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陸遊有一首《食粥詩》，更將粥與長生法聯係起來。“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隻將食粥致神仙。”其實，這也是陸遊的自勉罷了。因為在中國，凡貧困家庭，大都離不開粥。粥總是和糧食匱乏聯係著的，一位偉人說過的“忙時吃幹，閑時吃稀，幹稀搭配”的“稀”，也就是粥。從這首詩裏，看到清寒文人於困頓中的超脫，於窘迫中的豁達。他們筆下的粥，就不僅僅裹腹了。
蘇東坡“半夜不眠聽粥鼓”的詩句，出自《大風留金山兩日》這首詩。這是他在朝廷的傾軋中，被排擠出來，放浪江湖，跌落到生活底層，飽嚐艱辛之後，才體會到這種餓肚子時聆聽粥鼓的親切感情的。大凡太快活，太優裕，經常酒足飯飽，聲色犬馬，桑拿按摩，三陪服務的作家，是不容易體會饑餓、貧窮的真切滋味的。蘇軾另一首求粥的詩，更是坦蕩無遮，一副窮文人的本色了：“豈如江頭千頃雪，茅簷出沒晨炊孤。地碓舂米光似玉，沙瓶煮粥軟如酥。老我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杖君家去。”這時候的蘇東坡，已經是一謫二貶，落拓不羈的文人，聞粥而去的浪漫情，多少是他在身處困境中的精神寄托了。假如有大款請客，小秘作陪，東坡先生怕就唱不出“大江東去”了。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什麼人能跟什麼人相通，來往，交際，接近，是有其規律的。看《水滸傳》，便知道凡讚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好漢，才聚齊到梁山泊；淡茶一盞，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談詩論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們的集會；而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籌交錯，水陸紛陳，不消說，在座的便是些《三言二拍》裏官佐商賈，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飲食男女之流；若是聽到抬轎吹拍之聲，捧場喝彩之詞，老爺偉大，長官英明，上司正確，仕途光明，便知是《官場現形記》裏的盛會。彼此同為肉食者，脾性能接近；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清易相通。在官員那裏落座的，保險不會有一位喝粥的文人。
舊時文人，很提倡甘於清苦的精神，在《顏氏家訓》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說他“有疏親故屬”，凡“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隻有自己饑餓過，才能體會別人饑餓的痛苦，裴子野與眾親友一齊捧碗啜粥，那是充滿了人情味的溫馨場麵。同樣，從鄭板橋《家書》看到，給他弟弟的信裏說“十冬臘月，凡乞討者登門，務餉以熱粥，並佐以醃薑”。也可知隻有自己清寒過，才能了解別人清寒的窘境。中國文人與粥，這種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於他們自身的貧苦體驗而來。正因如此，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裏，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間的疾苦。
由此看來，若曹雪芹一直過著“鍾鳴鼎食”、“錦衣飫食”的生活，未必會寫出《紅樓夢》來。他的文友敦誠、敦敏兄弟，在詩中說到他貧居北京西山時的窘迫景況，“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使我們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於他家境沒落以後，處在生活貧窮線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滄桑，時事的艱窘，仕途的險惡，命運的坎坷吧？
敦誠的詩，自然有詩人的誇張成份。曹雪芹那時的確生計艱難，但尚可以到小鋪去賒二兩酒，看來，還不到隻能以粥裹腹，舍此別無其他的地步。因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甚至堅硬的粥，多費上幾文。何況中國人喝酒，最起碼要一碟花生米吧，連斯文掃地的孔乙己，還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鄭板橋自敘的“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頓無下頓的七品縣令嘛？要餓得兩眼發青，曹雪芹寫不出《紅樓夢》鄭板橋也畫不出墨竹了。然而，他們過著的是當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當無疑問。在物質水平上，與大多數人相同，因此在認知上，更接近勞苦大眾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著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裏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飽嗝，從無饑餓之苦，窮困之痛，也就難以與喝粥的中國大多數人共鳴，便一點不奇怪了。
中國舊時文人，由於喝粥的結果，多半喝出一個淡泊的精神世界，實在是值得後人景仰的。他們或堅貞自守，或安貧樂道，或充實自信，或知足不爭，但在他們的筆下，卻總是程度不同地要發出對社會，對民眾，對國家，對世界的真實反響。有的，哪怕為之付出生命，也要說出大多數人想說的話，這就是喝粥文人與大多數喝粥普通人的心靈感應了。
文學，要都是風花雪月，虛無縹緲，沒有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恐怕也夠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