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軍得知這一情況後，先鋒黃蓋便向主帥周瑜獻策用火攻破曹。為能在寬廣的江麵上接近曹軍，將帶火的箭射向敵船，周瑜和黃蓋又使出“苦肉計”，黃蓋有意與周瑜鬧翻，被周瑜打得皮開肉綻。而後去信向曹操稱降，曹操信以為真，雙方約定了黃蓋前來投降的時間和信號。
到了約定日期，黃蓋率領幾十艘船，扯滿風帆，直駛北岸。曹營將士見他們船上插著約定的信號，不知有詐，紛紛站在船上觀望。不料，黃蓋的船隊靠近後，突然放起了火。黃蓋的幾十艘戰船瞬間成了“火龍”，直撲曹軍水寨。曹軍戰船因被鐵鏈鎖住，無法散開，軍士無法藏身，最後不是掉進江裏，就是被火燒死。南岸的孫、劉聯軍乘勢渡江，發起總攻，曹操兵敗，帶領殘兵敗將逃回北方。
赤壁之戰，孫、劉聯軍以五萬之兵擊敗曹軍二十萬之眾，是中國戰史上一個以少勝多的輝煌戰例。從將帥指揮角度看，此戰抓住了“兵非益多”的三個環節：並力、料敵與取人。先是並力，孫、劉聯合抗曹，齊心協力。再是料敵，能準確判斷敵情，針對曹軍人雖眾卻不習水性，連環船笨重呆滯，曹操又驕傲輕敵等弱點，實施詐降和火攻。第三是取人，聯軍上下齊心協力，同仇敵愾；黃蓋以“苦肉計”騙取了曹操的信任，又施之以火攻，產生了“敵雖眾，可使無鬥”的效果。
從兵員素質看，“兵非益多”主張兵貴在精而非多。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能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烏合之眾，人數雖多，又有何益。所以，孫子在評論當時越國軍隊時說：“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虛實篇》）
當今商戰中，企業家也把“兵非益多”作為企業經營的製勝韜略。在企業經營方麵，所謂“兵非益多”是指產品不在品種多，而在是否有名牌產品。
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自己的名牌產品，進入市場不容易，占領市場更不容易，而如果缺乏市場，企業就無法生存和發展。
因此，企業必須千方百計創造自己的名牌產品，一旦產品創出品牌，企業的地位和聲譽也就形成了。
創建於本世紀之初的英國勞斯萊斯汽車公司，走的就是這麼一條“兵非益多”的名牌戰略的道路。創建之初，公司就嚴格把好質量關，像對待藝術品一樣對待汽車製造，使得每一部勞斯萊斯車都是一流的，堅固耐用、無故障、行進中幾乎沒有噪音與晃動。
據說，勞斯萊斯車以時速１００公裏的速度長距離行駛，放在水箱上端的銀幣絕不會掉下來，坐在車子裏，靜得隻聽到車內鍾表分秒針的走動聲。
“勞斯萊斯”還特別重視“無故障性”，即便車主不注意導致的故障也免費修複。
有一對美國夫婦駕駛勞斯萊斯車在歐洲旅行，到了法國的郊野，後車軸忽然折斷。車主打電話給遠在倫敦的勞斯萊斯公司。僅僅過了幾小時，修理工就乘飛機趕到，把車子修複得跟新車一樣，還不收修車費用。
公司負責人說：“我們車子的軸斷了，是創業以來的第一次，我們要給顧客換一根永不折斷的車軸。”
為了保證每部車的質量，勞斯萊斯公司嚴格控製生產數量。企業６０年的汽車總產量不到其他汽車公司年產量的百分之十，但它以精湛的工藝，優越的性能、高雅的款式享譽全球。由於車少，它的訂貨對象一般以國家元首為限，如西班牙國王、荷蘭國王、美國總統、盧森堡大公等，即使是將軍與百萬富翁，也不一定能買到。
