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黑黑的，伸手不見五指，王一生已經睡死，我卻還似乎耳邊人聲嚷動，眼前火把通明，山民們鐵了臉，掮著柴禾在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來想：不做俗人，哪兒會有這般樂趣？家破人亡，平了頭每日荷鋤，卻自有真人生在裏麵，識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太象人。倦意漸漸上來，就擁了幕布，沉沉睡去。
無須做更多的解釋，作者的表述已經很清楚了，生固然重要，但要超生而去悟道，才可算做真人生：才能活得象人，道理就是如此簡單，卻又如此難以透徹領悟。
在阿城的小說中，人的自主性已經相對減弱，切心理動機，行為方式，都從一個背景去做解釋：文化。文化約束了人，又解放了人，文化使原欲受到約束，卻又使人的努力有了堅實的信念。作家正是在文化氛圍的渲染中，來表現人的生命力量。在這裏，個體已經不再是簡單的人性傳聲筒，而是文化的化身，是特定文化生命符號。文化與生命在這裏互為依托。
2.文化附著於簡單而混沌的生命之上它因此成為一團深不可測的永恒之謎
尋根是一種文學瑚流，但在尋根作家之間，在表現方式上卻各不相同，這種不同使他們傳達出的文化信息也無法放置到個過濾鏡下加以提純，他們隻是在一個籠而統之的文化概念下集台，然後向各自的目標開掘。不過我們為了表述和歸納的需要，盡量擴大分類的標準，把具有一定相同性的作家放到一起，尋找異同，得出結論。
我發現，把韓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王安憶的《小鮑莊》放到一起，是可以尋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創作傾向的。
我首先發現，這三篇小說，無一例外地以一個兒童來引串龐雜紛亂的故事，《爸爸爸》中是丙崽，《透明的紅蘿卜》裏是黑孩，《小鮑莊》裏是撈渣。而這三個兒童又具有諸多方麵的相似性和共同點，當然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他們一律都是男性的，他們的出生和家庭都有一定的奇特性，他們和他們周圍的人都在一片精神蒙昧的狀態中生存著。他們的智商不等，但都較低，他們是整個小說故事線索的串引者和視角點，但都談不上是什麼主人公或典型人物，他們沒有多少心理活動和行為值得特別注意，但他們又是整個環境的中心和人物的聚焦點。
在韓少功的《爸爸爸》中，對這個特殊人的塑造和定性達到極致，小說開頭描寫丙崽的出生時，這樣寫道：
他生下來時，閉著眼睛睡了兩天兩夜，不吃不喝，一個死人相，把親人們嚇壞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聲來。
這無疑是個怪物，而作家就選擇了這樣一個人物來展開小說的情節。
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十歲左右的黑孩，是個受後娘虐待的孩子，他是怎樣一種情形呢？莫言這樣讓我們看到了他的最初模樣：
孩子赤著腳，光著脊背，穿一條又肥又長的白底帶綠條條的褲子，褲頭上染著一塊塊的汙漬，有的象青草的汁液，有的象幹結的鼻血。褲頭的下沿齊著膝蓋。孩子的小腿上布滿了閃亮的疤點。
王安憶的《小鮑莊》，哪個叫撈渣的男孩，又是怎樣的環境中出生的呢？王安憶通過他父親的心理活動和言語來描寫撈渣的出生。
不礙事，這是第七胎了，好比母雞下個蛋，不會礙事，他心想。早生三個月就好了，遠一季口糧全有了，他又想……
屋裏傳來呱呱的哭聲，他老三家裏的推門出來，嚷了一聲“是個小子！”
“小子好。”鮑二爺說，“就那樣”鮑彥山回答。
連續兩個表明無所謂的，習以為常的“就那樣”，以及一個帶有厭煩色彩的名字“撈渣”，已經使我們可以想見這個生命的未來命運。
對於作家們為何如此不約而同塑造自己的人物，有待後麵分析。“丙崽”、“黑孩”、“撈渣”，實在是中國文壇有史以來最為獨特、怪異、別致的人物形象。
這三個小男孩，要麼毫無靈性，純粹的傻瓜，如丙崽；要幺呆頭呆腦，不明世事，如黑孩；耍麼發育遲緩，“小臉黃巴巴的，一根頭毛也沒有，小鬼似的，”這是撈渣。就是這樣的三個人，成為作家的興趣中心和人物故事的聚焦點。丙崽生來隻會說兩個意義不明卻又分明有所暗示的詞：“爸爸爸”和“×媽媽”，黑孩通篇沒有說過一個字，但作家並不明確指出他是個啞巴，撈渣是情形最好的一個，但其言也極少，極平常。
