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變”之術不僅可運用於軍事領域，在非軍事領域也有廣泛的用途。在現代國際關係中，麵對抱有敵意的國家製造的麻煩，政治家和外交家也要善於運用孫子“九變”謀略，擺脫困境，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50年代，在北京召開的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有個西方國家的記者問周恩來：“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這樣的提問顯然是在譏笑新中國的貧窮。周總理幽默地答道：“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十八元八角八分。”一語既出，全場愕然，靜聽周恩來解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麵額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貳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十種主輔幣人民幣，合計為十八元八角八分。中國人民銀行是由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金融機構，有全國人民作後盾，信用卓著，實力雄厚。它所發行的貨幣，是世上最有信譽的一種貨幣，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周恩來的一番妙語，激起聽眾熱烈的掌聲。
美國有個叫斯塔克的商人，善於根據市場需求隨機應變，改變經營方針。一次，美國一座有百年曆史的女神銅像翻新後，現場留下2000餘噸廢料。這些廢物既不能就地焚燒，又不能挖坑深埋，清理裝運到垃圾場，運費又十分昂貴。許多人束手無策。斯塔克自告奮勇地承包了清除廢料的業務。他對廢料進行了分類利用，製成女神銅像紀念品。如把廢銅皮改鑄成紀念幣；把廢銅做成紀念尺；把水泥碎塊做成小石碑，甚至把朽木也裝進精致透明的盒子裏。
這樣一來，本來一文不值的廢料，頓時身價百倍，人們爭相選購，2000噸廢料被搶購一空。
同樣是經商，有人擁有好商品卻愁銷售不出去，斯塔克擁有的隻是一堆垃圾，卻能變廢為寶。這是由於他運用“將通九變之利”謀略，善於根據市場需求和消費者的心理，生產合乎市場需求的產品。
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孫子說：大凡用兵的方法是，主將接受國君的命令，征集民眾組織軍隊……出征時，有的道路不要通過，有的敵軍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奪取，有的地方不要爭奪，國君的有些命令不要執行。
“途有所不由”是孫子提出的隨機應變，靈活用兵的謀略。行軍作戰，哪些道路不一定要走呢？第一是崎嶇險峻之地。張預曰：“險扼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為權變。”第二，雖是平坦捷徑，但途有伏兵。《十一家注孫子·九變篇》雲：“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總之“途有所不由”是有條件的。
戰場上的“途有所不由”，說到底是能否出敵不意地選擇進攻和撤退的路線。“不由”是以“由”為條件，敵方所預料的“由”的路線，往往是我方“不由”之選擇；而我方“由”之途，恰恰是敵人難以置信的“不由”之道，這樣才能避敵所戒之路，出奇製勝。公元前154年，吳、楚等地諸侯反叛朝廷，漢景帝派周亞夫率軍平叛。漢軍兵至灞上（今長安以東），按原計劃從崤山、澠池直達洛陽走近路，但得知叛軍已在這一帶設下了伏兵。後來根據部屬趙涉的建議，逆方向而行，西出武關，雖繞了遠道，多走了兩天，但避開了麻煩，順利抵達洛陽，為平叛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就是“途有所不由”。周亞夫深得用兵的變通之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花了10年時間，耗資10幾億美元，從瑞士邊境沿萊茵河至盧森堡邊境長達350公裏的戰線上，修築了一條被稱作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1940年5月10日，德國在征服了北歐後，發動了對法國的侵略戰爭。為了避開法軍鋒芒，德軍繞開馬其諾，出敵不意地從盧森堡和比利時南部的阿登山區實施主要突擊，切斷了比利時北部英法聯軍的退路，直撲加萊海峽。這一招出乎法軍統帥部的預料。因為阿登山區森林茂密，道路崎嶇，這種地形不利於使用坦克和機械化部隊。德軍統帥部注意到法軍主力在阿登山區力量薄弱，決定選擇阿登地區為部隊突襲之道。結果，德軍繞過馬其諾，長驅直入，僅用了一個月，就征服了法國。這是德軍“途有所不由”取得的成功。