勞斯萊斯公司以“兵非益多”的名牌戰略，在世界上獨樹一幟，成為轎車之王。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孫子在《行軍篇》中提出的一條重要的治軍謀略。“文”，指文治，用獎賞、道義等教育、管理士兵；“武”指軍紀、軍法，對違令者實施重罰。意思是說治理軍隊要文武並用，剛柔相濟，恩威並施。《吳子·論將》雲：“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孫子在提出“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治軍原則時，作了精辟的闡釋。他說：“士卒沒有親近依附之前就執行懲罰，他們就會不服，不服又很難使用。士卒已經親近依附而該罰不罰，那也無法用他們作戰。所以一手用寬仁的手段去懷柔，使他們知恩，一手用軍紀軍法的手段去管束，使他們畏威，這樣，打仗才能取勝。平素能嚴格貫徹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會養成服從的習慣；平素不重視嚴格貫徹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會養成不服從的習慣。平時命令能夠得到貫徹執行，這表明將帥同士卒之間相處融洽。”
孫子這裏講了三層意思。第一，要做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將帥必須以身作則，與士卒同甘共苦，這樣才能使“士卒親附”。“士卒親附”才能加以管束，對違紀者施以懲罰；第二，嚴明軍紀要與寬仁厚愛相結合，賞罰並行，文武相濟，是治軍的長久之計；第三，一支紀律嚴明、內務整肅有戰鬥力的軍隊，是靠平時嚴格教育訓練出來的。“令素行”為的是“與眾相得”，從而確保內部和諧統一。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治軍用兵之道，古往今來，有作為的軍事家無不運用剛柔相濟、恩威並施的方法，教育和管理部隊。
戰國時著名軍事家吳起善於帶兵，他懂得要管好部隊，先要“令之以文”，愛護士卒，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他在擔任將領時，衣著和飲食，全部和士卒最下層的一樣。晚上睡覺也不加鋪蓋；行軍時不騎馬乘車，糧食自己背，武器自己扛。士兵中有皮膚潰爛的，他會毫不猶豫趴下來為他吸吮膿汁。戰士們很感動，作戰時人人爭先立功，常打勝仗。這就是“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當然“令之以文”，並不是一味地溺愛士卒，不加指責，除了教育、愛護外，還要用紀律約束士卒，要“齊之以武”，賞罰分明，方能保持全軍統一。武聖孫武練兵時，就用此術。孫武著成兵書十三篇，傳到吳國。吳王闔閭看後，歎為奇才，遣使者把孫武請到吳宮問計。孫武說自己的兵法，可以把任何人都訓練成好士兵。吳王不信，就讓孫武訓練自己的宮女。孫武讓吳王兩名寵姬當隊長，把宮女分成兩隊，當眾申明軍紀，宣布號令，讓宮女們身著戎裝操練。宮女們第一次男裝女扮，覺得好玩，一個個掩口而笑。等孫武大聲喊令時，竟憋不住放聲大笑。孫武再次重申軍紀，說不聽令者斬首，眾宮女才嚇得收起笑容。唯有兩隊長自恃有寵，仍然嬉笑不止。孫武大怒，令人捆綁起來，立時斬首。眾宮女嚇得渾身發抖，於是令行禁止，果然演練得像模像樣。
