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0.地瓜
郭風
在福州烏石山上有一祠,曰先薯祠,已毀。一九八七年十月間曾陪同菲律賓華人作家遊烏石山,隻見有一亭,曰念薯亭。這是我特地為客人安排的一個旅遊點。現在我國南方諸地區,特別是沿海兵陵地帶,均為黃土旱地,宜種地瓜,即番薯(甘薯)。而此種糧食作物乃從菲律賓引進的。大約在五十年代,我曾在《福建日報》副刊上讀到我國版本專家薩兆寅先生所作有關《番薯傳習錄》的筆記體散文,極為欣喜,可惜我沒有剪報、搜集保存資料的習慣,所讀報章文章即使是好作品,往往也隨時棄置;事後,也往往失悔不已。薩先生已作古多年,子嗣是否保留先人遺作?幸好手頭有劉湘如同誌所著筆記體散文《榕蔭漫話》一書,內有《金秋時節話金薯》及《詠番薯的詩集》二文,對番薯之引入,記述甚詳。茲引一段於下:
提起番薯,有一個生動的來曆,明朝萬曆年間,我(福建)省長縣商人陳振龍,在呂宋(即菲律賓)發現一種種植容易、培育方便、產量很高的薯類,想把它引進祖國。但當時統治呂宋的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嚴禁薯類外傳。於是,陳振龍一麵暗自學習種植番薯的技術,一麵尋找機會把薯種帶回祖國。在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農曆五月下旬,經過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他終於把薯種帶到福州。接著,陳振龍在福州郊外試種,當年獲得高產。廣大農民紛紛慶賀,爭相引種。
以後,陳振龍的後代陳世元寫了《番薯傳習錄》,記述陳振龍推廣地瓜即番薯的情況,這在上麵引錄的文字中大體說到了。更重要的是,陳氏後代還到河北、山東、河南等地推廣番薯的事。在劉湘如同誌的《詠番薯的詩集》一文中,介紹南安(福建)人吳增於一九三七年編的一冊《番薯雜詠》,收一百九十七首詠番薯的詩。茲引錄一首如下:
米價日高可奈何,薯根咬得日能過。
台灣刈去粟倉破,無汝日將餓死多。
以詩詠歎日本帝國主義刈去台灣期間,閩省人民以地瓜根度日之情況。
知道這麼一些有關曆史和情況,就我個人來說,這似乎大有好處。一九六五年夏秋至“文革”興起我先後在莆田埭頭、何寨等村鎮工作。這是家鄉的沿海地區,在曆史上一直是貧困地區。其他群眾,除出海捕魚外,尚種旱地。他們沒有大本錢,隻能以小船在近海捕小魚。至於旱地,那都是沿海的丘陵黃土地,當時雖然大興水利,但是縣裏最大水庫也沒法引水來灌溉,隻能在少數地段,即水可引到之地改造為水田。為此,這些旱地,隻能種地瓜。那個時候,強調“三共同”,即與當地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所以我才分別住在埭頭村和何寨村村民家裏。埭頭為一小鎮,有大米出售,但附近農村裏的居民的糧食主要為地瓜;何寨更是如此。平日,他們甚至吃地瓜幹,地瓜米(地瓜切絲,曬幹,曰地瓜米)一年之間,極少吃米飯。如能吃到“紅薯飯”,即地瓜與米摻雜煮成的稀飯便是了不起的事。記得我所住村民家中的“灶堂”的地上,幾乎大半用以放置用沙覆蓋的鮮地瓜。所見其他村民家裏情況亦然。當時,我深切地感覺到,地瓜之於沿海居民,毫無誇大地說,實乃有關民生之至大者;也許有此種其實也很普遍、淺近的感性認識,以致我對於烏石山之立先薯祠或念薯亭以及《番薯雜詠》的編印,認為頗見切實,且含有深意。
記得在埭頭、何寨吃地瓜以及地瓜(幹)稀飯若幹天,便曾感覺胃口不能適應,如會吐酸等。當地村民告我,若以鹹小魚、醬石蟹佐飯(配地瓜飯也),則可消解此病。這真是含有天助之意!上麵已說過,沿海地區村民多業漁,但當時往往隻在內海作業,如果捕到諸如黃瓜魚、馬鉸魚、鯧等名貴的魚,皆出售,自己剩下小魚,則鹽醃曬幹,用以佐飯。至於石蟹,則是凡有海灘之處,退潮後,到處爬行的小蟹。這種小蟹,肉、膏均少,但醃後,細嚼則頗有味。沒有想到,醃過或曬幹的小魚小蟹,沿海貧困地區的家常小菜,卻能治因久吃地瓜或地瓜(稀)飯而出現的生理上的病症。對於此等事,現在想來,仍然欲讚無詞,隻好重複一句:這中間仿佛暗中寓有“天助”之意;或且雲,這真是巧合!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