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帝製早已被取締的時代，無緣親眼目睹天子祭祀時的盛況，隻能根據別人的描述而加以想象。《大清會典》記載：“凡祭祀之機，歲春祈秋報，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後土句龍氏、後稷氏配。”鄭連章先生形象地勾勒了清代祭祀的禮儀：“皇帝身穿祭服，日出前四刻乘禮輿出宮，由內大臣和侍衛前引後扈至太和門階下降輿，再改乘金輦去社稷壇，當出午門時要鳴鍾，並設法駕鹵簿為前導，導迎鼓吹設而不作，由闕右門進至壇的外垣牆北門外神路右側降替。這時讚引太常卿二人恭導皇帝步行入北門的右門，進入戟門內幄次，皇帝盥洗畢，再由‘導引官導上（指皇帝）由拜殿右門出，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至禦拜位，內讚奏就位，上就位’，就開始正式進行祭祀活動。祭祀時要舉行毛迎神，讀祝文、上祭品、奏樂、獻舞、上香、跪拜、讀圭、出圭、送神、捧帛饌各詣晉位等一套繁瑣的禮儀，都要嚴格按照儀式的程序和會典的禮儀製度進行安排。封建帝王對於社稷壇的建築設計有著嚴格的思想要求，最主要是要表現‘社’和‘稷’的崇高神聖以及皇帝與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從社稷壇建築藝術所產生的效果看，無論是總體的平麵布局和空間組合或單體的建築裝飾都是非常成功的。”
這一整套繁文縟節，別說讓咱們身體力行了，即使站在旁邊看一回（幸好我看的尚且隻是文字），也覺得眼花繚亂。當皇帝縱然令世人羨慕，其實也不容易，今天祭這個神，明天拜那座廟，東奔西走，一點不敢馬虎。夠累的!老百姓怕當官的，當官的怕皇帝，而皇帝本人，原來也有他怕的東西（說白了不就是老天爺嘛）。真正是一物降一物。
不過，幸虧還有這五壇八廟能鎮得住皇帝，否則他還不無法無天了？還不成大鬧天宮的孫猴子？自陳勝吳廣以來，百姓造反（俗稱“農民起義”），就是為了管一管大大小小的昏君或暴君，就是為了讓皇帝知道什麼叫做害怕。尤其明末，李自成率領一群泥腿子闖進紫禁城，崇禎知道去祭社稷壇（臨時抱佛腳？）也沒用了，隻好一口氣逃到景山上吊了。如果不懂得籠絡人心，光靠拜天地、祭社稷也是沒用的，偌大的江山照樣會丟掉的。
五色土啊五色土，都是血染的、淚洗的、汗浸的、火燒的、霜打的。社稷壇是天地之間的煉丹爐，使古老的神話在不同的火候下體現出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命運。我從中發現：土地猶如樹木，有著自身的年輪，乃至自身的規律。
社稷壇改作公園後，平民化的茶館（老舍寫過），隨即搬進去了，搶占這塊風水寶地。生意果然很好。看來在天子腳下，賣大碗茶都能發財。春明館、長美軒、柏斯馨這三個茶鋪，成為中山公園“最熱鬧的所在”。在皇帝祭社稷的地方喝茶、聊天、看風景，何其逍遙？謝興堯認為：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哪個不深刻地懷念中山公園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園的茶座作他們業餘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樂園。謝興堯對中山公園的茶座情有獨鍾，還因為有許多周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告訴他：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中山公園茶館的老板真有福，白撿了一條這麼精彩的廣告詞。
不僅有茶館搬進了中山公園，連1900年清政府為被打死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所立的石牌坊也搬家了，由東單總布胡同西口移至中山公園內。這是1919年的一大舉動。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結束，德國戰敗，中國恰恰屬於戰勝國聯盟，因而再也不怕德國鬼子了。不僅將石牌坊換了個地方擺，而且頗得意地將其更名為“公理戰勝”坊，以洗刷舊時蒙受的恥辱。新中國成立後，再次將此坊改稱“保衛和平”坊（郭沫若題字）。這座三間四柱三樓、全部以漢白玉石為材料的廡殿式牌坊，至今仍是中山公園內一道特殊的風景。它忠實地記載著中國近百年來的衰亡與複興。我每逛中山公園，必看此牌坊，而且必定會由衷地舒一口氣。
我想，供奉著祖傳的五色土的社稷壇，同樣也舒一口氣。我聽見了泱泱國土的一聲歎息。
與天地神聖的社稷壇相比，太廟的人間煙火味恐怕更濃一些。它是皇帝的家廟，裏麵供奉著皇族祖先的牌位。然而皇家的祠堂，蓋得可豪華了，比民間的廟宇更顯尊貴。明清兩代，皇帝的家譜或許並沒有多厚，卻是跟中國近600年來的曆史混淆在一起的。在紫禁城裏住過的皇帝，前前後後共有24位（沒算上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作為舊中國的“首席執行官”，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影響這個國家的盛衰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