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人物與景物 1.《古刑場：從於謙，袁崇煥到譚嗣同》
漫步西四，已看不見高聳的牌樓了。自從這標誌性建築被拆掉之後，西四牌樓便簡稱為西四。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處決死囚、或殺或剮的刑場。“西四牌樓者，乃曆朝行刑之地，所謂戮人於市者也。”（楊士聰《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樓，很見過些腥風血雨的。昔日曾專門豎立一根比牌樓還要高的木杆，懸掛被割下的頭顱示眾。在那個時代，殺人是一種儀式，很有些熱鬧可看：轔轔作響的囚車，枷鎖鐐銬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陣揮舞鬼頭大刀的劊子手（故意露出胸毛）……“醜陋的中國人”，愛看熱鬧，首先是從看殺人開始的——他們不僅迷戀生活，對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樣也充滿了興趣。
西四牌樓，見證過許多大快人心的時刻，譬如淩遲處死武宗時權宦劉瑾，“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但不能否認，也製造過一係列千古慘痛的冤假錯案。
漫步這矗立著廣告牌、紅綠燈、交通崗亭的十字路口，我首先想起了兩個人：於謙和袁崇煥。這兩位北京城古老的保護神，都曾以血肉之軀抗拒侵襲。悲哀的是，他們未能如願以償陣亡沙場，不約而同地死於自己拋灑血汗所捍衛的城市，死於被保護者的刀斧之下，上演了一幕幕的親者痛、仇者快的漫長悲劇。於謙與袁崇煥並不是開始——嶽飛的風波亭，可比西四牌樓早得多了。當然，他們血染鬧市，並不代表悲劇的結束。
史學家說：崇禎殺袁崇煥，等於“自毀長城”。建長城很難，毀長城則很容易。毀長城無異於自殺——尤其當你拆除的是“血肉築成的長城”，是良將與忠臣，就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這不是在挖自家的牆腳嗎？帶來的危機要嚴重得多，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首先從精神上開始垮掉了。
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樓，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屬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鬧市區行刑問斬，便於示眾。
想起於謙與袁崇煥，再查找西四那消失的牌樓——我看見了風波亭的倒影。
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騎兵在土木堡（今官廳水庫地區）大敗明軍，俘虜了禦駕親征的英宗（北宋欽、徽二帝的替身）。後以英宗為人質，兵臨北京城下，逼迫守軍開門迎接“聖駕”。群龍無首，明之朝臣人心渙散，甚至主張避敵逃亡，遷都南京。兵部侍郎於謙挺身而出：“京師天下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並且拔刀出鞘：“倡議南遷者，當斬首！”他說服了皇太後，勸請英宗弟弟朱祁鈺繼皇帝位（即代宗），遙尊落入敵手的英宗為太上皇。此舉迫使瓦剌部死了挾持英宗騙占北京城這條心。
於謙升任兵部尚書，不甘困守，大力主戰，列陣於九門之外。他還親自披甲持刀，一馬當先衝出德勝門，與圍城者拚殺，並且指揮炮火擊斃數位敵酋。城關一帶的老百姓見這位父母官親臨前線，深受鼓舞，再不願躲在地窖裏了，爭相爬上屋頂，揭瓦片投擲慌不擇路的敵騎。
連婦女兒童也臨時組織成拉拉隊，齊聲呐喊助威……從草原襲來的騎士們哪見過這陣勢，頓時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雖然北京衛戍部隊剛剛有數十萬兵馬覆滅於土木堡，但於謙集結餘勇，兼而發動群眾，硬是將瓦剌騎兵趕出塞外。在那段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裏，京師的軍民確實把這位臨陣不亂的“總司令”當作主心骨，甚至視為保護神。於謙救過北京城、救過明王朝一命。
英宗朱祁鎮成了“多餘的人”，被瓦剌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別墅（南宮）裏頤養天年。他這人打仗不靈，搞政變卻很有一套，於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危的代宗趕下台（降為成王），奪回了令其念念不忘的龍椅，改元天順。
“南宮複辟”後，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有北京保衛戰之功勳的於謙卻麵臨滅頂之災。英宗挺記仇的。他記住了自己被挾持為人質立於城下時，是於謙拒開城門的；也正是這個於謙，扶助朱祁鈺為新主，而使自己人走茶涼。新賬老賬一起算，捏造了於謙“意欲迎立外藩”的“謀逆罪”，於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操刀問斬。“公被刑之日，陰霾翳天，京郊婦孺，無不灑泣。”仿佛老天爺也在替於謙鳴不平。至於劫後餘生的京城百姓，更感激其救助恩情，夾道哭送。那是北京淚水流得最多的一個日子——估計皇帝駕崩，亦不過如此吧。更重要的：這淚水皆是自發地流出的，是一場心雨。甚至還有人自遠郊趕赴西市，僅僅為了最後看於謙一眼，僅僅為了哭一場。他們冒險在刑場灑祭酒，燒紙錢，大放悲聲。
不知道於謙看見這“行路嗟歎、天下冤之”的場麵是什麼心情。他是否也哭了？為百姓哭，為自己哭，還是為昏庸的皇帝哭？哭吧哭吧，哭出來舒服一些。代替嶽飛哭，代替文天祥哭，代替方孝孺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