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之後，進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鬱達夫、沈從文、葉聖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當然，我大多以作家為例據——因為文學有時比其它藝術門類或文化形式更具代表性。另外我還偏頗地認為：20世紀上半葉最能體現地域特色的北京本土作家（或稱京味作家），隻有老舍一人。他是20世紀為北京城特意樹立的一座文學紀念碑。他無法模擬的文風恰似梁實秋對北京傳統小吃豆汁的形容：“北平城裏人沒有不嗜豆汁者……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養成喝豆汁的習慣。能渴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外省文人寫北京，即使適應能力再強，也會讓人聽出一絲弦外之音——怎麼寫都隱隱約約有一種鄉愁的味道，這是命中注定的東西，無法徹底擺脫。最典型的是周作人的《故鄉的野菜》：“目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鬱達夫《故都的秋》也是一例。北京在他們感覺中多多少少帶有一絲秋意——莫非他們青春的根本尚遺留在外省？秋意與鄉愁的滋味是最契合的。
今天晚上，我形單影隻地坐守於景山東街老北京大學的一所舊宿舍，由北京大學展開聯想，寫下了這篇文章。我從外省來北京不是求學的，我說過自己無緣成為北京大學的門生——這並不排除我對它懷有初戀般的感情。說得更博大一點，北京本身就是一所大學，我的大學——一所高爾基式的社會大學。整座城市都是露天的校園，露天的課堂。我在這所大學裏已經快二十年了，這篇文章權當我的畢業論文。一篇詩化的論文。我用它來強調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可能置身其中的那支橫穿整個世紀的漫長的隊伍。外省學生在北京，外省文人在北京——北京本身就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外省青年。一代新青年們老了，又一代新青年來報到了。我應該算是最新的一個青年。北京的文人應該永遠懷念“五四”精神。那精神是這座古城在20世紀的青春。
當代的北京大學座落於海澱的中關村附近，占地麵積開闊，層樓疊幛，金漆彩繪，畫棟雕梁，林木狹疏，更加上人潮如織，書聲琅琅，與景山東街破落蕭瑟的舊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我覺得，北大的靈魂全在於有未名湖——這是畫龍點睛之筆，箐箐校園，莘莘學子，在水一方，便獲得了生命本質的倚仗與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邊的物性人情一向顯得滋潤瀟灑。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燈黃卷的苦讀生涯亦能洋溢遊牧的情調。我每去北大，必要圍繞未名湖步行一遍，以眼神斟酌波光塔影，也算代表某種對時空的緬懷與瞻仰。這與本世紀的中國共同經曆了風雨洗禮的高等學府（或可戲稱皇家學院），忠實記錄著無數代新青年的夢想與光榮。
帶有中國封建社會鮮明特征的科學製度是1905年廢除的——知識與教育的一個舊時代從此結束了。據《北京史》記載：“清末民初時期，北京還設立了若幹高等學校和中等專門學校（其中有的是從北京大學分立出來的），像師範大學、工業專門學堂、醫學專門學堂，以及京師法政大學堂（由任學館和進士館改組）、法律學堂、測繪學堂、藝徒學堂、俄文鐵路學堂、巡警學堂、貴胄學堂（朝廷為王公貴族子弟進行軍事教育而設）等等。”該書是這樣總結的，“北京過去是國內封建文化教育的中心，經過學校與科舉之爭，亦即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在文化教育上的鬥爭，到二十世紀初年，北京又迅速成為全國資產階級高等教育的中心，同時也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這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首先在北京發動的客觀條件之一……”
清華與北大齊名，但它創辦的原因及過程又較為特殊。它是美國國會以“中美親善”的名義，提議在北京興辦一所不是由傳教士出麵主持、但目的在於培養與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的清華學校，經費來源是被退還的庚子賠款——被美國認為是“控製中國的發展，使用從知識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最圓滿與最巧妙的方式”。創辦時間大約是1907至1908年之間。
當時的清華學製是八年，夠漫長的。譬如梁實秋是1915年入校，1923年畢業赴美，他在《清華八年》一文中回憶：“清華學校在那時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學校的創立乃是由1908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決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於教育用途，意識是好的但是帶有深刻的國恥的意味。所以這學校的學製特殊，事實上是留美預備學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長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照各省分擔的庚子賠款的比例分配。”所以清華也成為外省學生占最大比例的一所大學，它向各省市學生慷慨地敞開北京的大門——這扇校門又相當於國門，走進清華就等於八年後即可出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