說看似自足自圓的封閉體係中，依然暴露出無法彌合的裂口。
葉聖陶早期小說，也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體現了自己對人生理想的向往和世態炎涼的失望以及二者間的衝突。《隔膜》以純粹的心理感受片斷的剖白，靜態地描寫了人與人之間虛偽隔膜的關係。《孤獨》中的老人渴求世人的同情、諒解，以得到靈魂的慰藉，他甚至將希望寄於一個兒童能叫他一聲尊敬的稱呼，然而一切都使他感到失望，不得不複歸於孤獨之中。叫聖陶同時也借對母愛的描寫傳達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他筆下，母愛的內容不外是以下兩個方麵；母子之間感情上的相通無間（《伊和她》《母》）：母愛的不能或缺或其愛力的不能抵禦（《潛隱的愛》《萌芽》）。作者借此暗示人與人之間互相體諒，互相同情、愛戀的可能性。作者也時常將現實與理想這正負兩極在衝突狀態中展現出來，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啼聲》裏的嬰兒，在啼哭中懷疑和詛咒所謂母了之愛，虛偽的表象與自私的實質是他對人世的認識，其他如《祖國的心》、《平常的故事》，都是借對兒童的態度，表現愛與自由同現實之間的矛盾。
王統照也是一個對人生問題極為關注的作家，他懷著人生應當美化的態度展現生活，構思作品。所謂美化，便是一種“精神上的戀愛生活”。阿根（《阿根》）因一女犯人的微笑受到感化，獲得對生活的信心與希望，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沉思》則從反麵表現了“與愛和美的生活不協調的生活”。他也時常表現“美”的理想如何在現實生活中破滅。《雪後》中天真純潔的兒童用雪堆成樓閣，卻遭軍閥鐵蹄的踐踏。美好的理想被無情摧殘、破滅，王統照常“用繁麗的文字，寫幻夢的心情”但最終“卻結束在失望裏，使文學美麗而人物暗淡”。
許地山的創作更為特別，同其他作者一樣，他也表現現實的缺陷，並試圖尋找出路。由於作者受基督教的影響，常常懷著超然出世的態度解除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他沒有象冰心那樣借“美”和“愛”的理解將人物從自絕的邊緣拉回到現實生活，而恰恰是以“死”來解脫現世的痛苦。《命命鳥》中的敏明和加陵，在不得自由戀愛之後，手挽手走向海中雙雙自盡，“他們走入水裏，好象新婚的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無一點畏縮”。他們這種超然靜穆的態度來自於他們帶著濃厚宗教色彩的人生觀：“咱們是生命的旅客，現在要到那個世界實在叫我快樂的很。”
在“五四”小說中，另外一種衝突可以說帶著更多的血和淚，更加揪人心肺，這就是個人幸福的追求與社會阻礙之間的衝突。這是一個迫切需要答案卻無從尋找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和途徑不是靠幻想天國的“美”和“愛”，求得心理平衡所能達到，它更需要現實的反抗行動。膽識和意誌在這裏受到嚴峻的考驗。
這種矛盾痛苦集中表現於以青年追求戀愛婚姻自由為題材的小說中。這些作品中，真正使人物精神產生矛盾困惑的根源，不是暴力的壓迫，而是巷雜著束縛人的精神自由的倫理常情。馮沅君《卷葹》集中的女青年，不畏大鎖禁閉，幾次奪路逃跑，但母親的慈愛卻奇跡般地消融了她們的意誌，使其成為愛情追求中的失敗者。她的人物無一例外地經受著同樣的精神痛苦：母愛與情愛的衝突。這兩種共屬人類天性的美好感情，本不應有任何抵觸。就青年欲求自己的婚姻能得“皆大歡喜”的願意來講，在選樣愛侶時慮及父母的意願本也無所厚非，然而，一個無情的事實卻是，充滿著濃厚封建倫理道德的母愛，客觀上束縛著和剝奪著青年自由選擇的基本權利，要求他們就範於舊的道德原則。他們明顯感到這兩種愛情之間的極不協調和互相抵觸，“怎麼愛情在我們看來是神聖的，純潔的，而他們卻看的這樣卑鄙汙濁”。他們努力在兩種愛情之間進行選擇，那態度不免幼稚卻真誠的讓人感佩。“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劉家的婚約，所以冒險回來看她老人家。因為情人的愛，所以寧願犧牲社會上的名譽，天倫的樂趣”，兩種愛情的衝突，“使我們精神上感到五馬分屍般的痛苦”，即使這種抉擇的痛苦得到稍微緩和，衝突暫時解除，作者所給予我們的，也隻是意誌的弱化與消融，這是令人失望卻又真實不過的選擇，《誤點》中的健之去見自己的情人，因返回家中，看到母親驚喜的神情時，便“深深感到母親的愛的偉大，這一刹那間母親的愛戰勝了情人的愛”。不過這的確也隻是“一刹那間”的平息，那種“五馬分屍般的”痛苦，是難以真正平息的，這種新與舊的內心衝突，是籠罩於“五四”青年靈魂中普遍的精神痛苦。鬱達夫《鶯蘿行》中的“我”因迫於“母親的含淚的規勸”，勉強與自己“不得不愛”的女人結合；廬隱的《海濱故人》中宗瑩為自己“始終要為父母犧牲”而痛苦，雲青則“為了父母的意見，寧願犧牲她一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