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的線索描述和現象剖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反思文學隨著社會思潮的不斷更迭，隨著生活內容的不斷豐富複雜，人們的愛情觀、價值觀在不斷轉移中不斷充實，對人生的理解，對愛情的追索，對婚姻態度，在層次上不斷擴充，從單一的激情回到現實的複雜疆域中，也隻有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對人性的表現，才能更加真切地揭示出生命的歡欣、痛苦以及人性的本質和生活的鐵的規律的衝突、斷裂與融合。人的領域由此在作家筆下不斷擴充。生命的律動和起伏由此使人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這是當代中國文學破天荒的第一次。是人的真正自覺。
2、知青小說：生存價值的新思索。
“右派”和知青，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壇上的兩個特殊作家群，他們以各自的人生經曆和政治遭遇為背景，做真誠的反思和真實的表現，展現了自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曆史的風風雨雨。所不同的是，以無辜的政治罪名被趕出城市，勞改、下放到農村、農場的右派作家，注重於政治上的反思，解剖自己的心理曆程，而被狂熱的政治煽動而步入農村，在農民們敲鑼打鼓的熱情中走向“廣闊天地”的知青們，則在重新回到城市中後，對往日夢幻般的奇特經曆做寫實性的，富於詩意的回憶和描述。在早期的知青文學作品中，我們感受到的是那一代青年既沉重，又留戀的情感基調，他們在其中發出的人生歎喟，具有濃鬱的人性色彩和詩意般的留戀之情，盡管他們對“上山下鄉”對自己青春的荒費，命運的不幸遭際在理念上已經達到清醒的理性認識，但他們卻往往過濾了這一切，在回味表達自己對往日鄉村生活的懷念。在這方麵，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青平灣》，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昨夜有暴風雨》是最典型的作品。
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描寫了位由農村重返城市的青年，當他滿懷信心地回到自己所生長和熱愛的城市中，為之興奮、為之滿足的時候，突然感到一種失落，一種壓抑。首先是擁擠不堪，異常緊張的居住空間，使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局外人”，是一個被拋棄者，他滿懷熱情地回到城市，卻發現冷漠的城市並不十分歡迎自己。他感到惘然若失，並由此懷念起自己的鄉村生活，想起那片貧瘠，熱烈的土地。在城市的失落中，他重新審視了人生的價值，把那片“廣闊天地”視為自己的精神故鄉。在這種審視中，我們自然會對生存的價值做全新的思考。當他回到城市尋找童年之夢而被現實擊破時，似乎在失落的同時又找到了更多的東西。
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青平灣》，是一首詩意濃鬱充滿浪漫情調的抒情小說，主人公“我”顯然是在城市生活中回憶往日的生活，盡管作者沒有明確提示這一點。在“我”的眼裏，陝北農村無疑是貧困不堪的，在那片土地上從事勞動是艱苦的，從這一角度，應當說是“往日不堪回首”，但也許正是因為時間、地域的間隔，當我重新回憶這一切時，卻止不住內心的激動，對那裏的一草一木，男女老少充滿了眷戀之情，清平灣在物質生活上極端困苦，然而在感情上給予人的卻異常豐富充實。能拉會唱的“破老漢”，單純，天真的“留小兒”，清貧守寡的亮亮媽，還有那土窯洞、清平河、紅犍牛以及山丹丹、《信天遊》，這一切都成了“我”心靈中最美好的回憶。這種美好的情愫成了小說的主旋律，“我”止不住激動縱情讚美這一切。這裏，作者消隱所史的陰影，歲月的荒唐，變成為一首純淨無瑕的抒情詩。作者雖沒有把它同城市生活相比照，但把筆力用於讚美那片貧瘠的土地，卻顯示出一種對美好的人性的向往和懷戀。一種人性的複蘇和覺醒。