“軍有所不擊”是關於對作戰目標中敵有生力量目標選擇的一種謀略。用兵作戰應視戰場情況與戰略目的而定，不能見敵就打。對於假裝敗走的敵軍，不要跟蹤追擊；對於引誘我軍之敵，不要盲目攻打；對於無礙戰局的孤立之敵，不要貪小利實施攻擊。
“有所不擊”是為了“有所擊”。不擊的是不影響戰爭的整體目標，可打可不打之敵；而擊的是敵軍的要害，殲滅必須殲滅的敵人。孫子說：“兵以詐立，以利動”（《軍爭篇》）這是兵家運用“軍有所不擊”謀略的關鍵。在充滿詭詐的戰場，兵家隻有從戰爭全局和戰略目標出發，靈活用兵，趨利避害，主動放棄可打可不打之敵，才能集中力量打擊敵人主要目標，從根本上影響戰爭進程。
公元前200年（漢高祖七年），匈奴冒頓單於帶領40萬人馬，攻打晉陽。漢高祖劉邦親率大軍抗擊來犯之敵。匈奴見狀，佯裝敗北，引誘漢軍追擊。劉邦派去偵察的人回來報告說：“匈奴的部下，大多是老弱殘兵，實在不堪一擊。”大臣劉敬不同意這種估計，認為這是匈奴施的“示弱之計”，千萬不可追擊。但劉邦輕敵，生怕放跑了匈奴，就急急帶了一隊騎兵，孤軍深入追了上去。豈知剛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就遭到匈奴40萬大軍的圍攻。這時劉邦才知中計，率軍拚死殺出一條血路，退至平城的白登山上，被匈奴兵團團圍住，陷入了絕境。這是劉邦不懂得“軍有所不擊”盲目輕敵所致。後來多虧謀臣陳平設計用黃金珠寶行賄匈奴王後，並以美人計使匈奴網開一麵，才得以生還。
戰場上的“軍有所不擊”，不僅僅對“佯北”的“餌兵”不可攻擊，還包括出於戰略上的需要，對有些能夠擊敗的敵軍，也暫不要去打擊它。毛澤東在平津戰役中，對張家口、新保安等地的國民黨軍隊采取“圍而不打”的方針，就是成功運用“軍有所不擊”的範例。
1948年11月，在華北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已成驚弓之鳥。當時遼沈戰役剛結束，淮海戰役正激烈展開，蔣介石手中唯有華北部隊可作機動的兵力。蔣介石見全國戰局不妙，已作了收縮退兵的準備，企圖用華北集團一方麵阻止我軍南下，另一方麵退守華東，扼守長江天險。為了不讓敵人逃跑，毛澤東命令我東北人民解放軍於遼沈戰役結束後快速入關，配合我華北部隊，出敵不意將華北之敵實施戰略包圍。又命令我軍在兩星期內對張家口、新保安敵人采取“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的方針，同時，毛澤東又令華東戰場我軍對杜聿明集團殘部暫不作最後殲滅的部署，這樣就可以穩住敵軍，完成對華北敵軍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使華北敵人陷入收不攏、逃無路的絕境。戰役發展完全和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我軍先是將敵人分割包圍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張家口五個孤立據點，截住其西竄或南逃的通路。而後“各個擊破”，攻克新保安，解放天津，又兵臨北平，迫使傅作義將軍率部投誠，和平解放北平。至此平津戰役結束，我軍消滅和改編國民黨軍隊52萬餘人，基本解放華北地區。
毛澤東巧妙運用“軍有所不擊”的方針，對張家口等地的敵軍“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對杜聿明集團殘部又延緩最後殲滅的部署，從而穩住了華北敵軍，為最後殲滅和和平改編華北敵軍打下了良好基礎，真是棋高一著，匠心獨運，將孫子“軍有所不擊”謀略運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城有所不攻”是孫子在《九變篇》中提出的兵家應變的又一謀略。什麼樣的城邑不一定要攻占呢？漢簡《孫子兵法》佚文有詳細解釋：“城之所不攻者，曰：計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於前，得之而後弗能守。……及於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為害於後。若此者，城雖可攻，弗攻也。”大意是說，不一定要攻占的城市是：估計我方實力足以破之，但破城以後對前進並沒有好處；占領後又難以堅守（這類城市攻之無益）……若將部隊開到它的前方就可以造成有利的態勢，敵人會自動投降，即使形勢不利，也不會危及我方的安全，對這樣的城邑雖可攻取，也不要去攻占。可見，“城有所不攻”主要是從整體的戰略考慮，不能見城就攻。有些城池，可能是敵人引誘我方的陷阱；有些城邑，防守嚴密，兵力雄厚，又據險關，難以攻占。還有一些城市即便能夠將它攻克，但考慮到取之無大益，甚至有大害；棄之無大害，甚至有大利，就不如先擱置一邊，暫不攻占。總之，“城有所不攻”的核心，其一是避開敵方陷阱和銳兵之勢，攻其兵寡勢弱之所，乘勢取勝；其二是放棄不影響戰略目標，取之無大益，棄之無大害之城寨，集中兵力攻克敵要害之所。
