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采納了司馬懿的建議，修書一封，派人去東吳，並以“許割江南以封權”（《三國誌·魏書·蔣濟傳》）為誘餌，說動孫權。孫權於是派大將呂蒙出兵襲占關羽後方荊州，迫使關羽棄樊城而去。曹操用“衢地交合”計謀，解除了樊城之危。
不僅軍事作戰需要外交鬥爭加以配合，處於強國間的弱國，為了生存和發展，更要運用“交合”之策。春秋戰國時代，諸雄爭霸，當時魏國居齊、楚兩國之間，腹背受敵。齊、楚徐州之戰時，雙方都想拉攏魏國。魏王很為難，他哪一方都不能得罪，但如果保持中立，又怕齊、楚聯手瓜分魏國。魏國大臣犀首獻策道：“大王何不公開與齊國結盟，而暗中卻與楚國結交呢？齊、楚兩國以為有魏國幫助，必然大動幹戈。如果齊國勝了楚國，大王您就和齊國一起乘楚國戰敗之機，占有楚國方城外的地區；如果楚國戰勝了齊國，那麼您就和楚國一起攻打齊國。”
魏王采納了犀首之計，便以董慶為人質與齊結盟，又派使者出使楚國，向楚王保證不出兵援齊。這樣，齊楚皆以為有魏國助陣，可以放手大幹了一場。齊敗，而魏不救。齊國大臣田嬰大怒，欲殺人質董慶。謀臣盱夷以為不妥：“楚國打敗齊國後，之所以沒有乘勝追擊，是害怕魏與齊暗中結盟。現在殺了魏國人質，等於告訴楚國齊魏之間沒有盟約，同時也激怒魏國與楚國聯手，這樣齊國就危險了。不如把董慶送還魏國，楚國也就不敢出兵了。”田嬰聽從了盱夷的意見，送董慶入魏，果然，楚國打消了進攻齊國的計劃。
魏臣犀首的“交合”之策耐人尋味。對魏國來說，在齊、楚夾縫中生存，如居“衢地”，不能公開得罪任何一方。然而齊、楚交戰使魏陷入兩難境地。聰明的犀首采用陽謀陰謀之策，陽與齊和，暗地與楚結交。這樣，齊楚交戰無論勝負如何，縱使知道魏的計謀，在兩國已疲憊之時，也無力攻魏，於是魏國也就得以保全了。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圮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孫子說：“大凡用兵作戰的法則是，將帥接受國君的命令，征集民眾組織軍隊，出征時，在‘圮地’不可宿營，在‘衢地’應結交鄰邦，在‘絕地’不可停留，遇上‘圍地’要巧計應敵，陷入‘死地’則要殊死戰鬥。”
“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孫子在《九變篇》中提出的在特殊地形作戰的謀略之一。圍地：地形四麵險阻，出入通道狹窄地區。《十一家注孫子》賈林注：“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患，乃可濟也”。《九地篇》雲：“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意為：進入的地方道路狹隘，退出的地方道路繞遠迂回，敵人以少數兵力能擊敗我眾多兵力的地區，叫做圍地。《九地篇》又雲“圍地，吾將塞其闕”。意思是說：“軍隊在‘圍地’，我就要堵塞缺口。”
“死地則戰”是孫子在《九變篇》中提出的一種軍事謀略。死地，指前不能進，後不得退，非死戰就難以生存的地區。孫子把戰爭環境分成許多種類，其中最險要的一種環境叫做“死地”。《九地篇》雲：“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又雲：“無所往者，死地也。”意思是說，在前後受阻，背負險固的危境之地，戰鬥還有生存的可能，不戰則唯有死路一條。軍隊陷入死地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是敵方逼迫，或我方失誤，陷入死地；二是人為地陷部隊於死地，調動將士殊死奮戰以奪取戰爭的勝利。無論哪種原因，都說明身處死地時，隻有速戰、奮戰、決戰，不惜一切代價地威懾敵方，方能死地求存，轉危為安。
戰爭總是在一定的空間進行的。高明的將帥往往能根據不同的地形條件布兵排陣。在地勢險阻的圍地與敵爭鋒，隻有出奇方能取勝。三國時期，諸葛亮率蜀兵北伐魏國，六出祁山，由於沒有運用“圍地則謀”之計，結果興師動眾，無功而返。
諸葛亮是三國時著名的軍事家和謀略家，他輔佐劉備，聯孫抗曹，建立了蜀漢。但他晚年五次出兵攻魏，都未能成功，在軍事謀略上有失誤之處。
魏蜀兩國被高山峽穀的秦嶺山脈所阻，在被孫子稱作“圍地”的山區作戰，宜奇不宜正，宜輕不宜重，宜速不宜久，隻有多用奇兵才會取勝。然而諸葛亮用兵雖善於審時度勢，但決不冒險硬拚。這是他用兵所長，也是其用兵之短。