數十年後，齊將司馬穰苴，也用過此種殺一儆百的方法嚴肅軍紀。司馬穰苴原是一下級軍士，因精通兵法，被齊王任命為大司馬率兵出征。出征前，司馬穰苴與監軍莊賈約定，次日中午在軍營相會。但莊賈自恃有寵於齊王，根本不把司馬穰苴的話當回事，在朋友餞行的宴席上遲遲不走，結果誤了約定時辰。穰苴問明情由後，按照軍法當眾處斬。眾將士大為震恐，知道這位新上任的將軍令出必行，從此軍紀大整，增強了戰鬥力。司馬穰苴對違犯軍紀者嚴懲不貸，但對廣大士兵關懷備至。平時他常巡視兵營，檢查營房、鍋灶、飲食、醫藥，撫慰傷員。訓練時與將士同甘共苦，深受將士愛戴。後來他率師出征，連病號都要求上陣，最終打敗了敵軍。這些都是“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典型事例。
在運用“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謀略時，要結合具體情形，該獎則獎，該罰則罰，審時度勢，據情而定，否則也難以收到良效。秦末，劉邦借項羽與秦軍主力鏖戰之際，乘虛而入，悄然入關，一舉滅秦。劉邦想按義帝之約，做關中王，召來各地鄉老，約法三章：“殺人者償命，傷人者治罪，搶劫者懲處”，並宣布廢除秦朝苛律，秦人奔走相告，歡呼雀躍。後來，三國時，諸葛亮幫助劉備除掉劉璋，占領蜀川，宣布了嚴刑酷法，使民望而生畏。謀士法正便勸諸葛亮道：“當年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實行寬緩政策，老百姓都擁護他。我們剛入蜀川，卻製定了比過去還嚴厲的法律，這怎麼能行呢？”諸葛亮說：“你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王朝苛政暴虐，濫施嚴刑，百姓怨聲載道。所以陳涉舉臂一呼，天下群起響應。漢高祖由於這個緣故，約法三章，能得民心。如今情形正相反，劉璋在川中統治多年，愚昧軟弱，威風不生，使蜀地法令鬆弛，豪強橫行，君臣間綱紀不能維持，上下不思振作。為消除多年積弊，我們隻有用重刑嚴法，使百姓畏法知法，地方秩序才會好起來。”諸葛亮的這番論述，說明“令之以文，齊之以武”要審時度勢，才能有效地行賞用罰，做到寬嚴相宜，使眾人親附。
地助兵利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穀，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孫子說，軍隊在布置兵力和判斷敵情時，應該注意以下原則：通過高山時，要靠近山穀，駐在高處，使前麵視野開闊，這樣，打高地戰時不至於仰麵進攻，這是軍隊在山地部署隊伍的原則，渡越江河，一定要遠離江河，敵人渡水來向我進攻，不要在水內迎擊它，要讓敵人渡過一半再去攻擊它，這樣才有利。如果準備交戰的，不要靠近江河與敵軍交戰，軍隊也要駐在高處，使前麵視野開闊，不要麵迎水流在江河下遊安營紮寨，這是軍隊在江河水流處布置隊伍的原則。通過鹽堿沼澤地帶，要急速離開，不宜停留，如果在鹽堿沼澤地中與敵軍遭遇，必須要靠近水草，並且背靠森林，這是軍隊在鹽堿沼澤地帶部署隊伍的原則。在平原上要選擇地勢坦蕩地域開闊，利於戰車奔馳的地方，要背靠高地，前低後高，這是軍隊在平原地帶部署隊伍的原則。這四種軍隊布置原則的優點，就正是黃帝所以戰勝赤、青、黑、白四帝的原因啊！
