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193號墓（1986年發掘），形製獨特，規模超群，墓室四角有四條墓道，二層台四壁立有山字形漆盾牌。商周時期凡有墓道者，必為貴族墓；看來這擁有四條墓道的墓主，絕非等閑之輩。此墓曾被盜，但盜墓賊慌亂中仍遺漏青銅禮器3件，青銅兵器、車馬器、工具、骨角器、蚌器、玉器、漆器、貨貝等200多件。僅此就足以推測墓主之富貴。、二禮器，前者雙獸首耳，銜環，下腹部有獸頭形鼻，全身各部位分別裝飾圓形渦紋、凸弦紋及凹弦紋；後者鼓腹分襠，四柱足，鳥紋與蟬紋參差分布。二器蓋內及口沿處，皆鑄有內容相同的銘文（俗稱“對銘”）43字，在當時算是“長篇大論”了。銘文以“王曰太保”開頭，很明顯是周王對太保（召公）的直接評價，而且以表揚為主。“這和過去發現的銘文為‘侯……’為首的語句相比，顯然在等級上又高了一層，因此，它的研究價值與解決史實的份量，也就舉足輕重了。難怪一些行家裏手，見到此二器的銘文後，都為之一驚。”（雷少雨語）銘文中尚有“命克侯於”句，足以判斷墓主是一位名叫“克”的燕侯。有人認為克正是召公的大兒子，受封為第一代燕侯。這周初燕國的“首席執行官”，在地下長眠3000年之後，終於“挺身而出”，以證明琉璃河確為燕都的所在地；同時也把青銅時代的北京，像特寫鏡頭一般，一下子拉近並放大在我輩的視野裏。
燕國安在？燕都安在？燕侯安在？長期折磨著考古學家的一係列問號，終於解開了。依靠的是青銅器的幫助。
根據黃仁宇的觀點：殷商之人可視作“商民族”，因為他們壟斷冶製青銅的技術，采取集中生產的方式由國家監督，鑄造出的青銅器皿非兵器即祭器，因而不僅在軍事上占優勢，還保持著宗教上的向心力，使其他民族望塵莫及，隻好臣服。這我相信。一貫把歡樂建立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上的商紂王，不是還發明了炮烙之刑嗎？那殘酷的刑具（用炭火燒紅銅柱以炙烤囚犯），該算是特殊的青銅器吧？武王伐紂，屬於“逼上梁山”之舉，若反抗得稍遲點，恐怕自身亦成“炮灰”。周王朝的建立，無形中倒促成了原始的北京城（燕國的都邑）之誕生……根據發掘琉璃河燕都故址所得出的結論，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武王伐紂那一年）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說商周改朝換代之日，北京的建城史拉開了序幕。首先登場（“搶鏡頭”）的，是西周的權臣召公，和他的大兒子（第一代燕侯）。他們是北京曆史上最古老的“男主角”。
黃仁宇還認為周的青銅技術不及於商：“從出土實物看來，自周代商之後，青銅的製造設計大不如前。”周王朝鑄青銅器稍顯粗糙與生疏，卻出色地創造了改變中國麵貌的封建製度，尤其擅長將封建與宗法關係結為一體：“每個諸侯的疆域內，必有宗廟，它成為地區上神聖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眾供奉，保持著一種準親屬的關係（所以時至今日，很多中國人的姓氏，源出於當時部落國家的名號）。在領域內不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襲，即主持國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係所把持，他們在周朝成立時，即各在領地內擁有地產。他們也兼有軍事領導權。在周朝的前期，世襲的武士兼統治階層，與一般人眾有別。”（引自《中國大曆史》一書）琉璃河的古燕都，一定也投映著那初始締造的封建製度的倒影。我在那一片廢墟之中，尋找著當時的宮殿、宗廟、兵營、廣場或手工業作坊的痕跡。
井然有序的西周在公元前771年被北方遊牧民族（戎人）摧毀，隨後出現的是混亂不堪的東周。看一遍《東周列國誌》就全明白了。經過了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和戰國時期（軍閥混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中國。他隻保留了嫡係部隊的軍事裝備，而將其餘六國的青銅兵器全部收繳，熔鑄成12尊金人（青銅的巨人），擱置在皇宮周圍“站崗放哨”。這簡直是一個象征性的儀式：青銅時代，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封建時代，結束了!秦始皇領導著的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難怪不願做亡國奴的燕太子丹與刺客荊軻，會把秦王政視為大獨裁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