當時蜀軍北伐有兩條出擊之道，一是沿斜穀而進，繞道陽平關，經武都、天水至祁山。此道平穩，能順利通過險峻疊起的秦嶺，但因路途遙遠，也易被魏軍防備。另一條是循秦嶺而東，從子午穀而北，深入敵後，直搗長安。這是一條奇策，但要冒一定的風險。公元228年春，諸葛亮第一次率軍北伐時，蜀將魏延建議，由他率5000精兵，循秦嶺而東，直搗長安，但被謹慎用兵的諸葛亮以“輕躁冒進”為由而否決了。親率10萬大軍北上，在崇山峻嶺中按部就班攻關奪隘，雖引起魏主驚恐，但魏軍已有防備，深溝高壘，嚴陣以待。直到馬謖失守街亭，不得不班師回國。此後數年，諸葛亮又部署了四次北伐之戰，但每次出戰，都穩紮穩打，沿老路而進。連魏將司馬懿都感歎道：“如果是我用兵的話，一定從子午穀直搗長安，這樣能出奇製勝。”
不僅在進軍路線上，連用兵布陣，諸葛亮也多以正兵常法打陣地戰。第五次北伐時，司馬懿曾說，如果諸葛亮敢於冒險，當會北出武功，依托山地向東擴展。假若他西上五丈原，我軍就沒什麼可憂慮了。結果諸葛亮果真兵上五丈原。司馬懿得意地寫信給其弟司馬孚道：“諸葛亮誌向遠大但不善於選擇時機，多於謀劃但缺少決斷，喜好用兵但不懂權變。”可謂一針見血。所以，盡管諸葛亮統軍有方，進則敵不敢戰，退則敵不敢追，但用兵過於謹慎，違反了“圍地則謀”，是他五次北伐未能取勝的主要原因。
中國古代的軍事家還很善於運用“死地則戰”的計謀，把生死關係當作調動將士戰鬥激情的重要杠杆，將對作戰缺乏信心、“未肯用命”的士兵“置之死地”，使其抱定必死之誌去戰鬥。
秦末，陳勝、吳廣首舉義旗，各地抗秦大軍風起雲湧。陳勝大軍失敗後，項梁采用謀士範增之計，擁立原楚國懷王之孫心為楚懷王，形成新的抗秦中心。秦將章邯大敗項梁楚軍，殺死項梁後，又揮軍渡河攻擊另一股起義軍——趙王歇和陳餘、張耳率領的趙軍。趙軍向懷王求救，懷王派上將軍宋義前去救援。宋義駐守觀望，被項梁侄子項羽斬殺。項羽奪得兵權後，率兩萬大軍渡過漳河前去救趙軍。大軍過河後，項羽傳令將所有渡船全部鑿沉，又令將士們隻帶三天的口糧，將其餘輜重焚掉，軍鍋砸爛，以示“必死無還”的決心，然後率軍向秦軍發起進攻。手下的將士們一看，沒了退路，絕了生路，個個奮勇當先，全力拚殺，把20萬秦軍打得大敗。從此項羽威名遠揚，九戰九捷，做了天下霸主。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破釜沉舟”的故事。
外國的軍事家也懂得“死地則戰”、“破釜沉舟”的謀略。19世紀中葉，俄國將領米洛拉多維奇率軍遠征瑞士，經過長途跋涉，俄軍終於要追上瑞士軍隊了。然而一座山峰矗立在前進的路上。等俄軍費盡力氣爬上山頂，早已人困馬乏。再往山下看，山的彼側懸崖峭壁，簡直無路可走。山腳下的瑞士兵正嚴陣以待，幸災樂禍地望著山頂的俄軍，看他們如何下山。
俄軍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進攻無路，後退則前功盡棄。士兵們擁擠在狹窄的山頂，惶恐不安地望著陡峭的山坡和山下的敵軍，不知如何是好。
米洛拉多維奇明白，在山頂多逗留一分鍾，部隊的士氣就降低一分，戰士們的恐慌厭戰情緒也會成倍增長。如果後退，前功盡棄不說，沿途還會遭到瑞士軍的襲擊。既然無路可退，不如咬牙衝下山去，殺開一條血路。米洛拉多維奇主意已定，對士兵大叫一聲：“看吧！看敵人怎樣來俘虜你們的將軍吧！”說罷，他一個翻身，從山峰的懸崖上滾了下去。
俄軍見此情景，膽怯、驚恐的心理一掃而光，也學著將軍的樣子滾下山坡，頓時，殺聲四起，震撼山穀。
瑞士兵沒想到俄軍會不顧死活地滾下山來，麵對如狼似虎的俄軍，他們膽怯了，紛紛臨陣潰逃，死傷無數，俄軍大獲全勝。
這則俄國的“死地則戰”的故事也相當精彩，略有不同的是項羽破釜沉舟是有意為之，將部隊陷入死地，激起他們奮戰的決心；而米洛拉多維奇是被逼無奈，不得不為生存而戰。無論是自覺的還是客觀情勢所迫，他們都懂得當事物走向極端時，在一定的條件下，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他們的高明之處，是促使了這一轉化的進程。這就是“死地則戰”之所以能成功所蘊涵的哲學辯證法。
將通九變之利
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將通九變之利”是孫子在《九變篇》中提出的治軍用兵的重要原則。九，古時表示數之極，泛指多。變，不拘常法，應敵變化。“將通九變之利”意思是說，將帥要能根據實際情況，隨機應變，以克敵製勝。