凡是駐紮軍隊，總是選擇幹燥的高地，而避開潮濕的低窪地，要選擇陽麵，而回避陰麵，駐紮在便於生存和地勢較高的地方，這樣，軍中各種疾病都不流行，這就是必勝的保證。在有丘陵和堤防的地方，一定要駐在向陽的一麵，背靠丘陵堤防。這些用兵作戰的有利措施，是借助於地利的結果。
古代用兵作戰，主要是兵馬、糧草和刀箭的較量，因此，在作戰現場選擇有利的地形，充分利用地利，則是很重要的。依山、傍穀、依水、倚林，可以得水草之便利，易生存、易退守。背靠山險，可以居高壓敵。不迎水流，可以防敵決灌、投毒及舟戰不便。不利之地，則不宜久留。要選擇向陽幹燥，以免士兵生病，減小戰鬥力等等。這些借助地利的有利措施，是戰爭取勝的重要保證。隻舉其中一例。
古代，敵對雙方隔水作戰時常用的一種謀略，即孫子提到的“半渡而擊”，就是當敵人渡河作戰，尚有一部分人未渡過河去，整個部隊還沒進行整頓時，予以打擊，使敵人首尾不接，行列混亂。公元前５０６年，蔡昭侯因楚軍來攻，向吳國求救。吳國闔閭盡三軍之眾，會合唐、蔡伐楚。吳軍在柏舉擊敗楚軍後，乘勝追至清發水。吳王正要下令攻擊，其胞弟夫概勸阻說：“困獸猶鬥，何況人呢！”提出“半濟而後可擊”的建議。闔閭同意。乘楚軍部分已渡，部分未渡的混亂狀態下，發起攻擊，大敗楚軍。這是曆史上較早的“半渡而擊”的戰例。此為兵家在特定條件下，取得勝利的一條不可忽視的謀略。
孫子提出了在山地、河川、沼澤、平原四種不同地形條件下要擇利處軍的作戰原則，並闡明了“兵之利，地之助”的因果關係，是古代戰爭中利用地形的經驗的科學總結。
明朝末年，位於我國東北境內的建州女真逐漸強大起來。萬曆四十四年（１６1６年）正月，其首領努爾哈赤決心叛明，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縣境）即大汗位，建元天命，國號後金。
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公元１６１８年）春，努爾哈赤以所謂“七大恨”（即七樁恨明之事）為借口，興師攻明，並連續攻克撫順（今遼寧撫順）及其附近十一堡寨，後又出兵圍攻清河城（今遼寧本溪東北）與鴉鶻關（在今遼寧太子河上遊，葦子峪東北），先後殲滅明軍達數萬人。明神宗大怒，立即命令兵部調兵遣將，前往征討。
次年，明軍在寬甸（今遼寧寬甸）、遼陽（今遼寧遼陽）、沈陽與開原（今遼寧開原）、鐵嶺（今遼寧鐵嶺）等地集中近九萬人，另有朝鮮及葉赫部二萬五千餘人，共計十一萬餘人。此外，尚有各鎮道及土司人馬，因路途遙遠而在途中，但因朝廷一再催促進兵，大軍統帥遼東經略楊鎬遂不待集結完畢，即命令部隊在四百裏的正麵上，分四路出發。向後金國都赫圖阿拉進擊，而自己則留居沈陽，等待後軍。