有所不攻是為了有所進攻，兵家用兵在瞬息多變戰場，隻有懂得應變智謀，因時、因地、因敵、因勢而變，才能巧謀製敵，克敵製勝。
“地有所不爭”也是孫子提出的兵家應變謀略。兵家用兵，誰都想占地奪城，擴大領區，這樣物質、人力都得到了補充。然而，有些地區地曠人稀，資源貧乏，軍隊占領了又難以生存；有些地區不屬於戰略要地，對此類地區的攻擊，既不能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又難以牽製敵人行動，反而使自己陷於被動；也有一些地區，敵軍設防嚴密又有所戒備，我方難以與之正麵交鋒。所有此類地域，都應避免正麵進攻，屬於“地有所不爭”之列。
荊州，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曹操、劉備、孫權為謀取荊州，上演了一場龍虎鬥。先是赤壁之戰後，東吳的周瑜想乘勝北進，攻取南郡、荊州，豈料吳、魏雙方引起一場激戰，劉備乘虛而入，兵不血刃巧奪南郡、荊州等地。為爭奪荊州，孫權與周瑜又施美人計，以招親名義欲把劉備騙至東吳幽禁，以換取荊州。可劉備、孔明早有準備，將計就計，使孫權“賠了夫人又折兵”。當時孫權想興兵進攻劉備，謀士張昭勸道：“主公如忍不住一時之忿，與劉備互相殘殺，曹操會乘虛而入。不如我們派人到許都，推薦劉備為荊州牧，曹操以為我們兩家團結，不敢貿然攻打東吳。之後，再用反間計，讓劉備與曹操互相討伐，我們坐收漁翁之利，荊州就有可能為我們所得。”孫權深以為然，派華歆帶奏表前往許都。
曹操見了華歆後，聽說劉備已攻占荊州，一時驚慌失措。其部屬程昱看穿了孫權的用意，向曹操獻策道：“丞相可施離間計，向兵帝推薦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並留華歆於朝廷重用。這樣孫權為得到南郡、江夏，定會興兵討伐劉備，孫、劉火並，我們可乘虛謀利，將他們各個擊破。”曹操依計行事，孫權、周瑜為爭荊州果真與劉備興兵征戰，自此，劉、孫在赤壁之戰中形成的聯盟破裂，魏、蜀、吳陷入混戰之中。
在這場爭搶荊州的混戰中，曹操棋高一著，破壞了蜀、吳聯盟，可見即使如荊州等戰略要地的爭奪，也應審時度勢，服從於更高的戰略利益。
君命有所不受
君命有所不受。
將帥在前方揮師搏殺，其用兵布陣卻受製於遠在千裏之遙的君主，而古代交通與通訊工具又十分落後，君主的命令往往與戰場形勢不符，結果難免導致兵敗。所以，孫武明確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觀點，認為帶兵將帥在作戰時必須要有充分的指揮權，這種指揮權應相對獨立，不應受到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幹擾。
顯然，孫武並不是一味主張抵製君主的命令，因為將帥是受命於國君組建軍隊出征的，應該聽從國君命令。但是，如果君令不符合戰場上的形勢，將帥就不能盲目地執行。按照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四變》解釋：“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變（指以上途有所不由等）者，則弗行也。”可見，孫子所言“君令有所不受”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如他本人概括的“戰道必勝，主曰無勝，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地形篇》）
要做到“君命有所不受”，必須具備三條：第一，將帥要具備高超的作戰指揮才能。要能應敵變化，明白什麼樣的道路不能走，什麼樣的敵人不能打，哪些城池不一定要攻，哪些地方不一定要爭。也就是說，要懂得戰爭規律，這樣才能區分君命與戰情是否相符，才能根據戰情，通權達變，“君命有所不受”。第二，將帥要具備高尚的人格。隻要對戰爭全局有利，就要敢於違抗君命，不怕承擔責任，即使招致殺身之禍也無所畏懼。孫子說，將帥必須“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地形篇》）第三，“君命有所不受”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君主在軍事上的瞎指揮。這種瞎指揮有三種表現：“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謀攻篇》）如果君主不亂指揮，君與將的關係就不應是對立的，而是互相依輔，也就不必“君命有所不受”了。
戰場上形勢瞬息多變，善於因勢利導的兵家，對於君命，需要針對戰場上的具體情況，決定“受命”還是“有所不受”。
公元227年，魏國新城太守孟達秘密聯結蜀吳謀反。屯軍於宛城的司馬懿獲悉後決定平叛。按規定，司馬懿發兵需上報遠在洛陽的魏主奏準，但這樣一來需半個多月，貽誤戰機。於是司馬懿違抗君命，先斬後奏，用8天時間趕了1000多裏，等魏主獲悉孟達反叛的消息，司馬懿已攻克了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