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京華煙雲 6.《北大與清華》
辛亥革命以後，清政府於1898年維新運動時期設立又於1905年停廢的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續辦。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長，標誌著新教育體製在這古老的封建國度裏的推行。這對中國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以北京作為策略地，起著至關重要的鋪墊。
我查閱有關史料，發現了一個被忽略的細節：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為孫中山派遣的專使，代表南方革命勢力規勸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凱表麵上以隆重的禮節歡迎，內心卻根本不願被調離北京這個封建老巢，秘密策劃了一次大規模的兵變——亂兵們四處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專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搶掠一空，專使們被迫到使館區避難。這導致了參議院隻得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並決議遷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來北京的心情，與他幾年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樣是在1917年，陳獨秀、李大釗等被聘請到北京大學。在此之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是否可以這麼認為：新青年們開始移師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大學集結著一批最精銳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沒。正因為他提出“兼容並包”的方針，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製度和教學內容，大批吸收了各種思想觀念的師資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鴻銘、林紓為主的宣揚國故舊派，又有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主張變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園之中，針鋒相對，通過授課、演講及辯論等方式進行著白熱化的思想鬥爭，進而影響著青年學生、廣大知識分子甚至整個中國思想界。據史料記載：1918年統計北京大學教員總數達217人（內含教授90人），學生總數1980人（內含研究生148人），在當時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所以它容納著那個時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難怪有人說：在“五四”運動以前，北京大學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可見北京新青年們思想的先鋒，已比1919年5月4日的遊行隊伍提前出發了——兩者是一脈相承的。
當時的北京大學校園座落在景山東街馬神廟，處於北京城區的中心地帶，多少年以後才改遷到西北角的海澱區。七十年以後，我作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這片舊校址尋找到棲身之處——今已改作文化部辦公院及宿舍區。分給我的單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學的所謂西齋（據張中行老人說此乃牌號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鬥室隻容一床一桌一書櫥，轉身都困難。一出門就踏上了橫貫東西的五四大街（不知這條街道的原名）。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見老北京大學的紅樓（今文物出版社院內）。紅樓本身就是一個沉甸甸的文物，證明著一段輝煌的曆史，同時也是諸多文化名流的見證。想當年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等等，都曾經穿著灰布長衫、圍著白圍巾在紅樓裏出入呢？紅樓這個名稱，永遠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紅樓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曹雪芹夢見的，另一個則從屬於現實——即老北京大學的紅樓，簡直稱得上世紀初的一座文化堡壘，它對曆史的影響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樓閣遜色。
這裏還曾經有一位偉大的過客。1918年9月，湖南書生毛潤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一間民房裏（由於留法預備班設在北大）。他還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經常和李大釗、鄧中夏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半年後他就告別了北京，把這段青春的經曆留存於記憶：“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窮苦的，可是另一方麵這座古代都城的美，對於我可算是一種補償。”（見李銳《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這是他對北京最初的讚美。他恐怕也不曾預測到：再見北京已是1949年，不過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門的城樓上——也是這座美麗的古代都城最尊貴的位置。他主持了開國大典。北京從此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我印象中周樹人改名魯迅，從紹興變賣了了古宅舉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學執教，講授過哪些課程，我無法查考了。我隻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體剛健的小楷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一係列作品。這一係列代表這位大學大師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樣震撼了那個時代。
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恰巧有個叫徐誌摩的人。據梁實秋介紹：徐誌摩在二十歲的時候與張幼儀女士結婚於浙江硤石，翌年入北京大學。在北大讀了兩年書，又於1918年到美國入克拉克大學社會學係。有趣的是，十年以後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為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長，勸寓居上海的誌摩去北平換換空氣。我舉這個例子僅為了說明：那個時代北大的師生，人才濟濟，甚至無名學生中也會湧現未來的英才。我與其關注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前後的那段曆史，莫如說在關注那個時代的思想與文化——或者說在關注那個時代。那是一個文化精英輩出的時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國各地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吸引到北京這座城市。從20世紀初到世紀末，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文化中心——構成對外省文人最大的誘惑。
我作為一位南方文人移居北京，我卻要努力研究20世紀外省文人在北京的文化現象與社會現象。我知道，我是他們中的一員（否則我不至於對這個課題情有獨鍾），我又是世紀末的遲到者。沒有別的辦法，我隻能按時間順序來劃分外省文人在北京的群落。掀開中國現代史的第一頁——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的那個時代，他們當之無愧為20世紀進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們置身的是剛剛推翻了帝製、剛剛結束了數千年封建時期的新時代，他們進入的是一座沒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學”為文化旗幟、但又在背影裏隱約拖著傳統的辮子的古都。所以他們不得不以遠道而來的鬥士形象出現，在血氣方剛的壯烈搏擊又不乏浪漫的遊俠作風。他們先聲奪人地占領這個國家文明斷層的上風和世紀更替的關卡，20世紀一代代外省文人湧進北京的灘頭陣地——是他們最先構築的。或者說，他們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