明軍四路之將領及進兵方向如下：中（東）路左翼杜鬆，率沈陽方麵大軍，為主力，渡渾河，出撫順、薩爾滸；中（東）路右翼李如柏，率沈陽方麵之軍，出清河；南路劉，率寬甸方麵大軍，入董鄂（今遼寧桓仁），因路途較遠，受命先期出發；北路馬林，率開原、鐵嶺方麵大軍，作為側翼——楊鎬居中指揮，指令各軍二月二十九日晨出邊，三月初二日會於二道關（在今下古樓西）、小那霸（在清河東北）、董鄂一線，然後齊頭並進，合擊興京（即赫圖阿拉）。不想，二月二十九日天降大雪，明軍行進困難，不得不點起火把，連夜前進。中路左翼軍杜鬆，剛愎任氣，作戰經驗不足而恃勇輕敵，且欲立首功，因而不遵節製，貿然先期獨進，於二十九日晚乘夜出撫順關（今遼寧撫順東），並於次日複進抵章黨與營盤（撫順城東三十五裏處）。
後金南路偵探首先發現明軍進境，遂馳報興京。諸貝勒大臣認為明軍因恃海運作為補給，船隻可溯鴨綠江而達寬甸，今南路又處於其他各路之前，因而南路當為重兵所在之主力軍。努爾哈赤說：“明軍讓我先發現其南路兵，目的是誘我向南，其北麵撫順關方向之兵方為主力。我宜集中全力，迎擊撫順關方向之明軍，如能將擊破，其他各路就不足為慮了。”於是，努爾哈赤命其次子大貝勒代善為前鋒，率眾貝勒、大臣，統滿洲八旗兵西上應敵。
三月一日清晨，後金軍將行，代善與眾將商量兵鋒所向，四貝勒皇太極說：“界凡山（薩爾滸東十餘裏蘇子河與渾河交彙處）有我築城的夫役一萬五千人。那裏雖說山勢險峻，但並非不能攀登，倘若明軍不惜代價，奮力將其攻陷，就會俘虜那些夫役，並了解我方的情況。所以，應當揮兵急進，以為我方夫役之援而求與敵決戰。”額亦都也讚成皇太極的意見，代善遂率軍直奔界凡。
過午之後，後金軍先頭部隊進至大蘭岡（在界凡山東南六七裏處），杜鬆則已將主力駐紮在薩爾滸山上，並分兵二萬多人直攻界凡山。把守渡口的四百名後金騎兵與界凡山上的夫役合力守禦界凡山西側之吉林崖，杜鬆親自率兵往攻，代善遂派一千人往援吉林崖。這時，努爾哈赤率八旗兵約六萬人從東南方向馳至戰場，一舉將薩爾滸山明軍與圍攻吉林崖明軍的聯係切斷。時置雨雪交加，繼又霧氣彌漫，明軍既無法互相聯絡，更無法知道後金軍到底有多少兵力。努爾哈赤當即以六旗四萬五千人進攻薩爾滸山之二萬餘明軍，將其全部殲滅。杜鬆正攻打吉林崖，得到敗報後驚慌失措，進退失據。恰在此時，代善、皇太極所率援兵來攻，與吉林崖山上的後金軍前後夾擊明軍。杜鬆隻好督軍分頭作戰，拚死抵擋。入夜之後，努爾哈赤又率其剛剛獲勝的六旗人馬，前來合攻。杜鬆苦戰一夜，身中數矢，力盡而死。其餘將士，包括副將王宣、趙夢麟以下，或戰死，或投河淹死，到天明全軍覆沒。
當杜鬆軍在薩爾滸山、吉林崖苦戰時，北路馬林率全軍駐營於薩爾滸山之北三十裏之尚間崖（即二道關）。偵探報知杜鬆軍苦戰狀況後，馬林隻令開原道潘宗顏與遊擊龔念遂各統一部分兵力駐於營南數裏之外，互為犄角，並不往援。
三月一日夜，後金軍渡過渾河追逐敗逃明軍，發現尚間崖馬林軍，飛馬往報代善。次日晨，代善派三百騎前往偵察，馬林正欲拔營行進，見滿洲兵來，遂又回到原地結營自守。代善飛報努爾哈赤。努爾哈赤正與皇太極合力攻打龔念遂營，聞報後急引侍從數人馳往尚間崖。此時，代善已率所部騎兵首先衝入明軍陣中，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等也緊隨其後馳入。後金軍陸續到達，各旗來不及列陣，均縱馬向前，各自為戰，與明軍搏殺在一起。後金軍多係騎兵，明軍皆係步兵，雖有火器，也難以經得住騎兵縱橫馳突，因而陣勢大亂。努爾哈赤趁勢揮軍追擊，明軍將士大多戰死，馬林僅以身免。
努爾哈赤既破馬林，見駐紮在芬斐山上的潘宗顏軍孤立無援，便集中兵力馳至山下，命軍士下馬仰攻。潘宗顏在山上親見後金軍進攻龔念遂軍及殲滅馬林軍，竟膽怯不敢往援，坐待敵人來攻，結果很快又被全部消滅。當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等提兵在馬林軍之後，聽說馬林、杜鬆相繼戰敗，急忙率軍遁去。