他們三個人最終的命運結局也很奇特。丙崽被村寨裏的人當做祭品處死，最後如鬼魅般複活，攪得人心不安。撈渣在一場洪水為了父親而被淹死。黑孩昵，因偷拔蘿卜被人剝光衣服，赤條條地“鑽進了黃麻地，象一條魚兒遊進了大海，”去向不明。
當我把這三篇小說放到一起，把三個人物拿到一麵鏡下觀察時，又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的智力程度，參與水平，表現能力的大小差異，正好與這三篇小說在社會曆史環境和氣氛的明確或隱秘的程度成正比。《小鮑莊》是一篇曆史背景非常確定的小說，無疑是“文革”動亂期間的十年了，其中有狂熱的政治行為，虛假、荒唐的政治舉動（如莊上的文學作者與區縣記者三番五次的采訪與寫作），而撈渣呢？盡管先天不足，上學較晚，但畢竟還當過一回“三好學生”，最後也是為了一個“仁義”的舉動——為父親送煎餅而死。他的死引來一連串的讚歎，並有人為他樹了墓碑，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也有較為明確的社會曆史環境，但他並不把這種曆史的荒唐當做主題來描寫，他注重在這種環境中人對饑餓的恐慌，愛情的渴求以及由此引來的殘酷的暴力行為，小鐵匠與小石匠的決鬥，菜農對黑孩的懲罰即是例證。因此，黑孩的智力介於正常與畸形之間，他有豐富的內心活動，卻又始終一言不發，最後落了個赤條條的結局，他的奔跑是逃亡現狀還是奔向自由，是可憐可悲還是生命的張揚，乃至於他是死是話，作者不置可否。韓少功的《爸爸爸》幾乎找不到一絲曆史的影子，地域是蠻古的原始地帶，人是缺乏理智、熱情和觀念的人，他們的行為所遵循的，是不知從何而來的、稀奇古怪的，似乎來自冥冥之中的戒律，而不若王安憶“仁義”古訓一般明確。於是，他的黑孩就成了這個古怪信條的現身說法的外化符號，他毫無理智可言，整個一個非人形象，“爸爸爸”和“×媽媽”，與那些村人們所吟唱的“兮”來“兮”去的歌，難道還有什麼水平高下、理解難易之分嗎？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謎團。很明顯，丙崽、黑孩、撈渣的初始形象，代表了作家對於文化和生存的基本的共同理解，與他們的醜陋和齬齪相適應，小說中的生存環境布滿了醜惡、貧困、野蠻的氣氛。而他們三個人不盡相同的人生曆程及其發展狀況，又顯示了三位作家對文化、曆史、社會及人的不盡相同的理解與關注程度。王安憶的《小鮑莊》是一篇與現代曆史和社會桕貼較緊的小說。她寫了傳統文化觀念與現代政治運動之間在人們心理行為上衝突、融合而激起的幕幕悲劇與喜劇，而她意識中的傳統文化，也是曆史烙印十分明確的，作者歸之於“仁義”二字，小說中拾來與其二嬸的愛情婚姻曆程，子翠和文化子的相愛不得，都具有較為明確的道德，曆史評價尺度。拾來從對二嬸產生暖昧之情，到偷偷相愛，被以“仁義”為信條的族人的毒打，再到與二嬸結合，繼而，二嬸對他在情感態度上的急驟轉變，可以見出作者的明確用意。而小鮑莊的各種荒唐的、悲喜難明的活話劇，被鮑仁文和各地縣記者的各種歪曲撰寫，正是作者要在反諷中對“仁義”古訓和革命激情進行雙重挖苦。鮑仁文非要從鮑彥榮這位“老革命”的經曆探尋中尋找崇高意義，愣要從澇渣的死中尋找“光輝業績”的理由，不顧事實地把抬來的愛情悲喜劇當做一曲革命頌歌來寫，而其實最終本意不過是為了自己的創作欲、發表欲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在這種荒唐的行為中，又暗示著十分深刻的內涵。
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是要在現代曆史的背景上，展現人的原欲的潛在能量，黑孩自從參與打鐵後，身體變得壯實，小石匠和姑娘之間無法抑止的愛情，小鐵匠出於嫉妒與小石匠的決鬥，都是作者表現原故衝動的創作動機的具體表現。而黑孩最終形象的描述和塑造，又寄予了作者對生命之美的讚美之情。
韓少功則是走的最遠的尋根作家，曆史的影子無從尋找，社會的大環境幾乎完全斷裂，在一個封閉的狹小世界裏，他描繪了一幅古怪、荒誕、悲涼恐怖的人類世界。晦澀、凝重，粗俗、野蠻、荒誕不經，是這篇小說的主色調。他表現了生命的活力如何在那種特殊的文化氛圍中得以張揚，又如何被種種神秘傳說、習俗習慣和倫理規範所扼殺和淹沒。作者如此做，正是要在終極意義上來探討人的一種自覺意識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