孫子在《九變篇》一開篇就提出了在五種不同地形條件下的用兵對策：“圮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告誡將帥指導作戰要因地製宜。接著又論述了“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等五個“有所不”，一句緊逼一句，而貫穿於五個“有所不”的核心精神仍然是一個“變”字。最後，孫武得出結論，上述“九變”對於作戰指導十分重要，它是鑒別將帥是否精通用兵的標準：“將帥如果能夠精通各種地形，同時又能靈活處置，就是懂得如何用兵了。將帥如果不精通各種機變的具體運用，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從有利的地形中占到便宜。指揮軍隊而不知道各種機變的方法，那麼即使知道‘途有所不由’等‘五利’，也不能充分發揮軍隊的戰鬥力。”
孫武的“九變”謀略，表麵上看，都是針對作戰指導中的一些特殊情況提出的對策，他所列舉的“圮地”、“衢地”、“絕地”、“圍地”、“死地”，都屬於特殊的作戰環境，而“途有所不由”等“五不”，也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作戰方法。其實貫穿“九變”謀略內涵的是為了更好地追求戰爭的勝利之道。
因此，“將通九變之利”的實質，主要是強調將帥要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對策，根據戰場上瞬息多變的戰情，因地製宜，因時製宜，因敵而變，因機變通。謀法而不囿法，布勢而不拘勢，從而攻敵無備，出奇製勝。
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兵家名將隻有善通九變之利，才能保持主動，靈活製勝。
三國時，曹操在赤壁戰敗後，率殘兵敗將向南郡潰逃。去南郡有兩條道路，一是較近的山路小道，即華容道；另一條是較遠的大道。曹操派人探路，探兵回報道：華容道山路有數處起煙，大路上靜悄悄的。曹操心想，兵法上講，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布置小路上燒煙，其用意是讓我疑有伏兵，不走小路走大道而上他的圈套。蜀軍在大道上必有埋伏，吾偏不中他的計。曹操一麵引兵往小路走，一麵大笑自己的高明。笑聲未落，蜀將關羽大喊一聲，帶一路人馬攔住了去路。這就是《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智算華容道”的故事。
孔明用兵高明，在於他善通九變之利，能根據敵將曹操深知兵法、多謀善斷的特點，反兵法原則用之，收到了算敵未算，高敵一籌的效果。
戰爭是智慧與實力的較量，攻與守，進和退，要依據對手和戰場情況不同，采用不同對策和戰法，古今中外，“將通九變之利”的戰例不勝枚舉。城濮之戰，晉文公進而示退，勇而示怯，誘敵深入，待機破敵，這是因敵而通變；漢趙井陘之戰，韓信智而示愚，以佯動調虎離山，背水設陣，乘機而取，這是因地而通變，巧妙利用地形（死地而戰），出奇製勝。
明末，李自成五殲明軍，是根據對手兵出形詭，虛實莫測，而果斷地以敵變我變，先變於敵的決策和行動，克敵製勝，屬於因勢而遇。抗日戰爭時期，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太行山開展遊擊戰，打了許多漂亮仗。其中，在山西省平定東的七亙村，3天內兩次設伏重創日軍，堪稱是活用兵法，通“九變”之術的範例。
1937年10月25日，我軍獲悉日軍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平定開進，其輜重約千餘人在測魚鎮（屬河北省）宿營。劉伯承判斷敵人次日必須經七亙村向平定輸送軍需物資，即令七七二團第三營進入伏擊地區，隱蔽待敵。
次日拂曉，日軍輜重部隊進入伏擊圈，200輛汽車和大批騾馬，彎彎曲曲排了幾裏地長。我軍有意放過敵先頭部隊百餘人通過伏擊區，集中火力向敵輜重車隊發起進攻。日軍被打得措手不及，慌作一團。我軍以猛烈的機槍、手榴彈火力壓製敵人後，隨即衝進敵群，與敵展開肉搏，共擊斃日軍300餘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
初次設伏勝利後，劉伯承預見日軍幾天內還會經七亙村運輸軍用物資。
為了堅定敵指揮官的錯誤判斷，我軍佯裝撤出七亙村。到晚上，部隊又運動至伏擊陣地。不出所料，3天後，日軍輜重部隊又從七亙村經過，進入我伏擊區。我軍再次發起進攻，斃敵百餘人。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而劉伯承偏偏重疊設伏，在同一地點，連續兩次伏擊敵人。奧妙在於劉帥精通用兵“九變”之術，料敵如神，創造出戰史上罕見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