南路軍總兵劉，膂力過人，驍勇絕倫，所用镔鐵刀重一百二十斤，能在馬上掄轉如飛。他率軍一萬多人，由南路出境，連破十餘寨，並攻下董鄂。此時，他探知努爾哈赤已率八旗兵西上，興京空虛，正好掩襲，乃簡選精銳，直撲興京，於三月三日抵達富察（今桓仁西四道河子之西）宿營。努爾哈赤既破馬林軍，得知劉軍已深入董鄂，明中路右翼李如柏軍已進至虎欄（在清河東南下夾河之東），決計乘二軍尚未會合之際，以四千人於虎欄方向遲滯李如柏軍之進攻，然後迅速轉移主力於東路，力求首先擊破劉軍，並先後命扈爾漢與阿敏率數千人星夜馳回興京，在興京南十餘裏處布防，等主力到達時合擊明軍。
三月三日夜半，努爾哈赤與代善在大屯（今遼寧新賓西永陵附近）集議，決定以以逸待勞之計迎戰明軍，並派一降卒持杜鬆的令箭前去欺騙劉，說是中路軍已經攻城，請南路軍速進。劉以無號炮相詰，降卒乃詭詞而回。努爾哈赤得降卒報告，急令鳴炮。劉前進二十裏，聞興京方向炮聲大作，以為杜鬆軍已經開始攻城，遂不再持重，令所部拋下鹿角，火速前進。次日傍午，劉軍進至阿布達裏岡，始知自己的前鋒已被擊退，因而隻好率軍上岡布陣，以迎戰陸續來攻的後金大軍。
後金軍皇太極部首先登岡，雙方交戰，勝負未分。二貝勒阿敏與扈爾漢率軍前來助戰，劉督軍死戰，後金軍仍難得勢。這時，大貝勒代善率部穿明軍衣甲，打著杜鬆軍旗幟，冒充杜鬆軍前來救援，從西側徑入劉軍中，然後突然揮刀亂砍，與皇太極、阿敏等表裏夾攻。明軍猝不及防，登時大亂潰敗。劉與其養子劉昭孫拚命死鬥，力盡而死。朝鮮軍本來就不願從征，至此也投降了後金軍。
後金軍殲滅劉所率明軍之後，乘勝而前，進一步將布陣於富察之北的劉餘部擊潰。至此，明南路軍又徹底覆滅。楊鎬知大勢已去，遂檄令李如柏火速退兵。
明中路軍右翼統帥李如柏，膽小怯懦，畏葸不前，抵達虎欄後即不再進兵，而且屢次拒絕部將賀世賢的建議，不肯與其他各路作任何配合，坐視劉軍敗沒，隻等楊鎬的退兵命令。三月四日夜，楊鎬檄令李如柏回軍，他如逢大赦，上馬奪路而逃。敵人哨兵二十騎，見明軍退走，馳馬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李如柏軍上下更加張皇失措，奔潰有如山崩，相互踐踏而死者竟達一千多人。
薩爾滸一戰，明軍宿將猛士自杜鬆、劉以下戰死者達三百一十餘人，士卒戰死者近六萬人，軍資器械亡失無數，而後金之八旗兵僅損失二千幾百人。此戰實為明與後金關係的一大轉折點——從此，明王朝勢力日削而後金勢力日增，中間雖有袁崇煥寧遠一戰獲勝，但已難挽全局上的頹勢，後再經鬆山一戰，明王朝就更如一個垂死的病人，所餘之日已屈指可數了。
從軍事角度看，明與後金薩爾滸之戰，雙方的戰略指導思想十分清楚：明軍采取的是分進合擊的策略，而後金采取的是各個擊破的策略。從兵力總數上來說，明軍占有一定優勢，約有十餘萬人，後金軍約有六萬人。但是，最終的結果是後金軍大獲全勝，而明軍幾乎全軍覆沒。究其原因，後全軍勝在敵情判斷準確，兵力集中而靈活，部隊戰鬥力強；而明軍則敗在敵情不明，兵力能分不能合，互不協調，或者貪功冒進，或者畏懼怯戰，狼上狗不上，部隊戰鬥力大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