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時為北洋政府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員，後改任教育部僉事兼第一科科長，專門負責圖書館、博物館的管理事務。應該說專業還挺“對口”的。他除了對中國曆史博物館等之建立有汗馬功勞，及為頭發胡同的通俗圖書館捐贈個人藏書，還花了大力氣促成京師圖書館的改組、搬遷、建立分館、健全借閱製度、拓寬使用功能。“這些事務性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時間，卻為他借閱圖書，繼續完成《唐宋傳奇集》的纂集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在苦悶和沉鬱之中，南京清涼山下的江南圖書館曾經給過他幾許安慰，而今的京師圖書館更是他聊以慰藉苦悶心靈的最後家園……他把這些畫譜、雜記、詩話、史典，以及收藏它們的散發著陳舊氣息的圖書館譬作一座古代的荒塚，將自己掩埋，以免自己抬起頭來便會聽見外麵令人厭惡的嘈雜的塵囂。”（鈕岱峰語）看來北京的圖書館，曾經是這位未來的鬥士蟄伏時期的“避難所”或避風港。
似乎應該提一提北京大學圖書館。“五四”運動前後，館址在沙灘紅樓內（今五四大街29號），主任是李大釗。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紅樓講學，下課後常去圖書館主任室找李大釗談今說古。1918年，有個叫毛澤東的新青年，從湖南來，穿著灰布長衫，頻頻進出北大圖書館，在擔任助理管理員期間，不僅博覽群書，而且孕育了最初的思想——就像卡爾?馬克思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構思出《資本論》一樣。幾十年後，他微笑著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來，讀書、寫詩、批閱文件。據傳說，北京圖書館還專門為他辦過一張特殊的借書證。
新中國成立後，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接待了無數讀者，對幾代人的成長產生過非同小可的影響。可由於麵積有限、設備陳舊，加上置身於鬧市，很難拓展，因而顯得較局促。大約在1975年，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批準了北京圖書館擴建方案，作出“原址保留不動，在城外找一個地方，解決一勞永逸的問題”的決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書記處討論圖書館工作的同時，討論了北京圖書館新館建設，決定按原來周總理批準的方案，列入國家計劃，由北京市負責籌建，並作為國家重點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門外白石橋新址舉行了隆重的新館奠基典禮，現已落成。”（引自史樹青《北京圖書館新址考略》一文）
在我印象中，北京至少擁有兩座頗具王者之氣的宮殿。其一眾所周知，乃皇帝們住過的紫禁城（又叫故宮）；其二則是位於白石橋的北京圖書館（現稱作國家圖書館）。在讀書人心目中，遍搜天下籍典的巍巍北圖，堪稱精神上的朝廷，踏進其門檻真恨不得焚香淨手，頂禮膜拜。一朝天子一朝臣，紫禁城最繁華的時候，也不過駐紮著文武百官、嬪妃三千，而今皆被雨打風吹去。而堪稱中國一號的北京圖書館藏書之豐、讀者之廣，足以倚仗半壁江山，雄峙九州方圓。
多少年了，有多少卷牘泛黃的古籍藏在深宮人未識，又有多少才子與名流曾經在圖書館的翹簷下進進出出？這已然和曆史一樣，浩如煙海了。圖書館是書的別墅，使書享受到貴族的待遇。而讀者則是永遠的香客，永遠的朝拜者。北京圖書館喬遷白石橋，坐北朝南，層樓疊嶂，水磨石牆麵，綠琉璃瓦，落地玻璃門窗，就建築風格而言，是古典與現代的完美結合。至於它的前身、它的淵源，則如老樹虯枝，盤根錯節。於是，我想到了寫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