梁曉聲則以激情飽滿的筆調，記述了那充實的“暴風雪”之夜。在城市的生活環境中，抒發自己對那片“神奇土地”的熱愛之情。
早期的知青文學，其反思的情感基調不能說是冷峻的。但作家人性的覺醒，生命力的讚美，生存價值的探尋，卻是極其真誠的，他們在失去曆史感和深沉思索的同時，獲得了也許是最為終極的意義。從這點上講，我們依然應對這些真誠的文學，致以應有的敬意。
3、人性的刻意張揚
之所以使用“刻意”一詞，是因為我們以下所要分析的對象，在諸多方麵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和疏漏，在真實性、感人性上不能得到嚴格的推敲。我們已經看到，早期的知青文學對人生經曆的描寫和現實命運的思索缺乏冷峻的曆史眼光，不能說是一種超越，而更多的是種疏漏。但從中我們可以窺視到，對純粹人性的欲求和張揚，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國作家中具有普遍性的創作傾向。把它們結合起來，又可透視出中國文學的希望和值得首肯的追求目標。這就是人性的複歸，生命的複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離離原上草》（張笑天），《女俘》（汪雷），《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劉亞洲）等作品中得到啟示。
從表麵上看，這是三篇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也有不少論者從軍事文學的角度分析了它們對以往同類小說的突破以及因此造成的得失。但我卻以為，軍人身份，戰爭環境，其實是作家們有意虛托的環境背景，作家真正的用意，是人性的張揚，借助戰爭的炮火硝煙，敵對雙方的階級仇恨，作家們表現了人性的巨大力量和情感要求的不可扼止。它們可以被視為是戰爭文學的新型態，但顯然又絕不是題材所能完全設定和涵蓋的。它們不約而同地試圖超越曆史。
張笑天的《離離原上草》，描寫申公秋在戰爭時期做為負傷的國民黨軍官，在解放後的政活運動中做為“走資派”，先後兩次與一位農村婦女產生的神奇的感情。在革命戰爭中，身為國民黨軍官的申公秋，牢記著“政治是不講良心與道德的，猶如軍人不講友愛與憐憫”的堅定信念，為國民黨盡忠盡力，當他負傷後從戰場逃亡，流落到鳳凰莊時，被一位農村少婦杜玉鳳收留，從觀念上熱愛共產黨的杜玉鳳，明知申是一個罪惡的敵人，卻又無法製止人道主義的同情之心。盡管她態度生硬，語氣堅定，卻在行為上為申的養傷、吃住提供帶有冒大風險的關懷幫助，這使得“從不相信世上有好人”，情感、性格一向冷酷無情的申公秋大為感動，第一次嚐到了人性的溫暖。而在建國後的政治運動中，當申公秋做為曆史罪人再次來到鳳凰莊時，又一次得到了杜玉鳳無微不至的關懷。而在這兩次經曆中，另位女性，一位堅定不移的接共產黨女軍人蘇岩，卻扮演了另一種角色，她從黨的立場，戰爭的需要出發，先是將申公秋做為逃亡的國民黨軍官活捉，並向他射出仇恨的子彈，而這顆子彈卻射到了杜玉風的腿上，繼而，她又在落為“走資派”後，同一起落難的鳳凰莊的申公秋堅決劃清界線。保持自己做為共產黨人的風骨。而最終，杜玉鳳這位普普通通的農村婦女為了保護申和蘇兩位落難者及他（她）們的家庭，而坐牢死去。蘇岩由此受到感化，在人性的高度與申公秋融合，並執意收養孤獨淒清的申公秋安度晚年。蘇岩當年開槍射擊申公秋而落住杜玉鳳身上的子彈，成了人性和良心的象征物，蘇岩最終把這顆子彈交給申公秋，其用意，在於“為了讓這殘酷的子彈永遠隻擊斃過去的記憶，不要在未來的生活裏複活”。作家最終的結論是“人啊，一撇一捺的人，真正做起來，何等的不易易！”這部留有過多的杜撰痕跡的小說想要傳達的是個簡單的道理，就是人與人之間超越一切、階級、政治的親愛之情，作者不惜犧牲故事情節應有的可信性，來傳達這一強烈的，也過於簡單的美好願望。為了頌揚人性良心和善良，小說抹去了或簡單地處理了戰爭、敵對階級差異、政治立場等社會的、曆史的內涵，這篇小說在當時的讀者中和評論界引起廣泛的爭鳴，其中不足、偏頗是今天一望可知的，不過，它做為極端的例證，顯示了當代作家的人生思考和人性追求。它以不甚成熟的形式唱了一首人性的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