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采納了曾國藩的建議，將長沙協副將清德革職查辦，塔齊布補缺。這次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矛盾不斷加深、激化的結果。在他看來，長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於是，曾國藩將湘勇帶出長沙，並將根據地設在衡陽，欲以此處為立足點，發展湘軍。
鹹豐四年（1854年）十二月，為保江西安穩，湘軍主力移駐江西。
作戰期間，如果沒有軍餉，部隊將無法生存。湘軍保衛江西，軍餉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撫陳啟邁拒不合作，反對提供軍餉給駐紮本省的湘軍。陳啟邁與曾國藩是同鄉還是同榜進士，後在翰林院與曾國藩同事。二人淵源如此深厚，陳啟邁應盡力幫忙才對。然而，此人並不念及舊情，盡管曾國藩派軍力保其管轄省穩定，他也不想出力幫忙。陳啟邁的做法的確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當時，曾國藩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領兵作戰，並不能幹預江西行政，軍餉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此時，湘軍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駐守，防範太平軍，可見湘軍在當時對清政府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儼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國藩此時向清廷提出要求，隻要不過分，清廷豈有回絕之理？曾國藩本想與陳啟邁商議，盡快解決軍餉問題，可誰知陳啟邁不識大體，竟公然與曾國藩唱起了對台戲。
曾國藩已屢屢讓步，而目前形勢又如此緊張，不由憤慨。他立即撰寫一折，向清廷陳述陳啟邁罪狀，請清廷懲之。清政府為了安撫曾國藩，對陳啟邁及其心腹進行了嚴厲的處置。
當忍耐隻是權宜之計，並非長久之選的時候，就是該有脾氣的時候。“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做事情一貫沉默是不可取的，魄力也是成事必備的一種素質。
不妒不求，以耐心應萬事
處事不煩，不急不躁，頭腦清醒才能常保安寧。
耐煩是一種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夠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種處世觀點，唯有無欲者可以做到。正因為無欲，才有心平氣和、與世無爭的態度。
生活中難免遇到很麻煩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樣，必須要處理很多麻煩事。有的人處理一件麻煩事可以，處理兩件麻煩事也還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煩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處理別人的麻煩事還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煩就受不了了。麻煩就要以耐得住相對付。
俗話說，無官一身輕。當官之所以會有煩惱，就是因為麻煩事往往一件跟著一件，推也推不脫，躲也躲不掉，難得清靜，難得自在，難得瀟灑。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訓練自己處事不煩、不急不躁的心態。頭腦清醒才能保持安靜，保持安靜才能穩住部下，穩住部下才能服眾，服眾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揮，才可能獲得成功。不然的話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
曾國藩對“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他以為做官如此，帶兵亦然。他認為耐煩的好處就是從容平靜，從容平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才能安穩如山。
一次，曾國藩率部追擊撚軍。一天夜晚，撚軍突然來襲，湘軍護衛僅千餘人，驚懼不已。幕府文書錢應溥急忙向曾國藩獻計說：“現已半夜，力戰肯定不行，突圍恐怕危險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動，佯為不知，彼必生疑，或許不戰自退。”曾國藩於是高臥不起，錢應溥也鎮靜若常。守護曾國藩的衛兵見主帥若無其事，於是也都平靜下來，恢複常態。撚軍見狀，果然懷疑曾國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進，最終匆匆撤去。
曾國藩還曾經說，吳竹如教誨他說“耐”，其意是要讓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鎮靜下來，達到虛靜的境界，以漸漸地向“耐”靠近。可見，耐心的求教於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後世學習的。
曾國藩曾在《批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中說：“本部堂常常用‘平實’二字來告誡自己。想來這一次必能虛心求善，謀劃周全以後再去打，不會是像以前那樣草率從事了。官階有尊卑，閱曆有深淺，這位主簿一概置諸不問，本來是個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沒有學問自誇有學問，誌向很高但不去實踐，氣虛幾乎是不能審，讓他去辦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況於打惡仗那樣的危險呢？”
耐性是一種看起來平實無華，實際上意味深遠的特性。它與學問、誌向都有關係。
世人所說的豪傑人士，基本是抱著濟世之才，矢誌不渝，利祿不能動搖他的心，艱難危險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氣。曾國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義人士，個性爽直卻都不免氣躁，所缺少的正是一個“耐”字。為此，曾國藩告誡眾人，人要自強，但首先應該耐得住日積月累的磨煉。又如：“凡是做一件事，無論艱險還是平易，都必須埋頭去做。掘井隻要不停地去挖，終究有一天會出水的……如果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僅對於用兵一無所成，就是幹別的事也會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這裏說的是人應當有耐心。
為了去掉好勝好名的私念，曾國藩常用“不妒不求”作為治心的重要內容。他說：“我這一輩子粗讀儒家經典，看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謂‘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養，忌妒人的人又怕別人有修養’的人就屬於這一類。求，就是貪利貪名，懷實懷惠。所謂‘沒得到的時候想著得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屬於這一類。”