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甑反。頌音訟。
[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雲“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彼注雲：“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雲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雲“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雲“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雲“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雲“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雲“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雲“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讬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雲“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誌意讚揚之辭，故雲“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雲“以為後世法”。鄭之所注，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雲“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雲：“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雲：“興者，讬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詩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讬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雲“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雲“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雲：“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雲：“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雲：“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雲：“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製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誌》：“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劄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複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劄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複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雲“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為鄭雲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比、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製禮之後，不複麵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雲“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刾，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
[疏]“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雲“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雲“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雲“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雲“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為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讬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至於”至“雅作矣”。○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於”者，從盛而至於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雲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雲“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複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複譏剌。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複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雲：“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複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劄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雲“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剌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
[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跡，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誌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禦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跡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跡，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剌，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雲：“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讬文史也。苟能製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駉》雲“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疏]“達於”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誌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複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雲：“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雲先公，而雲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劄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奸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誌微，《溱泱》、《桑中》，所以谘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複賦己之誌，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誌微。故季劄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疏]“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係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係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係一人，雅亦天下之事係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誌》張逸問：“嚐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穀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為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dafa，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群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製為大體；述其小事，製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遍覽天下之誌，總合四方之風而製之，《樂記》所謂“先王製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劄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複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複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雲“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雲“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雲：“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幹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鹹服，群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遍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嚐不祭群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雲：“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雲：“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曆樞》雲：“《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已，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讬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雲：“《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曆樞》雲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雲“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ＺＺ，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